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蒙古学的定义和起源谈起

“蒙古学”，于德语等欧洲语文中称为Mongolistik，或者Mongolistics，它与后来英文中的Mongolian Studies，即“蒙古研究”，常被后人不加分别的互换互用，但其本来意义是大不相同的。这就像“汉学”，Sinologie或者Sinology，与Chinese Studies或者China Studies，即“中国研究”一样，它们本来是二种不同性质的学问，却时常被人对等换用。前者属于古典学（classics）、语文学（philology）范畴，是对蒙古族古代语言、文本和历史、文化的历史学和语文学研究，后者则归属于现代“区域研究”（Area Studies， Regional Studies）范畴，是对当代蒙古族居住地区现实政治、经济和社会的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

德语维基百科中说：“蒙古学是关于蒙古人的科学研究和学说，从根本上说，它处理的是【蒙古语】文本。作为【研究用的】原材料，口传的和文字的文本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从这个意义上说，蒙古学是一门语文学的专业学科。此即是说，它要考虑利用来自不同的物质和生活领域的文本。此外，蒙古学也是一门文化科学，它从事的是对蒙古人的文化传统、蒙古语言和蒙古文字的研究。”这表明自十九世纪前半叶于欧洲兴起的、作为“民族语文学”（national philology）之一种的“蒙古学”，主要是对蒙古人的语言、文本和文化传统的语文学研究。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将出生于荷兰阿姆斯特丹、后移居俄罗斯的欧洲东方学家施密特（Isaac Jacob Schmidt，1779-1847）指称为世界蒙古学的创立者。其实，尽管施密特或确实是世界人文学术史上首位杰出的蒙古学家，但他的身份主要是活跃于俄罗斯境内卡尔梅克蒙古人聚居区内的一名摩拉维亚教团Herrnhut兄弟会的传教士，属于“天才和激情的票友”类型的东方学家。严格说来，他既不是在欧洲大学等学术机构中从事蒙古语言教学和研究的第一人，更没有能够在欧洲学界建立起一门可被称为“蒙古学”的学科。一方面，早在施密特创立蒙古学之前，欧洲诸大学中就早已有人从事蒙古语言的教学和蒙古语文、文化的历史研究，而另一方面，即使在施密特之后近百年，即于1920/30年代，德国柏林大学等欧洲学术机构内虽然已开始有蒙古语文教学课程设置，但它通常附属于汉学、亚洲研究和东方语文学（Oriental Philology）等学科，并不是一个具有独立身份的学科。

施密特（Isaac Jacob Schmidt， 1779-1847）

与蒙古学相似的还有藏学。德国柏林大学曾于1925年任命弗兰克（August Hermann Francke，1870-1930）为特任藏学教授，这离匈牙利东方学家乔玛（Alexander Csoma de Körös，1784-1842）最早开创世界藏学之先河已近百年，但这个教席及身而止，仅存在了五年时间，而柏林大学始终没有设置蒙古学教席。曾与弗兰克同事的德国学者海涅士（Erich Haenisch， 1880-1966）是一位著名的蒙古学大家，但始终是一位汉学教授。最终将蒙古学作为一门独立的语文学、文化学学科正式纳入德国大学学术建制之中的是现代最负盛名的蒙古学家海西希（Walther Heissig，1913-2005），他于1964年在德国波恩大学建立了中亚语文学系（Seminar für Sprach- und Kulturwissenschaft Zentralasiens），并逐渐发展出蒙古学和藏学二大学科，首次使得蒙古学正式成为欧洲大学学术体制内的一个独立的学科。

August Hermann Francke (1870-1930)

Alexander Csoma de Körös (1784-1842)

Erich Haenisch (1880-1966)

值得一提的是，当我们讨论蒙古学起源时常常忽视了以下这一个重要事实：学界普遍认同的世界最早的“汉学”教席是1814年法兰西学院设立的“汉语、鞑靼-满族语言和文献教席”（Chair of Chinese and Tartar Manchu Language and Literature），它的第一位拥有者是雷慕沙（Jean Pierre Abel Rèmusat， 1788-1832），1814年被认为是世界汉学诞生之年。可是，与其说这是“汉学”，倒不如说它是一个“中国学”教席，它至少同时包括汉、蒙古和满族语文等三个学术领域。换言之，于狭义的“汉学”之外，它至少还包括“蒙古学”和“满学”。雷慕沙是一名出色的亚洲和东方语言/语文学家，同时研究汉语、蒙古语、满语、藏语和其他多种东亚语言。他当是欧洲大学中最早开始教授蒙古语的学者，他的学术著作中有多部涉及蒙古语、满语、藏语和回鹘语研究。如果我们非要说1814年是“汉学”诞生之年的话，那么，我们同样也可以说“蒙古学”和“满学”与“汉学”是孪生兄弟，它们诞生于同一时刻。

Jean Pierre Abel Rèmusat（1788-1832）

于雷慕沙被任命为法兰西学院“汉学”教授之后二十余年，德国柏林大学曾任命硕特（Wilhelm Schott ， 1802-1889）为东亚语言教授（Professor für ostasiatische Sprachen）。硕特是一位比较语文学家，除了汉语外，他还教授土耳其语、波斯语、藏语、蒙古语和日语等，于德国学术史上被人称为东方学家。硕特于1833年开始在柏林大学教授汉语，1838年他获聘为柏林大学的“汉语、鞑靼语和其他东亚语言专业”（für das Fach des Chinesischen， der tatarischen und anderer ostasiatischer Sprachen）的特任教授，这个教席的称号几乎与雷慕沙的教席一样，同样包括蒙古语和蒙古学。这个时间与施密特创立“蒙古学”几乎一致。而硕特更热衷于做西藏研究，曾将藏语列入了他教授的课程之中，他是德国大学中第一位正式教授藏语课程的“汉学”或者“东亚语言学”教授。于1839-1840年夏季学期课程中，我们见到了一门“关于中亚诸民族，即西藏、蒙古和鞑靼语言和文献”的课程。

