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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时报记者 卢梦雪 北京报道

药品集中带量采购，被誉为深化医改的“关键一招”。自2018年以来，国家层面已组织开展11批化学药品集采，覆盖近490个品种，平均降幅约50%，每年节约药品支出超百亿元。

在这一大背景下，中成药集采也在稳步推进——2022年至2025年，全国已开展四批中成药集采，覆盖约303个品种，平均降幅同样超过50%，在降低群众用药负担的同时，也倒逼中医药企业聚焦药材质量与生产工艺，推动产业规范升级。

然而，集采的“红利”是否真正落到了每一位患者身上？低价中选的药品是否真的被医疗机构足量采购、优先使用？零售药店和民营医院的药价是否与公立医院“同频共振”？这些问题，仍是当前中成药集采落地过程中亟待破解的难题。

全国人大代表、晨光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卢庆国在长期调研中发现，中成药集采在实施中仍存在量价挂钩不刚性、覆盖范围不足等堵点。为此，在2026年全国两会上，他提交了《关于完善中成药集中带量采购机制 推动中医药高质量发展的建议》，呼吁推动中成药集采机制完善，让集采政策真正惠及广大群众，让中医药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走得更稳、更远。

中成药集采政策有待完善

“集采的核心逻辑是‘以量换价’，但现实中，中标价格与采购量的对应关系并不明确，削弱了‘以量换价、优先低价’的政策导向。”卢庆国在调研中发现，当前中成药集采带量模式在落地实施过程中，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挑战和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削弱了集采政策的导向作用，也让集采红利的释放受到限制，未能充分发挥推动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最大效能。

中标价格与采购量对应关系不明确，成为中成药集采的首要堵点。卢庆国在建议中强调，“以量换价、优先低价”是药品集采的核心原则，而这一原则的落地，需要刚性的量价挂钩机制作为支撑。在部分中成药集采落地过程中，由于缺乏对采购量的刚性约束，企业虽然以低价中选，却难以获得预期的市场份额。一些医疗机构在报量环节存在“虚报”“漏报”现象，甚至在实际采购中倾向于使用非中选的高价药品，导致低价中选产品的采购量缺乏刚性保障。这种现象影响了企业对集采政策的信任度和参与积极性。

集采覆盖范围不足，中成药“三进”政策落实不到位，是另一大突出问题。

目前，中成药集采的覆盖范围主要集中在公立医疗机构，而民营医院、基层卫生室、零售药店等购药渠道尚未被全面纳入集采体系，这些渠道的中成药采购价格依旧偏高。这就导致一个尴尬的现实：群众在不同就医购药渠道面临着不同的价格，在公立医疗机构能享受到集采的低价优惠，而在民营医院就诊或零售药店购药则难以同等享受红利，形成了“渠道不同、价格不同”的现象。同样一种中成药，患者在公立医院开药，价格低廉；但在民营医院或药店购买，价格却可能高出数倍。

卢庆国指出，群众在不同渠道购药难以同等享受集采红利的现状，不仅让集采的普惠性大打折扣，也违背了药品集采让全体群众共享改革成果的初衷，同时也制约了中选中成药的实际使用率，未能充分发挥集采政策在降低整体医药费用、减轻群众综合用药负担方面的作用。

多措并举完善中成药集采机制

针对中成药集采实施过程中存在的堵点和问题，为进一步完善中成药集中带量采购机制，让集采政策真正落地见效，充分释放改革红利，推动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卢庆国结合调研实际，提出了一系列针对性的建议。

一是完善量价挂钩机制，刚性落实“以量换价”。

卢庆国建议，国家医保、卫生健康等部门在制定中成药集采政策时，明确中标价格与约定采购量的刚性对应规则，督促医疗机构精准如实报量、严格按量采购使用，确保低价中选产品获得足额采购份额，稳定企业预期，真正实现“以量换价、量价协同”，维护集采政策的严肃性和可持续性。

二是强化监督执法与激励约束，压实定点机构使用责任。

卢庆国建议，赋予医保部门更强监管执法权限，明确要求医保定点社会办医疗机构、零售药店优先采购同组日均费用最低的集采中选药品，实行“报量、采购、使用”全链条闭环管理。对报量不实、拒不执行或落实不到位的机构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同时健全集采药品使用考核、激励与约束机制，强化日常监督，确保政策执行不打折扣、落地见效。

三是扩大集采覆盖范围，实现全渠道同价普惠。

卢庆国建议，稳步扩大中成药集采覆盖面，在全面覆盖各级公立医疗机构（含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军队医院）的基础上，将医保定点非公立医疗机构、零售药店统一纳入集采体系，提升中选药品实际使用率，保障群众在各类就医购药渠道均能享受同等集采价格优惠，更大程度发挥集采政策在降低医药费用、减轻群众负担、促进中医药高质量发展的积极作用。

责任编辑：冯樱子 主编：张志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