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云河

　　考古学家安特生

　　虽然我国历史悠久，有着数量庞大且灿烂无比的文化遗产，但严格说来考古学不能算是我们的特产学科，甚至并不起源于中国。事实上，考古和物理、化学、生物一样，一直到近代才作为建制学科被引进。尽管我国古人对相关现象早有认知，但始终没有将其独立发展成专门的学科。

　　金石学与考古学的交汇与远离

　　从清朝中叶到清晚期，金石学有过一段辉煌的时光。随着考古学的传入，它们俩一开始处在一个互相滋养又彼此博弈的矛盾状态，此后金石学因不适应新式高等教育体制而逐渐退场。

　　然而，即使在本土金石学与西方考古学共存于世的那段时间里，考古学也没能够在中国大地上应运而生，这真是巨大的遗憾。因此，如果想对考古学追根溯源，还是得去西方寻找答案。

　　无论哪个国家、哪个民族，人类对于自身过去的好奇心都是相通的。在西方，考古学出现的基础也是长期以来人们对古遗址的探索和思考，这里面当然包含盗墓以及其他对古物的搜寻和占有行为，与我们的先祖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

　　从19世纪开始，西方的田野考古发展迅速，地质学的进步与进化论的出现更是让考古学如虎添翼。1863年，意大利考古学家菲奥雷利第一次改变了对庞贝古城的发掘方法，他开始注重对古城中全部遗迹的揭露和保护，认真对待所有的出土物，不论它们是否精美或值钱，甚至设法用石膏来复原当时的遇难者。此外，地层的记录、研究成果的披露和遗址博物馆的建立，也在这时开始得到重视。

　　菲奥雷利认为，考古发掘不能局限在肤浅的寻宝中，而是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也就是复原历史。后来，德国考古学家库尔提乌斯主持发掘希腊的奥林匹亚遗址，以及另一位德国考古学家谢里曼发掘特洛伊城，无不是吸收了菲奥雷利的理论。地层学、类型学、田野考古操作原则，以及如何绘图、如何给文物断代、如何编写报告……这些专业的理论方法和规范相继问世，一位又一位考古学家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将这个学科建立得越来越完善。与此同时，中国的金石学家还困在代代相传的固有思路中苦苦挣扎。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国子监祭酒王懿荣首次在中药材“龙骨”上发现了甲骨文的踪迹，随后他开始有目的地大量收购“龙骨”，从此展开了对商代甲骨的珍藏、鉴别和研究。

　　同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已经在新疆的沙漠深处发现了古楼兰遗址，并找到了一百多枚汉晋简牍。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金石学家罗振玉百般探访，终于得知甲骨的出土地是河南安阳，他考证出这里就是文献记载的商代殷墟；就在两年前的1906年，航空考古学已经出现在欧洲，学者开始借助飞行设备来拍摄已知的古迹并寻找未知的古迹……这样巨大的差距足以让国人望洋兴叹。

　　他首将考古学理论引入中国

　　很明显，中国考古学诞生的最大障碍是研究者始终远离发掘现场，以及自然科学发展的落后。落后注定是要挨打的。

　　以敦煌莫高窟为例，英国人斯坦因、俄国人奥登堡、法国人伯希和、日本人大谷光瑞等，乱哄哄地你方唱罢我登场，共同洗劫了敦煌文物。这场文化灾难留下的伤痕至今都让我们隐隐作痛。可以想象，当时的中国学者面对外国强盗劫掠后的扬扬自得，无异于遭受了酷刑。但是抱怨自己的无力和渺小是无用的，中国学者咬紧牙关在无边的迷雾里前行。他们不知道的是，不知不觉中，离中国考古学的诞生只有一步之遥了。

　　1914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被北洋政府聘为农商部矿政顾问。和同时代那些不远万里来探险、挖宝的所谓“汉学家”不同，安特生的目标并不是中国古代文物，他像中国政府所期待的那样，专注于中国地质研究和矿产资源调查。短短几年内，安特生就在河北省宣化发现了大量的赤铁矿，为中国近代钢铁企业——龙烟铁矿股份有限公司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家企业在新中国成立后发展成大名鼎鼎的首钢集团和河北钢铁集团宣钢公司，由此可见他的专业能力之强。因为不负使命，安特生受到了北洋政府的大力嘉奖。