Wilhelm Schott（1802-1889）

世界第一位公认的“汉学家”雷慕沙，以及同时代欧洲早期的“汉学家“或者”东亚语言学家”，都是蒙古、西藏、古回鹘和满族语文学家这一事实，对我们今天正确理解世界汉学的性质和历史提供了具有颠覆性意义的启发。十九世纪初期欧洲汉学的研究范围从来没有被局限于汉族古代的语言、文献、历史和文化，它通常包括满族、蒙古、吐蕃（西藏）和突厥（回鹘）等清代中国其他民族之古代语言和文明。所以，欧洲汉学说到底是一个“中国学”的传统。一直到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为止，欧洲绝大部分汉学家既研究以汉族古代语言和文献为主体的华夏文明，也重视中国边疆四裔之古代语文和文明研究，故取得了超越中国传统人文学术的巨大成就。与其说欧洲Sinology是汉学，倒不如说它是“中国学”，是对古代中国多种语言、民族、文化传统的语文学和历史学的研究。

傅斯年（1896-1950）曾在他的名篇《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说：“我们中国人多是不会解决史籍上的四裔问题的……凡中国人所忽略，如匈奴、鲜卑、突厥、回纥、契丹、女真、蒙古、满洲等问题，在欧洲人却施格外的注意。说句笑话，假如中国学是汉学，为此学者是汉学家，则西洋治这些匈奴以来的问题岂不是虏学，治这学者岂不是虏学家吗?然而，也许汉学之发达有些地方正借重虏学呢!”以往学者对傅斯年的“汉学”“虏学”之说多有讨论，但一直未能看透欧洲Sinology本身具有的兼通“汉学”与“虏学”的“中国学”性质，故未能真正理解傅先生此说的真实义是要表明：中国人自己的“民族语文学”，或曰“历史语言研究”，必须要效法西方“新诺逻辑”（Sinologie）的视野和方法，以突破传统中国之国学的范围，形成“汉学”和“虏学”两面一体的真正的“中国学”。傅先生倡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宗旨就是要借助欧洲汉学传统来实现中国人文学术的现代化，而他借鉴的法国汉学传统即是从雷慕沙开始，于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达到鼎盛的“中国学”传统。在这个“中国学”传统中，蒙古学、藏学、满学和突厥学（古回鹘研究）等学科具有与狭义的“汉学”同等重要的学术地位。

傅斯年（1896-1950）

二、“民族语文学”“古典语文学”与“东方语文学”

何以欧洲汉学其实是中国学呢？何以“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的关键就是要在“汉学”之外发展“虏学”呢？要理解这一现象，我们必须把欧洲汉学的诞生与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欧洲“民族语文学”的兴起联系起来，对它们作一番学术史的考察。在现代民族国家兴起之前，欧洲人文学术和教化的核心是研究希腊、罗马古代文明的“古典语文学（Classical Philology），即今之所谓“古典学”（classics，classical scholarship）。伴随着近代欧洲诸民族国家先后兴起，欧洲的“民族语文学”，或曰“新语文学”、“欧洲语文学”，如日耳曼语文学（Germanistik）、罗曼语语文学（Romance philology， Romanistik）、英语语文学（English philology， Anglistik）、斯拉夫语文学（Slavistics， Slavic philology）、闪含语语文学（Semitic philology， Semitology）、芬兰语语文学（Finnish philology）等纷纷兴起。与此同时，西方的“东方学”（Orientalistik， Orientalistics），或称“东方语文学”（Oriental Philology，东方古文字学）、“东方研究”（Oriental Studies）等，也蓬勃兴起。从政治角度来看，它是欧洲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对外扩张的产物，然于学术角度言之，它是欧洲“民族语文学”于东方的延伸和翻版。汉学就是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欧洲“民族语文学”和“东方学”同时蓬勃兴起这股大潮中诞生的。

“民族语文学”，顾名思义，它是一个研究单一民族的语言、文献、历史、宗教、文化和艺术等的语文学学科。例如，“日耳曼语文学”是一门专业研究德意志民族的语言和文献，以及其历史、考古、宗教和文化的民族语文学、民族古典学（Altertumswissenschaft）学科。为了建构自己民族的身份认同，界定其民族特有的“民族精神”（Volksgeist），欧洲各民族国家的语文学家们开始从对他们共有的古代文化遗产，即古希腊、罗马文明研究的专注中游离出来，着手研究自己民族独有的语言、文献和文化遗产，以和其他民族从语言、文化和历史等方面作出明确的区分。例如，日耳曼语文学开始于十九世纪初年，起初它只是套用古典语文学的传统学术方法来研究日耳曼“民族语文”，强调获取、收集和研究中世纪早期的德语文本，它是欧洲“中世纪学”（Mediävistik）的一部分。民族语文学开始时坚持古典语文学方法，以德国古典语文学家拉赫曼（Karl Lachmann，1793-1851）的文本对勘、批评方法来处理中世纪的民族语文文本，拉赫曼本人也是从古典语文学转向日耳曼语文学的典型代表。但是，由于民族语文学的研究对象是中世纪的和近代的民族语言和文本，它从一开始就与对一个民族或者一个语言区域的现实的关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缺乏古典语文学的古典学术性质。例如，为了适应和契合当时德意志民族的政治诉求，即为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分裂成众多小邦国的德国塑造民族认同感和民族意识，日耳曼语文学很快就转向了对日耳曼文化在历史、法律、文学以及语言等方面于中世纪的表现形式的研究，渐渐脱离了古典语文学的学术轨道。是故，德意志语文学很快从对近代德意志民族语言和文学的研究，演变为从事民族文学和世界文学的比较文学式的研究。萨义德（Edward Said，1935-2003）曾将Leo Spitzer（1887-1960）、Ernest Robert Curtius（1886-1956）和Erich Auerbach等人列为欧洲近代学术史上最伟大的语文学家，其实，他们都不是像尼采一样的古典语文学家，而是近代欧洲的“民族语文学”大家。他们从事的是近代“欧洲语文学”研究，研究对象是但丁、巴尔扎克、塞万提斯、陀思妥耶夫斯基、歌德以及莎士比亚等欧洲文学大师们的作品。事实上，他们更应该被认为是近代欧洲比较文学或者世界文学研究的大师。萨义德晚年倡导要回归的语文学或就是欧洲的“民族语文学”，而不是古典语文学的传统。

