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政治地理的学术史，可以围绕政区图来展开。传统的沿革地理，由于对时间断面的不敏感，大量文献考证工作落实到地图上，表现为“曾经在若干年内存在过的政区的集合”，共时性是很模糊的。20世纪50年代开始，季龙师领衔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目标正是表现共时的政区结构，“图形天下”，以一幅图反映一个时间断面的政治区划。该图集的面世，意味着研究范式的转变：沿革地理向政区地理转变的初步完成。自此，历史文献应当在横向层面上精确地“入图”以还原历史实相，成为专业工作者的共识。

20世纪70年代末，我着手研究西汉政区地理，通过多种方法还原郡国的区划分擘、幅员伸缩，呈现一个朝代的政区设置与辖境的动态变化过程。这是政区地理研究理念完整化的一个尝试，其结果是西汉任何一个时间断面的政区结构，都可以在图中得到准确体现。在此之外，这一研究也试图探求变化的原因和规律。譬如，从西汉初到末年，中央、王国、郡、县及侯国的统辖关系的前后变化，与中央削弱诸侯、加强集权的关系。之后几年，我又把有关“原因与规律”的思考扩展到整个帝制时期，从层级、幅员、边界等维度作了整理，撰成《体国经野之道》一书。这是对由政区地理研究延伸出来的一些想法的整理，更是关于一个新的“历史政治地理”领域基本框架的构想。有关边界、政治中心的思考虽未被纳入其中，但对政治区可能涉及的要素，该书作了基本的归纳。此后，我在《中国历史上两种基本政治地理格局的分析》一文中，总结了我国历代政治区的基本结构，不外乎分块式结构的“九州制”与圈层式结构的“五服制”。不同于政区地理研究可以直接“入于图”，这些解释与构想不再是政区图可以直接呈现的，而是“出于图”，是对图背后的权力关系的揭示，需要放在更具体的历史场景中充实与发展。

《职方辨九州：两宋政治地理研究》的作者余蔚所选择的宋代，是一个很合适的时代。东汉以后发展起来的三级制，在隋朝恢复为二级制，二百余州的基盘，猛然收束到朝廷，后者对地方的管理难度很大，因此重新增加一个层级，势所难免。回归三级制的过程很长，两宋三百余年在其中处于关键位置。不同于以往的三级制，两宋高层政区多个机构的并立分权，以及新产生的几类机构作为代管者介入朝廷与部分高层政区之间，导致由朝廷到县的管理体制，以空前绝后的复杂模式展开。通常情况下我们会注意到的影响政区和行政机构设置的因素，在两宋基本都有体现。这个时代的制度构架，最充分、最细腻地勾画出不同权力主体之间的关系。这是宋代地方行政制度研究的特殊意义所在，给作者由制度到运作、结构研究的逐层推进提供了巨大空间。

宋代政区已有专门研究，余蔚避开了较为成熟的统县、县级政区建置沿革问题，而把论述重点放在职权与关系上。他尤其关注高层政区以及层级更在其上的准政区，和相应的机构，因为这些处在朝廷与地方权力流动的关键位置，并由此提出很有启发性的见解。例如，路一级的监司通过“巡历”制度，对统县政区的监控达到无所不至的地步，而监司之间又在分工、合作之中，达成了一种相互牵制的关系，这种由行政组织的建置导向运作机制的研究思路很具创意。又如军政型、财政型的准政区，与行政区形成“镶嵌”的状态，并使地方机构增至四个层级，无论是区划之间的空间关系还是权力关系，都发生了极为繁复的变化。作整体的观察，可发现权力是由朝廷和基层政区向地方最高一级的准政区流动。而这一趋势，是朝廷在不同时期为应对内部需求和外部危机有意推动的。

余蔚研究政治地理的志趣，更多地在于解释与分析隐于图下的事实。他紧扣“权力”这一核心概念，将研究重心放在政治区以上，不为其所囿，跳出考证层面，作多角度观察和全局性思考。

他的这一志趣同样体现于《中国行政区划通史·辽金卷》的研究中。较之宋代的研究，这一卷在政区考证上用了相当大的篇幅，从实证研究中抽取出线索，对辽、金政区制度甚至其他政治制度作了全新的阐释。他构建的两代地方制度的总框架，与我们以往所知者相比，呈现出结构性的差异。在这套丛书的体例要求之外，或许是北族的政区和相关政治制度的研究，需要修正和补缺之处更多，因此，这一研究的关注面比两宋的研究铺得更广，但对国家层面的政治空间结构的全貌与构建过程的求索，是始终一贯的。

这种“眼光向上”的习惯，使作者余蔚始终不乏对“全局”或“整体”的关怀。在“整体”的视野之下，他对不同朝代的研究各成系列，并尝试做过初步的比较研究，提出一些新想法。若眼光继续向上，还可以有一个更大的“整体”，也就是拢括辽、宋、金、西夏甚至元等政权的大时代。不同政权的空间界隔，并不能理所当然地成为历史政治地理研究的桎梏。若在跳出政区之后，进一步跳出边界，把传统华夏疆域当作一个整体来观察，我相信会有更多值得期待的发现。

（作者为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

来源：北京日报客户端

作者: 周振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