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现代金融研究）

随着数字经济成为全球竞争的战略高地，中国政府通过顶层设计推动税收征管体系向数字化、智能化方向转型。以“金税三期”为代表的税收征管数字化改革，通过大数据分析和全流程监控重构企业行为模式，并可能影响企业与金融市场之间的信任关系，进而重塑企业融资生态。现有研究多从信息透明度提升出发讨论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企业融资的影响，但较少深入分析其如何通过治理企业融资后的潜在道德风险来缓解融资约束。事实上，企业获得融资后可能由于缺乏有效监督而出现财务操纵、资金挪用或虚增项目回报等机会主义行为，损害债权人利益。税收数字化征管的实时监控与跨部门数据协同能力，能够动态约束此类行为，降低金融机构放贷后的监督成本与坏账率预期，从而提高放贷意愿并减轻企业融资难度。

本文首先构建了企业融资理论模型，探讨税收征管数字化如何通过降低外部投资者事后监督成本，抑制企业融资后的道德风险，从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然后基于2007-2016年全国税收调查数据，以“金税三期”在全国分步推广为准自然实验，实证发现政策实施后企业获得更多信贷融资，融资成本显著下降，且上述效果在多种稳健性检验下保持一致。进一步利用企业规模、高新区属性及企业到税务局距离等变量开展机制检验，结果一致支持“降低监督成本—抑制道德风险—缓解融资约束”的机制。

与既有研究相比，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本文构建了一个嵌入企业与投资者双边最优决策的理论框架，论证税收征管数字化如何凭借信息透明度提升与验证成本下降，降低投资者对企业的事后监督成本，进而抑制企业融资后的道德风险，最终缓解企业在金融市场上的融资约束。第二，本文以“金税三期”工程的全国推广作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识别策略检验发现，税收征管数字化显著抑制了企业的道德风险行为，进而有效缓解融资约束并降低融资成本，为评估中国税收征管数字化改革的积极效应提供了基于微观企业层面的证据。第三，本文系统阐释“金税三期”以融资后行为合规化为核心机制，重塑企业现金流透明度与信息可靠性，进而优化整体融资环境，这不仅为理解税收征管数字化与金融市场效率的联动逻辑提供了新的微观证据，也为探讨数字化监管工具与金融治理体系的协同创新提供了理论依据。

本文结论为理解数字政府建设与微观经济个体行为的关系提供了基于中国制度背景的理论解释和经验证据，肯定了数字政府建设带来的积极社会意义。同时，本文的结论对当前如何借助数字化治理来促进金融市场完善、营造有利于企业发展的经济环境具有重要的启示和政策参考价值。本文的结论进一步佐证了税收征管数字化的实时监控与跨部门数据协同能力，能够动态约束企业融资后可能出现的代理人问题和机会主义行为，进而降低金融机构放贷后的监督成本和坏账率，这反过来增加金融机构的放贷意愿，减轻企业在市场上的融资难度。税收征管数字化这一政策显著缓解了金融市场上银企之间由于信息不对称引起的道德风险问题。这表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特别是将数字化建设与财税政策、产业政策施行相结合，更有利于产生积极的经济效果。

【作者简介】杨中超，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杨晟涵，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本科生；聂军，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顾夏铭，辽宁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此为文章精粹，全文刊载于2026年第2期《现代金融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