值得强调的是，尽管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对外殖民扩张已经于十九世纪达到了其全盛时代，但直到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欧洲人文学术的主流依然还是古典语文学和比较语文学（comparative philology），“民族语文学”的影响力不断上升，但尚未能于欧洲学术体制内占据主导地位。作为现代人文科学的一个独立学科，“民族语文学”经历了一个异常复杂、曲折的发展过程，很多欧洲民族国家的民族语文学学科成立的时间都非常晚。例如，荷兰是一个老牌帝国主义国家，荷兰学（Neerlandistiek，尼德兰语文学）的建立开始于十九世纪初，但它的学科化（academization）和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过程极其艰难，它的最终建立已经到了十九世纪末年。“民族语文学”的兴起并不是学术的推动和自然进化，它更多是出于政治的和民族主义的动机。它不是对一个现存学科的专业化、规范化的结果，而是在古典语文学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一种新的学术扩张。“民族语文学”建构的是一种综合了语言学、文学史、文学批评，以及应用语言学和修辞学的一个学术大杂烩，它缺乏特别明确的和专业的学科性质。从学术方法上说，它最初沿用的是古典语文学，或者说德国语文学的方法，以整理和研究中世纪早期荷兰语文本为主要内容，但它不但难以担当起建构荷兰民族精神和民族国家身份认同的重任，而且在学术重要性上也难以与研究整个古代欧洲文明的古典语文学相提并论。而当荷兰学最终形成为一门研究荷兰语言和文学（Dutc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的现代学科时，它就已经脱离了古典语文学的学术轨道，演变成为一门民族语言和文学研究的现代学科。

与欧洲“民族语文学”兴起同时，西方的“东方学”或者“东方语文学”也应运而生，后者既是欧洲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对外扩张的产物，也是欧洲“民族语文学”于东方的延伸和翻版。众所周知，欧洲东方学诸多学科最早都是由西方传教士们创立的，如前述蒙古学的创立者施密特是摩拉维亚教团Herrnhut兄弟会派驻卡尔梅克蒙古人中间的传教士，他的宗教使命是《圣经》的蒙古文翻译，“蒙古学”是由此而催生出的一个副产品。其实，藏学的诞生同样如此，Herrnhut兄弟会派往拉达克的德国传教士叶斯开（Heinrich August Jäschke， 1817-1883）和弗兰克是继乔玛之后为世界藏学的诞生做出了最大贡献的欧洲传教士学者，他们最初的使命是《圣经》的藏文翻译，藏学是他们完成传教使命过程中产生的副产品。显而易见，传教士蒙古学和藏学的诞生，得益于西方帝国主义在东方的殖民扩张给传教士们带来的便利，“东方学”的兴起直接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推动。以往有人将西方藏学的诞生指称为匈牙利民族主义和英国帝国主义二相结合的产物。匈牙利语文学家乔玛东方之旅的最初动机是寻找匈牙利人的根，而他到达拉达克后直接受到大英帝国殖民军官的指使和资助，开始藏语文学习。他编写的《藏英词典》和英文《藏文文法》是直接为英国殖民主义者侵略西藏作准备的。

值得一提的是，十九世纪后期（1887），德国柏林大学建立了一所“东方语言学院”（Seminar für Orientalische Sprachen， SOS），专门教授阿拉伯-波斯语、中国语、日本语、印度语和土耳其语等东方语言，其最初动机也是要为德意志民族参与全球殖民扩张、开展帝国主义在东方的殖民侵略做准备。据传其直接的政治动因是当时德意志帝国“铁血宰相”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 1815-1898）于筹备“柏林议会”的过程中发现全德国竟然没有合格的土耳其语翻译，遂发心建立这个“东方语言学院”，意在为日后德意志于东方的殖民扩张培养专业语言人才，而它的榜样则是早在1754年由哈古斯堡王朝皇后玛丽亚·泰莱西亚（KaiserinMaria Theresia，1717-1780）于维也纳建立的“皇【王】家东方语言学院”（DieKaiserlich-königliche Akademie für Orientalische Sprachen）。德国“东方语言学院”的初衷是培养翻译和外交人才，但其中诞生了一批杰出的东方语文学家，像我们熟知的德国汉学家雷兴（Ferdinand Diedrich Lessing， 1882-1961），西门华德（WalterSimon， 1893-1981）和福克司（Walter Fuchs，1902-1979）等，都是曾在这所学院学习和工作过的优秀中国学家。在柏林这座“东方语言学院”中教授的中国语言，除了汉语之外，还有满语、蒙古语、藏语和古回鹘语等，这表明当时欧洲“东方学”的指涉甚广，与今天仅局限于近东-中东研究完全不同。它的存在使得当时的柏林大学（洪堡大学的前身）成为中国和西域（中亚）语文学研究的中心，曾吸引了陈寅恪（1890-1969）、傅斯年等一批优秀的中国学者，也使日后欧洲汉学和中亚语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传统人文学术的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

