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看懂经济

　　2026年2月26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四川监管局的一纸批复，正式核准王成担任四川天府银行行长。

　　这场历时五个月的任职资格审批，终于为这家四川第三大城商行的高管拼图补上了关键一块。

　　五个月前，四川天府银行原行长钟辉辞任转任副董事长；五个月后，拥有30年股份制银行从业经验的“金融老兵”王成正式接棒。

　　时间节点的巧合颇具深意。

　　此时的四川天府银行，刚刚完成一场脱胎换骨的变革：2024年增资扩股50亿元，蜀道集团等国资股东入主，国有资本占比从不足20%跃升至71.29%。

　　从南充市商业银行到更名后的四川天府银行，从混合所有制到国有绝对控股，从2020年赚8.46亿到2022年净利润腰斩——新行长的到任，恰逢这家银行二十余年发展历程关键的节点。

　　一纸任命书的背后，是一连串亟待解答的业绩考题。

　　下行曲线：业绩滑坡背后的“阵痛”

　　翻开四川天府银行近五年的成绩单，是一条清晰的下行曲线。

　　收入端持续萎缩。2020年，该行营业收入达到43.25亿元，净利润8.46亿元，此后便一路下滑：2022年营收跌至30.17亿元，净利润更是腰斩至3.23亿元，较2020年暴跌62%；2023年营收进一步萎缩至24.6亿元；2024年净利润3.34亿元，尚不及2020年的一半。

　　五年间，光净利润这一项就下滑了60.5%。

　　比数据本身更值得追问的是：钱从哪里消失了？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深入拆解银行的盈利结构。

　　一方面，息差收窄是核心病灶。据企业预警通计算，四川天府银行的净息差从2020年的2.19%一路下滑至2023年的0.83%。同期，生息资产收益率从5.85%降至4.25%，而计息负债成本率仅下降0.17个百分点。

　　也就是说，收入端与成本端的“剪刀差”持续扩大，吞噬了盈利空间。2024年，该行通过主动负债管理，将存款付息率从年初的2.96%压降至2.51%，这才稳住阵脚。

　　另一方面是，资产质量的持续承压。息差收窄固然是行业共性难题，但对四川天府银行而言，比息差更令人生忧的是资产质量对利润的侵蚀。

　　该行的不良贷款率长期徘徊在2%以上，2022年更是达到2.69%的峰值。尽管2024年回落至2.10%，但仍高于行业平均水平，潜在风险尚未完全出清。

　　一系列数据的背后，是四川天府银行从“规模扩张”到“内涵发展”转型期的阵痛，更是民营股东主导时代遗留的风险集中释放。

　　旧模式的代价：风险暴露与治理困境

　　业绩滑坡从来不是孤立事件。

　　股东层面的连锁反应最先浮现。截至目前，该行前十大股东中的四川明宇集团被限高、南充联银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成都枫之林贸易有限公司沦为“被执行人”。

　　股东信用危机的传导效应，直接冲击了银行的声誉与资本稳定性——毕竟，银行的信用，某种程度上是股东信用的延伸。

　　图：企业预警通

　　股东风险只是冰山一角，更系统性的问题体现在合规管理上。

　　在2025年这一年，2月成都分行因违反账户管理规定被央行四川省分行罚款350万元；9月，贵阳分行因9项违法违规事实（含反洗钱、账户管理、数据安全管理等）被罚263.5万元。

　　这些处罚暴露出该行在内控合规、风险管理上的系统性漏洞。

　　风险持续暴露，资本的承压便成为必然结果。

　　2022年，该行资本充足率跌至9.78%，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8.22%，已逼近监管红线。若非2024年紧急增资扩股50亿元，资本充足率回升至10.6%，该行或将面临业务收缩甚至监管干预的风险。

　　这些困境的根源，在于民营主导时期“规模至上”的发展模式——快速扩张的跨区域经营、激进的同业业务、松散的股东管理，最终在宏观经济下行与监管趋严的双重压力下反噬自身。

　　国资入主与新帅破局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024年的增资扩股成为四川天府银行命运的转折点。

　　蜀道集团以23.35%持股成为第一大股东，国有资本合计占比跃升至71.29%，银行性质从“混合所有制”转变为“国有控股”。

　　转变的意义，远不止于资本层面的“补血”。

　　蜀道集团作为世界500强企业，拥有雄厚的基建、交通产业资源。国资入主不仅带来了50亿元的资本“及时雨”，更重塑了银行的战略定位——从追求规模扩张转向深耕地方、服务实体经济。

　　截至2025年末，该行总资产达2642亿元，普惠贷款余额超800亿元，累计服务小微客户超10万户，推出“天府惠商贷”“小微科创贷”等线上化普惠金融产品，数字化转型的标签日益清晰。

　　这些变化，正是战略转向的早期成果。

　　同时，战略转型需要与之匹配的掌舵人。新行长的到任，正是这一转型的关键配套。

　　这位行长拥有近30年银行从业经验，曾经供职于民生银行贵阳分行、浙商银行成都分行等，兼具市场化经营思维与西南区域深耕经验。

　　这种“股份行打法+本土洞察”，恰好契合天府银行“国有底色+市场化机制”的新定位。

　　结语

　　业绩的谷底，往往是变革的起点。

　　四川天府银行的二十四年，也是中国城商行群体发展的一个缩影：从信用社重组起步，经历更名扩张的高光，遭遇民营资本退潮的阵痛，最终走向国资主导的稳健。

　　站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这家银行面临着行业性的息差收窄、区域性的竞争加剧、自身的历史包袱三重压力。

　　但与此同时，国资股东的强力支撑、高管团队的配齐，又为其提供了难得的窗口期。

　　在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的大背景下，这家银行能否凭借国资赋能与市场化机制的结合，重新找回增长的节奏？这不仅关乎自身的命运，也将为西部中小银行的改革提供一个值得观察的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