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2月底通过了旨在扩大防卫装备品出口范围的建议草案。草案提出，废除此前将装备品出口限定在救援和运输用途的“5类标准”，原则上允许出口战斗机、护卫舰等具有杀伤能力的武器。据日媒报道，这份草案预计3月初提交给政府，今年春季就可能生效。

这并非日本首次放宽武器出口限制。早在2014年，安倍晋三内阁就将“武器出口三原则”修改为“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同时将之前近50年间的出口审批机制由“原则禁止，例外审批”调整为“原则允许，例外禁止”。此后，岸田文雄内阁于2023年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作出修改，允许向获得生产许可的授权国出口武器。如今，随着高市早苗政府新的操弄，“不向冲突当事国出口武器”的最后红线也将被废除。

日本再次寻求大幅放宽武器出口限制，背后存在国际与国内层面的多重考量。在国际层面，美国虽然口头上提供安全承诺，但日本战略界和政策界多有怀疑。为此，日本近年来加快实施“准同盟”战略，试图通过签署防务协议和加强武器出口等来强化与菲律宾、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军事绑定，寻找美国之外的潜在“替代选项”。在国内层面，日本右翼势力一直鼓噪，称“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限制了日本防卫产业发展。2024年日本主要军工关联企业总销售额增长40%，达到133亿美元，但日本国内右翼舆论仍在抱怨与国际主要军工企业相比“相去甚远”。以强化本国防卫产业体系为借口推动放宽武器出口限制，实际上将方便日本推动自身“再军事化”进程。

在俄乌冲突延宕过程中，日本跟随美欧向乌克兰提供非杀伤性军援，自认为已经逐步探明国际社会底线，认为当前国际格局演变为其彻底解禁武器出口限制提供了“机会窗口”。但事实上，日本过去的对外侵略历史使其军事安全动向一直备受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关注，日本背离自身和平主义国际承诺的任何言行都会引起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警惕。

首先，日本放宽武器出口限制违背“专守防卫”原则。过去日本政府将“不出口杀伤性武器”视为坚守和平主义、践行“专守防卫”的具体实践，安倍以及岸田内阁进行修改，尚且保留“5类标准”以及不出口杀伤性武器的限制。此次高市政府推动“破例允许”向冲突当事国出口杀伤性武器，则直接突破“限于自卫目的的必要最小限度”这一底线，明显违背“专守防卫”原则。

其次，日本放宽武器出口限制阻碍相关地缘冲突的和平解决进程。例如，俄乌冲突爆发至今，日本已向乌克兰提供了总计200亿美元左右的援助。此前，日本对乌安全援助的物资限定为非杀伤性武器，但在高市政府推动的新版“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实施后，日本极有可能进一步与乌克兰签订《防卫装备与技术转移协定》，将乌克兰列入可以“破例允许”出口杀伤性武器的对象名单。其实，日本已经表示有意加入北约主导的“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PURL）机制，向乌克兰提供美制弹药与装备。这些举措无疑将加剧俄乌冲突的胶着程度，阻碍政治解决冲突的和平谈判进程。

最后，日本放宽武器出口限制冲击东亚乃至全球战略稳定。东亚地区和平稳定有赖于地区国家的军事和战略克制，而日本推进核潜艇研发、提升“反击能力”等军事扩张图谋，只会引发地区紧张。进一步放宽武器出口限制，只会加剧日本防卫政策的进攻性和不确定性，进而侵蚀地区国家保持战略克制的信任基础，这显然不利于东亚地区和平稳定局势的构建。 

日本此次推动大幅放宽武器出口限制，并非纯粹的防卫产业政策调整，而是国家安全战略进一步危险性转向的重要一步。这意味着日本进一步背弃战后“和平国家”定位，向着“军事外向型”国家冒进。日本右翼势力伺机突破战后国际秩序和国内法约束，谋求“再军事化”，国际社会对此应当予以坚决抵制，携手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作者分别是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商务外语学院、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