欧洲“东方学”与其“民族语文学”几乎同时代兴起，都与欧洲民族国家的崛起和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扩张直接相关，但它们之间至少有以下二个明显的不同。第一，虽然“民族语文学”多以语文为标准进行分类，如德语语文学、英语语文学、罗曼语语文学、斯拉夫语文学等，但其学术实践都服务于欧洲民族国家之身份认同的建构。如德语语文学（Deutsche Philologie）或曰“日耳曼语文学”，是为建构德意志民族身份认同和民族精神服务的。然而，这套用于建构单一民族/国家之古典文明研究的“民族语文学”的学术和政治理念，很难直接照搬到对像清代中国这样一个尚未形成明确的民族/国家形态的前近代国家的研究之中。清代中国由多个民族、多种语言和多元文化传统组成，这些民族、语言和文化不但都具有悠久的历史，各有其独特的性格和精神，而且它们之间于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也已有根深蒂固且千丝万缕的联系，根本无法把它们截然地分开。所以，欧洲早期的Sinology事实上是清中国之语文学（Philology of Qing China），它不但研究汉族古代语言、文献和历史文化，而且同时也研究满、蒙古、西藏和畏兀儿（回鹘）等民族的语言、文献和古代文明历史。而伴随着中国政治和社会的发展，以及世界中国【学】研究持续不断的学术分化，特别是1950年代以来“区域研究”于国际学界的兴起，许多原来属于欧洲汉学重要组成部分的学术领域，渐渐分化和发展成为相对独立的学科，如藏学、蒙古学、西夏学和古回鹘研究等等。于是，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成为了多个“民族语文学”学科或者“区域研究”的研究对象。与此同时，欧洲传统的包罗万象的“汉学”（清中国语文学）则被狭义地定义为专门研究汉族古代语言、文献和历史、文化的语文学学科。

第二，欧洲的“民族语文学”开始时或是一门“中世纪学”，但很快就演变成了一门研究近代民族语文和历史文化的学问，比较起来“东方学”却反而更具古典语文学的学术性质，它凸显和发展了古典语文学的学术方法和潜力。欧洲诸民族形成于近代，他们的语言和文化都接续古希腊、罗马之古典文明，所以，近代欧洲“民族语文学”或可被认为是联接西方古典语文学的近代“区域国别研究”。而西方“东方学”的研究对象，却都是具备与古希腊、罗马文明同样历史悠久的、光辉灿烂的古代语文和文明，像古代埃及、印度、两河流域和中华古代文明等，对其语文和文明研究的学术价值和意义都可与西方古典语文学相媲美，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用西方古典学同样精致的语文学方法，来研究东方古代文明的语文和文明资料，不但创造了弥足珍贵、不可估量的“东方学”学术成就，而且也极大地丰富和推进了西方古典语文学研究的进步和发展。

西方对东方的殖民扩张和侵略，疯狂地劫掠东方古典文明宝藏，为西方古典语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取之不竭的学术财富。对于西方的古典语文学家而言，来自东方的古代语言、文献和文物资料不但为他们的研究提供了大量新鲜的学术资料，而且也增加了很大的学术难度，给他们带来了全新的学术挑战。由印欧语言研究发展出来的“比较语文学”和印度学（梵文）研究成为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前半期西方最有成就的语文学学科。就中国学而言，斯坦因（Aurel Stein，1862-1943）、伯希和等人对敦煌、吐鲁番文献和文物的劫掠，推动了西方东方学研究的飞跃式的进步，对吐火罗语文的解读、对梵语文、粟特文、古藏文、古突厥（回鹘）文文献研究的进步等，对摩尼教、景教、琐罗亚斯特教之历史、教义和其艺术的重构，以及古代中西文明交流史的研究等，若没有敦煌吐鲁番文献和文物的发现，都是不可想象的事情。而俄罗斯探险家科兹洛夫（Pyotr Kozlov， 1863-1935）对黑水城文献的掠夺也为西夏文文献的解读和西夏学的兴起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以上这些因敦煌吐鲁番和黑水城文献的发现而引发出来的学术领域，都属于傅斯年所说的“虏学”范畴，长期以来于它们的起源地中国竟成了“冷门绝学”，这无疑是中国学学术史上一段最令人难忘的“学术伤心史”。造成这种局面的重要原因当然首先是西方帝国主义对我们祖先留下的文化遗产的疯狂掠夺，使得这些来自中国的古代文明财富在很长时间内根本没有办法为中国学者自己所利用。此外，中国本土学者对古典语文学学术方法掌握之不足，也是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中国学者对“虏学”的长期忽视和语文学学术能力的不足，造成了很多对于世界中国学的建构具有不可或缺的重大意义的学科和学术领域今天成了亟待我们去抢救的“冷门绝学”。

于十九世纪后半叶至二十世纪前半叶，东方古典语文学于欧洲学界业已成为一门可与西方原有的古典语文学鼎足而立的重要学科，其学术成就和影响力超过了西方各民族国家自己的“民族语文学”。从这个意义而言，西方早期的东方学，即如其实是中国学的“汉学”，完全可以被认为是一种“中国古典学”研究。于欧洲东方学传统中，中国学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傅斯年心目中的“科学的东方学”就是他主张的“汉学”与“虏学”圆满结合的“中国学”。这个“中国学”从学术架构上是一种“民族语文学”，它的“工作旨趣”服务于对中国的民族身份认同和民族精神的建构，它对“虏学”的推崇、对非汉语民族语言、文化、舆地和历史研究的重视，都表明它所要建构的是一个超越了汉民族的大中国身份认同。然后，从学术性质和方法而言，这个“中国学”研究依然是一种古典语文学或者古典学式的研究。我们可以把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所描绘的以历史学和语文学为核心的现代中国人文学术的理念和蓝图，作为我们今天建立“中国古典学”的一份弥足珍贵的学术参考资料。“中国古典学”的学术建构，一定要给予“虏学”以特殊的和重要的学术位置，由此我们不但可以有效地拯救“冷门绝学”，而且更可以使“中国古典学”名副其实、繁荣昌盛。

