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雍和宫大街西侧，藏着一条不算起眼却故事满满的箭厂胡同。它全长三百一十八米，宽八米左右，沥青路面平平坦坦，北头连着热闹的五道营胡同，南头挨着书香氤氲的国子监街，东边能通到箭厂北巷、箭厂南巷，西边则连着后肖家胡同、前肖家胡同那些同样带着老北京味道的小巷子。若是你逛完雍和宫，不想挤在五道营的人潮里，沿着国子监街往西拐，几步就能走进这条胡同。

现在咱们叫它箭厂胡同，但在乾隆年间，它还没有一个正式的胡同名号，那会儿，这里只是国子监西墙外的一片空地，而这片空地，可不是普通的闲地，是专门给国子监的学生们练习射箭习武的地方，当时还修建了一座箭亭，供学生们休息、整理弓箭。要是翻出乾隆十五年的京城全图，就能在国子监西墙外清晰地看到“箭亭”两个字，这也是箭厂胡同名字最初的由来。

可能有人会纳闷，国子监不是教书育人、传授儒学的地方吗？怎么还让学生们练射箭呢？咱们老祖宗讲究“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这“射”可是古代读书人必须掌握的技能之一，就连孔子都说，君子若是有竞争，那也该是射箭的时候，上场之前相互作揖谦让，射完之后一起饮酒，这种竞争才是君子之争。所以，古代的国子监，可不只是培养只会死读书的书呆子，而是要培养既能提笔安天下，又能挽弓定乾坤的栋梁之才。

明太祖朱元璋当年就曾下令，全国各地的府州县学校，都要设置射圃，也就是练习射箭的场地，还要举行乡射礼，国子监作为全国最高学府，自然也不能例外。北京的国子监始建于元朝大德十年（1306年），到了明朝正统九年（1444年）重修，弘治十四年（1501年）又修建了围墙和学生食堂，而它的射圃，就设在西院，是一个东西窄、南北长的狭长院落，也就是现在箭厂胡同的位置。

根据《仪礼·乡射礼》里的记载，乡射礼有一套繁复的程序，先是官员和士子们坐在堂上举行饮酒礼仪，然后再到射圃里观看射手射箭。射手都是从国子监的学生里挑选出来的，六个人分为三组，轮番进行三轮射击，每轮每个人射四箭，第一轮算是热身，不计成绩，后两轮才正式统计中靶数量，中靶多的人才能取胜。射完之后，观礼的官员和士子们也会亲自上场射箭，最后大家一起饮酒会餐、奏乐唱歌，整个过程庄重又热闹。而且还有规矩，射手射箭的时候，报靶员要躲在箭靶侧面的皮盾后面，司射员还要大声提醒射手“无射获，无猎获”，意思就是不许朝着报靶员射箭，也不许恐吓报靶员取乐，这就是儒家讲究的“君子之争”。

乾隆皇帝更是重视骑射，他要求后世子孙都要遵循满洲旧制，熟练骑射，不能有丝毫懈怠。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子监的射圃就更热闹了，每天清晨，天刚蒙蒙亮，就能听到这里传来的弓弦声，国子监的学生们身着长袍，手持长弓，引弓搭箭，利箭破风而出，射中靶心的欢呼声、老师的指点声，交织在一起，成了当时京城北部一道独特的风景。那会儿，人们就习惯把这片射圃叫做“箭厂”，“厂”在这里不是工厂的意思，而是指宽敞的场地，久而久之，“箭厂”这个名字就流传了下来。

时光一晃，就到了清宣统年间（1909-1912年），世道开始动荡，国子监的办学规模越来越小，乡射礼也渐渐荒废了，曾经热闹的射圃，慢慢变成了市井民居，越来越多的人搬到这里居住，形成了一条小小的胡同。而就在这个时候，胡同的名字也变了，不再叫箭厂，而是改成了“慈悲胡同”。至于为什么要改名叫慈悲胡同，史书上没有明确的记载，没有官方的文件说明缘由，但老辈人代代相传，说这和当时的社会氛围有关。

宣统年间，清朝的统治已经摇摇欲坠，内有农民起义，外有列强入侵，老百姓流离失所，生活苦不堪言，战火纷飞，民不聊生。在这样的乱世里，人们最渴望的就是和平、安宁，渴望能有一份安稳的生活，而“慈悲”二字，源自佛教，代表着慈悲为怀、普度众生，寄托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世间万物的悲悯之情。或许是当时居住在这里的人们，希望能用“慈悲”这个名字，祈求上天庇佑，让乱世早日结束，让老百姓能过上安稳日子；也有可能是当时这里修建了一座小小的慈悲庵，人们就习惯用庵堂的名字来称呼这条胡同，久而久之，慈悲胡同就成了这条胡同的正式名字，而“箭厂”这个名字，就渐渐被人们淡忘了，只留在了老一辈人的记忆里。

这种名字的变迁，其实也是时代的缩影，一条胡同的名字，承载着当时人们的喜怒哀乐，也见证着世道的兴衰荣辱。从箭厂到慈悲，从崇文尚武的太平岁月，到民不聊生的动荡乱世，这条短短的胡同，就这样默默见证着历史的车轮缓缓前行。