　　不过，随着在中国的时间越来越长，安特生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在军阀林立、战事频繁的环境里能做的十分有限。无奈之下，安特生将精力转移到了同样需要在地层里找东西的古生物学和考古学。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安特生的转行非常成功，甚至比他作为地质专家的本职工作更加出色。

　　如今，只要提到人类起源，人们大多会想到距今70万年至23万年的北京猿人。但鲜有人知的是，北京猿人的发现和安特生有直接关系。他先是见证了北京周口店鸡骨山发掘出动物骨骼化石，然后亲自到周口店参加化石发掘。1926年，安特生确认自己找到了一枚古代猿人的牙齿化石，这是当时中国大地上找到的最古老的人类化石。于是，作为北京猿人遗址发现者的安特生，瞬间蜚声国际，成为一位享誉世界的科学家。

　　除此之外，还有一座位于河南省渑池县的普通村庄，也因为安特生的意外发现震惊了全球学界，这就是与他结下深厚缘分的仰韶村。

　　当年，安特生四处奔走考察时，仰韶村流出的大批石器引起了他的重视。1921年10月，得到中国政府许可的安特生和其他几位本土学者到仰韶村开始正式发掘。在这次工作中，他首次把先进的考古学理论、工具和操作方法引入中国，带领中国考古学走入全新的纪元。最终，这个考古团队在仰韶村找到了一处大型史前遗址，清理出极具代表性的彩陶片和石器，用客观的物质遗存证明了中国史前文化的存在。他们发掘的这片遗址，从此被命名为仰韶村遗址，它所代表的仰韶文化已经成为探讨中华文明起源时必不可缺的重要证据。

　　中国考古学由此奠基

　　这件事放在当时的时代洪流和剧变之中似乎并不起眼，却标志着考古学正式进入了中国。安特生不但是“仰韶文化之父”，更是中国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可惜，受到欧洲中心论的影响，安特生一开始错误判断了中国彩陶的来源，提出了“彩陶文化西来说”，而这个假说很快就被西方学者扩大为以彩陶为代表的中国史前文化来源于西方的学说。这样的说法深深刺痛了所有中国学者的民族自尊心，以至于在很多年后的今天，依然有人因为这一观点全盘否定安特生的成就与贡献。

　　时至今日，不妨客观地分析这一事件。首先，安特生是根据手头掌握的考古材料做出判断，在没有其他有力证据的前提下，仰韶彩陶与西方彩陶在造型、图案等方面确实极为相似。另外，安特生误认为仰韶文化的年代晚于巴比伦等地区，之后他又错误判断了自己在甘肃发现的齐家文化的年代，把齐家文化认成了早于仰韶文化的遗址。于是，从西方到甘肃再到中原腹地，这一条看上去似乎合理的彩陶传播路线在他的脑海中逐渐形成。其次，他提出的“西来说”，本来只是针对彩陶文化，而不是整个中国文化，而且他一再声明自己的想法只是一种假说。但是，当时的整体文化背景就是欧洲中心论，中国积贫积弱，西方文化在几乎任何一个领域都具有绝对优势，所以安特生的“彩陶西来说”也被发酵成“中国文化西来说”，超越了学术本身，带来的负面影响大大超出了安特生的预计和控制。最后，随着我国考古事业的发展和更多考古材料的面世，安特生坦率地承认了旧观点的错误，实事求是地肯定了华夏文明发端于中国大地。

　　在学术史上，很多学者在研究初始阶段都会因为缺少参考材料而出错，但绝非所有人都有勇气像安特生这样承认错误、修正观点。如果一位学者做到这种程度还要被抨击诟病，那么学术研究的魅力也就荡然无存了。

　　曾经，东西方探索本源的道路都是黯淡无光的。后来，我们更早地看到了一些光亮，却一直找不到出路，而西方学者后来居上，率先走到了正确的出口，开始了在阳光下正式攀登考古学高峰的旅程。可惜在那个时候，中国学者仍然困在幽暗中彷徨，甚至还遇到过不少趁火打劫的流氓强盗。好在天助自助者，我们终于与安特生这样善意引路的前辈相遇。按照前辈的经验和建议，中国学者终于走到了西方考古学家都曾到达的那个地方，迎来了属于我们的第一场日出。

　　拓荒不易，中国考古学诞生后面对的绝非大好前景，而是一段更加艰辛的旅途。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勇敢迈出第一步永远是至关重要的。

　　（作者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研究员）

　　【节选自《地下有知：用墓葬带你走进考古之门》，中信出版集团2025年1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