与此同时，我们或可将1950年代开始于北美学界率先发展起来的作为区域研究的“中国研究”看作是一种更具欧洲“民族语文学”特征的学科，但这个学科的设计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中华民族身份认同的一种解构，因为它将本来与中国不可分割的众多民族和地区，如西藏、蒙古和维吾尔（新疆）等，列为与“中国研究”平行的区域研究领域，这不但偏离了传统“中国学”的学术轨道，肢解了传统的“中国学”，而且更与当下中国坚定不移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举措背道而驰。从学科发展史的角度来看，“中国研究”或是传统“中国学”（汉学）的终结者，却是“藏学”“蒙古学”和“回鹘研究”的催生婆。我们今天正在努力倡导的世界中国学不但要将作为“古典语文学”的“中国学”（汉学）和作为“民族语文学”的“中国研究”有机、完美地整合在一起，而且还要让那些被划归“中国研究”之外的特殊的区域研究领域重新回归“中国研究”之中。在今天中国的学术语境中，我们不但要将所有“虏学”或者“冷门绝学”完好地整合进“中国学”之中，而且还应该继续发扬古典语文学的学术传统，将它们作为“民族语文学/古典学”整合进我们建设中的“中国古典学”学科之中。

三、作为“民族语文学”的蒙古学和藏学及其相互关联

“汉学”和“虏学”是“中国学”之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成长。“虏学”之于“汉学”的重要性自不待言，例如作为“虏学家”（中亚语文学家）的伯希和，凭借他对中国古代非汉语语言的全面掌握和对历史语言学方法的精深了解，能够读懂所有包含大量非汉语因素的古代汉语文文献，成为比钱大昕（1728-1804）更加伟大的汉学家，故被公认为是世界汉学的领头羊。“汉学”和“虏学”的形成和发展从来都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或者只懂汉学，或者专精虏学，都无法将这二门学问真正做好，更无法整体地把握和理解中国的语言、历史和文化。

很长时间内，今天很多属于“民族语文学”类的各自独立的专业学科，如汉学、藏学、蒙古学、突厥学（古回鹘研究）、西夏学等等，原本同属于一个“中国学”的学科。随着专业学科分化的加剧，特别是受到西方“区域研究”的影响，这些本来有着不可分割之学术关联的学科，今天被截然地分裂开来，其学科性质也从原来的语文学学科转变成为现代社会科学研究，这对它们的当代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其中有些学科已经难以存续，有些即使幸存下来，也再难达到理想的学术境界。例如，藏学和蒙古学从来紧密关联，蒙古宗教文化传统的精华是藏传佛教，研究蒙古语历史和宗教文献都离不开对藏文佛教文献的研究，所以，在欧洲学术史上蒙古学和藏学从来就是紧密相连的。同样，西夏文最初的解读借助了汉语言文字这一工具，它是由汉学家完成的。而近年来中国西夏学研究的进步充分表明，研究西夏文文献，解读西夏佛教文明，还必须借助藏语文佛教文献和对藏传佛教的研究。还有，敦煌吐鲁番出土的古回鹘文佛教文献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是古回鹘文译藏传密教文献，对它们的专业解读必须依赖对与它们相应的藏传密教文献的发现和研究。总之，西夏学和古回鹘研究的进步很大程度上依靠藏学研究的进步。此外，由于与狭义的汉学的联系过于紧密，满学最终未能从汉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像藏学、蒙古学一样独立存在的学科，所以，今日之世界学界其实并不存在“满学”这样一个语文学的专业学科，也没有一个名为“满洲研究”的区域研究学科。有鉴于此，今天我们要拯救和发展这些被人称为“冷门绝学”的学科，一个重要的学术策略或即是要恢复欧洲早期的Sinology传统，重新将这些学科联结、整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以共同构建和建设中华民族的“民族语文学”或者“民族古典学”。建设中的“中国古典学”必须是完美结合“汉学”和“虏学”的“中国古典语文学”。

于此，我们首先以藏学与蒙古学为例，来说明“中国学”之分支学科间不可分割的学术属性。于欧洲东方学的发展历史中，蒙古学从一开始就与藏学紧密相连。前述世界蒙古学的奠基人施密特实可与乔玛齐名，并列为世界现代藏学的奠基人。施密特于俄罗斯的卡尔梅克蒙古人中间学习蒙古语文，翻译《圣经》的同时，与藏传佛教有了直接和深入的接触，故同时学习藏语文，研究藏传佛教。他以乔玛编写的藏英字典和藏文文法为基础，编写《藏德字典》（1841）《藏俄字典》《藏文文法》（1839），并撰写多篇有关西藏语言和宗教的学术论文（1828），翻译藏文《贤愚经》，还编排了“甘珠尔”目录（1845），并首次在学界提出“喇嘛教”这个名称的无意义性，确认藏传佛教作为正统佛教的合法地位。于对藏语文和藏传佛教研究的学术深度和广度上，施密特显然比乔玛更胜一筹，故更早受到欧洲学界的广泛承认。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中国现代蒙古学、藏学之先驱的陈寅恪归国初于清华大学国学院服务期间，其学术工作的重点之一是对《蒙古源流》的研究，而其基础就是施密特的《蒙古源流》德文译注本。他对吐蕃彝泰赞普名号和年代的考证，以及他对《蒙古源流》和元帝师八思巴造《彰所知论》关系的探讨，同样反映出蒙古学和藏学二者一体的学术性质。蒙古学和藏学都属于“虏学”范畴，都是那个时代之“国学”的重要内容。清华国学院的另一位导师王国维当时之学术研究的重点同样是蒙元史地和西北舆地之学，可见清华国学院所倡导的“国学”就是融合了“汉学”和“虏学”的“中国学”。