1949年，新中国成立了，老百姓终于迎来了期盼已久的和平，慈悲胡同这个名字，也被继续沿用着，仿佛在延续着人们对和平与安宁的期许。

直到1965年，相关部门经过多方考证，发现这条胡同最初的名字是“箭厂”，源自乾隆年间的箭亭，承载着古老的尚武文化和儒家六艺的传统，是京城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尊重历史、传承文脉，相关部门决定，将慈悲胡同重新改回“箭厂胡同”，让这个承载着百年记忆的名字，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里。与此同时，原来被叫做“箭厂”的那片区域，被改称为箭厂北巷，就像是箭厂胡同衍生出的一条分支，与主胡同相互呼应；而原来慈悲胡同南口东侧的一条盲巷，也随之被命名为箭厂南巷，从此，箭厂胡同、箭厂北巷、箭厂南巷，共同构成了一个独特的胡同群落，在京城的版图上，占据了不可或缺的位置。

箭厂胡同里还曾居住过两位特殊人物——沈醉与杜聿明。1959年12月4日，对于杜聿明和沈醉来说，是一个意义非凡的日子。这一天，第一批特赦战犯的名单公布了，杜聿明作为国民党战犯代表，顺利出现在名单里，而沈醉，因为1949年12月被俘，还差几个月才满十年改造期，没能入选。1960年11月28日，沈醉作为第二批特赦战犯，终于获得了自由。特赦之后，他被安置到了北京东四箭厂胡同居住，而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杜聿明，竟然也住在这条胡同里，而且，两个人仅一墙之隔。

那会儿，他们都已经褪去了过往的身份，不再是国民党将领、军统少将，只是两个普通的老百姓，过着柴米油盐的平凡生活。

那段时间，箭厂胡同里，常常能看到沈醉和杜聿明并肩行走的身影。他们有时候会一起在胡同里散步，聊着家常，聊着各自的生活，聊着国家的变化，聊着身边的趣事。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沈醉和杜聿明，都被安排到了北京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办公室工作，这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份莫大的信任和肯定，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在那里，杜聿明伏案整理东北战史和淮海战役相关史料，他回忆着自己当年的经历，回忆着那些战火纷飞的岁月，一笔一划，都十分认真，他希望能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为后人留下一些有价值的历史资料，让后人能够铭记历史，珍惜现在来之不易的和平生活，也希望能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弥补当年自己犯下的错误。

而沈醉，则隔桌撰写《军统回忆》，他坦诚地记录下自己当年的罪行，记录下军统内部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记录下自己接受改造的全过程，记录下党和人民对自己的教育和关怀，他用自己的经历，警示后人，不要重蹈自己的覆辙，要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珍惜和平，做一个对国家、对人民有用的人。在撰写回忆的过程中，他没有丝毫的隐瞒，也没有丝毫的辩解，而是实事求是，坦诚面对自己的过去，这份坦诚和勇气，赢得了很多人的尊重和认可。

箭厂胡同里，还流传着一些民间传说，这些传说，虽然没有史料记载，没有确凿的依据，却为这条古老的胡同，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和趣味性，也被老辈人，一代代流传了下来，成为了箭厂胡同历史的一部分，让这条胡同的故事，变得更加丰富、更加动人。

相传，在清宣统年间，箭厂胡同还叫做慈悲胡同时，胡同的中间，修建了一座小小的慈悲庵，庵里住着一位老尼姑，这位老尼姑，法号慧明，心地善良，慈悲为怀，乐善好施，常常帮助胡同里的老百姓，深受胡同里老百姓的尊敬和爱戴。

慧明老尼姑，不仅乐于助人，还精通医术，她会用一些草药，为胡同里的老百姓治病，无论是感冒发烧，还是跌打损伤，她都能治好，而且，她从不收取任何费用，只要老百姓有需要，她都会尽力帮忙。胡同里的老百姓，无论谁生病了，都会去找慧明老尼姑治病，大家都说，慧明老尼姑，是活菩萨，是来普度众生的。

有一年，京城发生了瘟疫，这场瘟疫，来势汹汹，传播速度很快，很多老百姓，都染上了瘟疫，病倒在床上，高烧不退，浑身无力，呼吸困难，没钱治病，只能痛苦地挣扎着，甚至有人因此失去了生命。慧明老尼姑，看到这种情况，心里十分着急。她拿出自己毕生的积蓄，还有庵里的一些珍贵的草药，购买了大量的药材，然后，她每天都在庵里，熬制汤药，熬好之后，就亲自上门，免费分发给胡同里的老百姓，还亲自为生病的老百姓诊治、喂药，日夜操劳，从来没有休息过。

她白天，挨家挨户地送汤药，为老百姓诊治病情，讲解预防瘟疫的方法；晚上，就留在庵里，熬制汤药，整理药材，常常熬到深夜，有时候，甚至连饭都顾不上吃，觉都顾不上睡。她的身体，越来越虚弱，可她还是没有放弃，依旧不停地忙碌着，她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控制住瘟疫，一定要让老百姓平安无事，一定要让世道早日太平。

在慧明老尼姑的帮助下，很多染上瘟疫的老百姓，渐渐康复了。后来，慧明老尼姑去世了，胡同里的老百姓，为了纪念她的善行，就把这座慈悲庵，好好地修缮了一番，还在庵里，为慧明老尼姑立了一块碑，碑上刻着“慈悲慧明大师之位”，旁边还镌刻着她一生行善积德的简要事迹，字迹工整，饱含着老百姓对她的敬重与思念。

新中国成立后，虽然胡同的名字在1965年改回了箭厂胡同，但慈悲庵的痕迹，却一直留在老百姓的心里，成为这条胡同不可或缺的精神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