高巍代表

　　　潘碧灵委员

　　　高吉喜委员

　　　冯帆代表

　　3月5日，生态环境法典草案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生态环境法典是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编纂生态环境法典是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立法进展。如何看待编纂生态环境法典的意义和价值？这次提请审议的草案又有哪些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特点和亮点？让我们听听来自法律和环境领域的部分代表委员的观点。

　　编纂生态环境法典：时代所需，法治所向

　　“在民法典之后，我国将第二部法典的编纂聚焦生态环境领域，绝非偶然，而是顺应时代发展、回应人民期盼、落实党中央部署的必然选择，其意义重大且深远，同时具备坚实的编纂基础。”全国人大代表、云南大学法学院教授高巍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编纂生态环境法典是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集中体现，是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必要举措。

　　谈及新时代生态法治建设的现实需求，全国政协委员、湖南省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常委潘碧灵表示，进入新时代，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已从重点整治转向系统治理、从末端治理转向源头防控，这对生态环境法治建设提出了体系化、协同化、刚性化的更高要求。“现行生态环境领域法律多达30余部，行政法规、规章与地方性法规更是达上千件，亟须通过法典化实现从‘物理整合’向‘化学融合’的跃升。”他认为，作为全面依法治国的标志性立法，生态环境法典编纂承接民法典的法典化经验，推动生态环境领域从单行法堆砌走向体系化整合，真正实现理念制度化、制度法典化、治理法治化。

　　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成效，全国政协委员、生态环境部卫星环境应用中心首席科学家高吉喜有着深刻体会：“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发生了极大改善，这种变化在全世界都是绝无仅有的。”他表示，这种历史性改善不仅得到国内公众的广泛认可，也获得国际社会的高度肯定。生态环境法典的编纂，既是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成果的法治固化，也是向全世界展示我国坚定走生态文明之路的意志和决心，彰显了我国作为全球大国的生态责任与担当。

　　凸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直击百姓关切，明确实践路径

　　潘碧灵委员曾担任湖南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结合自身工作经验仔细研究了草案后，潘碧灵委员告诉记者，草案最大的亮点在于凸显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立法理念。

　　“草案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与系统治理，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动生态环境治理从传统的‘小环保’模式转向‘大环保’的整体格局。”他指出，草案在系统整合现行法律规范的基础上，删除了矛盾和重复条款，将绿色低碳发展单独成编，形成“总则—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法律责任和附则”五编科学合理的完整结构，显著增强了法律制度的系统性、整体性与协调性。

　　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律师协会副会长、国浩律师（南昌）事务所主任冯帆从群众权益保障的角度解读了草案的民生亮点。“草案以专编形式确立绿色低碳发展相关法律制度，对碳达峰碳中和、生态保护补偿、环境风险防控等作出刚性法律规范，让生态保护有了更系统、更权威的法治依据。”她表示，草案进一步降低了群众环境维权门槛，强化对蓝天、碧水、净土的全方位保护，直击老百姓最关心的居住环境、饮水安全、空气质量等现实问题，真正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立法理念。“生态环境法典通过后，对群众而言，生态环境将不再是抽象概念，而是写进法典的法定权利，身边的污染有人管、环境损害能维权，美好生活更有法治保障。”

　　除了理念与制度创新，高巍代表还重点关注草案中的责任构建内容。他认为，在法律责任构建上，草案强化了企业主体责任与政府监管责任的衔接，健全了生态环境行政处罚、公益诉讼、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等多元追责机制，加大对严重违法行为的惩戒力度，强化追责刚性与震慑效果，构建起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的责任落实体系，确保法律规定真正落地生根、发挥实效。

　　在高吉喜委员眼中，草案最具实践意义的亮点，是明确了生态保护与环境改善的实践路径——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不再过度依赖末端治理，而是要在发展过程中主动破解环境问题。我们一直强调不走‘先污染后治理’路子，法典的出台，为实现这一目标奠定了更加坚实的法治基础。”他补充说，法典立足国土空间整体布局，对优化空间布局、调整产业结构作出明确规定，明确要求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强化青藏高原生态屏障区、长江重点生态区、黄河重点生态区等区域保护，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实现生态保护与空间发展的有机统一，这也是从源头上预防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的重要举措。

　　搭建协同治理框架：凝聚合力守牢生态法治底线

　　生态环境法典草案不仅完善了生态环境领域的实体性规则，更通过明确条款确立了健全的司法保障体系，为法典落地实施提供坚实支撑。

　　草案明确了司法机关的具体职责：法院需推进生态环境专业化审判机制建设，依法公正审理相关案件；检察机关应强化检察监督，主动履职担当；各机关需加强协同配合、依法追究违法责任，共同构建起“执法+司法+监督”的协同治理框架。在责任追究方面，法典明确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磋商、诉讼流程，规定检察机关可在相关部门未依法履职时，代位提起诉讼，同时严格落实过罚相当原则，为司法办案提供了清晰明确的法律依据。

　　对此，高巍代表表示，这些细化的责任规定，有效破解了以往生态环境案件“追责难、执行难”的突出问题，让生态法治更具刚性。冯帆代表认为，将检察监督写入草案，不仅强化了其法定地位，更体现了构建起事前预防、事中监督、事后追责修复的闭环监督格局的鲜明导向，有助于凝聚各方力量共同筑牢生态权益保护防线。

　　“检察机关曾多次与我们开展合作，运用卫星遥感技术还原污染破坏现场、排查生态问题。”高吉喜委员结合自身工作实践介绍，遥感技术具备全覆盖、可回溯、可量化的独特优势，能够精准还原污染、破坏现场，为案件取证提供“铁证”，在秸秆焚烧、自然保护地破坏等各类生态环境案件中均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前，遥感技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大幅提升了检察公益诉讼履职效率，卫星遥感技术已成为检察机关开展公益诉讼工作的重要辅助手段，为精准履职提供了科技支撑。”高吉喜委员对检察机关更好发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助力美丽中国建设充满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