蒙古学和藏学之间这种不可分割的学术属性，我们可以德国波恩大学中亚语言文化研究所（Seminar für Sprach-und Kulturwissenschaft Zentralasiens der Universität Bonn）的学术兴衰为例，来做进一步的说明。波恩大学中亚所是德国大学内最早创立的一所研究中亚、主要是研究蒙古、西藏、满洲和中亚突厥诸民族之语言、历史和文化的专门学术机构，它的创立者是国际著名蒙古学家海西希。海西希原本是一位汉学家，曾于1936年在柏林投归海涅士门下学习汉语和蒙古语。1940年代，他在北京辅仁大学从事教学工作多年，同时在中国东北和蒙古地区持续地进行深度田野调查，收集了大量蒙古文文献。1950年代开始，海西希就致力于建立一个全新的蒙古学学科，旨在将蒙古学与汉学、突厥学、乌拉尔-阿尔泰学、通古斯-满学、藏学和印度学等紧密地结合起来，成为一个多学科互相支撑的学科。但这个过程十分艰难，直到1964年，年逾半百的海西希才终于成为波恩大学的中亚学教授，建立起了“中亚语言文化研究系”，并将它发展成为当时世界最强大的从事蒙古学、藏学、突厥学（古回鹘文研究）和满学研究的一个中亚学专门学术机构。于今天看来，这个机构大致将欧洲传统中国学中本来属于“虏学”的分支学科全部集合到了一起，它与它对门而立的“汉学系”、以及从柏林大学延续下来的“东方语言学院”（SOS），形成了波恩大学一个完整的“中国学”教学和科研体系。

这个研究所初建时之所以举步维艰，其缘由是它所包括的几个主要领域，如蒙古学、满学和藏学等，于德国既有的学术体制中原本是附属于“汉学”或者印度学的。例如，自海涅士开始，慕尼黑大学的汉学教授同时兼授蒙古语文，而福克司（Walter Fuchs，1902-1979）教授开创的科隆大学汉学系，则曾经是德国满语文教学的中心。而藏学则长期附属于印度学，治藏学者多半是印藏佛学研究者，也有一些是从事中国古代历史研究的汉学家。波恩大学中亚所的最终成立，得益于当时从北美大学开始的“区域研究”的兴起和越来越精细的学科分化，这使得蒙古学、藏学和汉学、印度学最终脱离，各自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今天我们回顾波恩大学中亚所的发展历史时，必须提到一个以该所为中心、多学科合作的科研大工程：特殊研究领域十二——中亚（Sonderforschungsbereich 12）。这个“特殊研究领域十二——中亚”由德国研究协会（Deutsche Forschungsgemeinschaft）资助，由海西希教授挂帅，始于1969年秋，终于1980年代末，前后持续近二十年，成果卓然。

当时对这样一个科研大工程的组织是如此立论的：“人们那怕只在地球仪或世界地图上投上一眼就会知道，蒙古、西藏以及其毗邻地区的地理位置表明，这个地区是一个自然的文化和历史的交汇点。几千年来，由东向西或由西向东的交通线都通过这一地区，精神上和文化上的影响变得越来越清晰地为人们所认识。首先对于文化和语言学家来说，一个不言而喻的事实是，若没有对这种关联的认识，许多问题就无法解释。这不仅对大规模民族迁徙运动的硏究，或是对公认的语言学法则的认识都是如此。由此就可推知，一个单科的学者，如果他希望能适应和胜任现代科学对方法论的要求和作深入的课题处理，且并不想在一篇单篇论文内使自己疲惫不堪的话，那么他必须承认自己已不再有能力独立地去解决在对中亚的问题作科学研究时所引出的种种问题了。举例说来，在处理中亚的问题时就必须精通蒙古、西藏、汉、满洲、梵、Newari （尼泊尔土著语言）、中亚突厥语、波斯、俄语等语言。在此情况下，只有在一个紧密的不同学科之间的同行合作中进行的跨学科研究才能解决这类问题。出于这种跨学科研究的需要，波恩大学中亚学、印度学和汉学研究所的代表们合作组成了这个‘特殊研究领域十二——中亚’。”这项中亚区域研究工程包括对有关中亚之政治、历史、宗教和民俗之蒙、藏、汉和日文文献的编辑和科学整理，涉及的学科有蒙古学、西藏学、汉学、印度学、比较宗教学、文学、历史学、语言学、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和艺术史、比较史诗硏究等。显然，这个‘特殊研究领域十二——中亚’是一个地区性的人文和社会科学特殊研究领域，属于“区域研究”范畴。它的建立反映出欧洲的人文学术传统开始受到了北美“区域研究”之崛起的冲击和影响。

像任何宏大的学术工程和规划一样，中亚所设定的这个宏大的学术目标只得到了部分的实现。虽然与波恩大学的其他系、所相比，中亚系出奇的庞大，全盛时竟有六位专任和特任教授，代表蒙古学（Heissig、Klaus Sagaster， 1933-、Michael Weiers，1937-、Veronika Veit，1944-、Hans-Rainer Kämpfe， 1946-2022）、藏学（Sagaster， Dieter Schuh，1942-）、突厥学（古回鹘文研究，Sagaster，Hans Joachim Klimkeit，1939-1999）和满学（Weiers， Giovanni Stary，1946-2022）等专业学科，但最终能够长期维持和发展的则仅有蒙古学和藏学二个主修学科。值得强调的是，虽然中亚研究所的建立直接受区域研究之兴起的推动，本应按照区域研究的学术进路来做学科规划，可它的实际操作却完全遵守了传统语文学学科的设计。它曾经是世界著名的中亚学研究重镇，取得了巨大的学术成功，究其原因即在于它将藏学和蒙古学这二个学科完美地整合在了一起，培养出来的学者通常都是兼通蒙、藏的中亚学学者，同时做蒙古学和藏学的研究。其中主修蒙古学的学者，多半兼通藏学，做的常常是基于解读蒙古文文献的藏传佛教研究。与此相反，主修藏学的学者也常常通过对藏文文献的研究来构建蒙古的历史和宗教传统。在波恩大学中亚所从事西藏学研究和教学的主要有KlausSagaster和DieterSchuh两位教授。Sagaster是国际知名蒙古学家，但也是一位当之无愧的西藏学家。他的著作最主要的有两种：一是他的博士论文：《珍珠念珠：一世北京章嘉呼图克图阿旺罗桑曲丹传》；另一部是《白史：有关西藏和蒙古政教合一理念的一部蒙古文资料》。两部专著都是蒙文藏传佛教文献的德文译注，又都同时涉及蒙古和西藏二个方面。前一部著作是西方研究章嘉呼图克图的开山之作；后一部著作则是系统深入阐述蒙藏地区政教合一制度的经典作品之一。

Weiers, Giovanni Stary (1946-2022)

Klaus Sagaster (1933-2025)

Schuh是上个世纪后半叶国际藏学界最知名的德国学者。他的最重要的二部著作是：1，《蒙古君主赐给西藏高僧大德的诏诰和书信》;2，《西藏印章学基础、八思巴字西藏印文研究》，它们都是藏文文献的语文学研究著作，也都与蒙古语文、历史和宗教有关。中亚所的另一位蒙古学教授Hans-Rainer Kämpfe也是蒙藏兼通的学者，他的博士论文《太阳之光：第二世北京章嘉呼图克图乳必多吉传》将蒙、藏文两个版本的传记进行整理影印，然后摘要译成德文。中亚所的另一位蒙古学博士Karl-Heinz Everding（1953-）的博士论文题为：《章嘉呼图克图的先辈》，将蒙文版《章嘉传》中对其历代先辈转世的记载译成德文，并作了详细的注释。Everding后期翻译、注释蒙元时期的藏文、蒙古文诏告、文书，研究元代的蒙藏关系，学术成就巨大。他既是一位出色的蒙古学家，也是一位杰出的西藏历史学家，他研究西藏中世纪历史，特别是研究阿里贡唐地方的政教史，译注了《协噶教法源流》《阿里贡唐世系史》等多部藏文历史文献，是一位难得的西藏古代历史学家。

Karl-Heinz Everding（1953-）

还有，中亚所的另一位资深研究员卡谢夫斯基（Rudolf Kaschewsky，1939-2020）也是一位蒙藏兼通、且十分博学的学者。他的研究兴趣集中在对藏文佛教文献的蒙古文翻译上，最重要的著作是他的博士论文《宗喀巴传》，除了将此书的蒙、藏文版刊行出版外，作者还将其摘要译成德文，并详加学术注释。它根据的原书是蒙古喇嘛Čaqar dgebśes Blo-bzang chul-khrims （1740-1810）用蒙、藏两种文字著作的一部内容最丰富的宗喀巴传，其中也包括宗喀巴诸大弟子们的传记。晚年，他和学生们一起集中对大慈法王释迦也失的蒙藏文传记作了翻译和研究，发表长篇论文《大慈法王的生平和色拉寺的发展》。

Rudolf Kaschewsky（1939-2020）

此外，于波恩大学中亚所培养出来的著名学者还有后来出任瑞士伯尔尼大学宗教学系教授的Karenina Kollmar-Paulenz（1958-），她也是蒙藏兼通，同时利用蒙、藏文佛教文献研究藏传佛教在蒙古传播的历史。她的第一部专著题为《解脱庄严——藏传佛教希解派和断派的历史》，是一部藏学的著作，对藏传佛教中二个相对小众的教派，即希解派和断派的历史做了开创性的研究。她的第二部专著是《蒙古土默特部阿尔坦汗传——十六世纪蒙古与西藏之间宗教/政治关系史研究》，是典型的蒙藏兼通的语文学和历史学著作。继Sagaster后出任中亚所藏学教授的是史卫国（Peter Schwieger，1955-），他早年随Schuh整理和研究藏文法律文书，后来则主要研究清代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研究五世达赖喇嘛以及活佛转世制度的历史渊源等。他的第一部英文专著题为《达赖喇嘛和中国皇帝——西藏活佛转世制度的政治史》，第二部专著则题为《佛教社会中的冲突：达赖喇嘛统治下的西藏》，均不再是对藏文历史和法律文书的语文学研究，而是对西藏的政治史和宗教史的研究。

波恩大学中亚语言文化研究系曾是世界蒙古学、藏学研究重镇，于其存在的近半个世纪内取得了辉煌的学术成果。令人遗憾的是，波恩大学中亚语言文化科学系今天已不复存在。进入新世纪后，波恩大学哲学院（人文社会科学院）进行了大规模的学术改组，原本独立成系的众多专业学科，如中亚、汉学、印度学、日本学、韩国学、伊斯兰学、比较宗教学、东亚艺术等，被合并组成了一个“东方和亚洲学研究院”（Institutfür Orient- und Asienwissenschaften），上述这些学科被改编成为这个研究院的多个分支部门，原来的中亚系则成为“蒙古学和西藏研究部”。这样的学术改制对这些学科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它从根本上改变了它们的学术性质。尽管其中的部分学科依然保持了传统的学术称号，如汉学、蒙古学、伊斯兰学、日本学和韩国学等，但它们都被当作“区域研究”做了重新规划。像具有悠久历史和崇高学术声誉的印度学，直接被转换成了“南亚研究部”（Abteilung für Südasienstudien）。此外，还出现了“东南亚研究部”（Abteilung für Südostasienstudien）和“伊斯兰学和近东语言学部”（Abteilung für Islamwissenschaft und Nahostsprachen）等。汉学依然还是一个独立的部，日本学和韩国学则合并成了一个部，学科名称虽然得到了保持，但学科设计也更接近于重视近、现代研究的“区域研究”。德国传统汉学自二战之后的学术领袖、世界著名宋辽金元史专家傅海波（Herbert Frank， 1914-2011）教授自1970年代末于慕尼黑大学退休之后，就已经开始走上了向“中国研究”转变的历程，至此已名存实亡。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波恩大学的东方和亚洲研究眼下处于急速的衰落和萧条之中，像蒙古学、西藏研究虽然保持了教席，但惨淡经营，已经多年招不到愿意主修蒙古学、藏学的学生了，汉学部的学生则大多数是来自中国的留学生。造成这种状态的原因或有多种，但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无疑就是这些学科经历的从传统的语文学学科到当代“区域研究”学科的转变。作为传统语文学学科的蒙古学、藏学和印度学等，是对蒙古、西藏和印度古代语言、文化、历史和社会的语文学的和历史学的研究，它们都是对一种古代文明的学术研究，其学术意义可与西方古典学和“民族语文学”相提并论。而当这些学科转变成为侧重于对这些地区的当代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社会科学式的“区域研究”时，它们的学术意义和它们与当下之西方世界的现实相关性就都大打折扣了，无法吸引广大学生们的学术兴趣，再难成为西方人文和社会科学的热门学科。这些已经转向了“区域研究”的传统东方语文学学科，于当下的西方学界也正在成为亟待抢救的“冷门绝学”。波恩大学的蒙古学和藏学学科的分离，使得中亚语文学学科名存实亡，而蒙古学和西藏学向“区域研究”的转向，使得它们的生存面临严重的危机。其中蒙古学早就曾面临被撤销的困境，它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支持下才得以勉强维持，可它完全不再是语文学主导下的传统蒙古学，故根本无法吸引到愿意以此为主修的青年学生。。受西方持续了几十年的西藏热的鼓舞，藏学曾经是一门热门学科，但当西藏热退潮，它也同样难逃极速衰落的命运。作为“区域研究”学科，蒙古和西藏研究或当重新被整合进德国传统的“中国研究”（Chinakund，Chinawissenschfat）之中，方可逃脱被沦为“冷门绝学”的悲惨命运。

四、西夏学、古回鹘文研究及其与汉学、藏学的关联

蒙古学和藏学在今天的西方学界已日趋衰落，它们在从传统语文学和历史学学科向跨学科的和社会科学化的区域研究学科的转向中，与西方学术和社会的相关性变得越来越小，故很难激发当下青年人对它们的学术热情，或很快就将变成“冷门绝学”。可是，蒙古族和藏族的语言、文献、宗教和文化在我们中国都依然还是活着的传统，蒙古学和藏学理应继续发展、壮大，成为当下中国学研究的重镇。与蒙古学、藏学的命运不同的是，傅斯年当年提出的属于“虏学”的，即中国“史籍上的四裔问题的，”或“凡中国人所忽略，如匈奴、鲜卑、突厥、回纥、契丹、女真、蒙古、满洲等问题，”有很多则早已经是名副其实的“冷门绝学”了。于中国古代历史上，不少曾经辉煌灿烂的民族语文和文化传统都先后消失在了历史的灰烬和烟雾之中。今天，我们亲身体验到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一种弱小的语言和文化传统的生存是如此的艰难，但很难想象一种古代民族的语文和文明的湮灭竟也可以是如此的迅速和彻底，以至于后人很容易完全忘记他们曾经的存在和辉煌。而对这些被遗忘的、消失了的民族语文和古代民族文化传统的抢救和重建，则是一项极为复杂和艰巨的学术大工程，往往需要好几代学人为之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才有可能达成。

今天国家鼓励和支持“冷门绝学”研究，其首要目的当然是要让那些已经失落了的古代民族语文和文化传统重见天日，以再现中华民族之古代历史和文化的多元、丰富和辉煌。而以学术言之，则是鼓励国人在擅于做“汉学”研究的同时，也要熟练掌握和不断提高从事“虏学”研究的语文学能力，以真正实现“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的远大目标。对“冷门绝学”的总体推动，并不只是要求我们重新培育和发展出一门又一门狭义的“民族语文学”学科，而更应该重视在这些学科之间建立起有机的学术联系，将它们整合成一个整体的“中国学”，以扩充和丰富“中国学”的学术内涵，促成“中国学”或者“中国古典学”学科建设的圆成和完整。当我们回顾每一门“冷门绝学”的学术发展史时，则不难发现这些学科其实都很难完全独立地开展，它们之间都像前述蒙古学和藏学之紧密相连一样，都有着不可分割的有机的学术联系。我们今天抢救和振兴“冷门绝学”的一个重要方法和步骤，就是要将“汉学”和“虏学”紧密地整合在一起，同时并举，以推动“中国学”和“中国古典学”的建设和进步。

以下我们或可对早于明代就已成为“冷门绝学”的西夏文的解读和现代西夏学的成立做一番学术史的回顾，来说明“虏学”与“汉学”“中国学”之间的有机联系。西夏学是对曾经于中国西北建立了西夏王朝（1038-1227）的古代党项人的语言、文献和历史、文化研究的一门语文学和历史学的学问。党项人于1036年创制了西夏文，并用这种文字翻译和创作了大量各种类型的典籍和作品，西夏人曾经是一个具有丰富的文字和文化遗产的中国古代民族。然而，当西夏王朝于1227年被蒙古人征服而垮台之后，西夏文随即就被渐渐舍弃不用，到了明代它就基本绝迹了。待清代后期有残留的西夏文遗珍被陆续发现时，世上竟已无人能够识别和解读这种文字，人们常把它们误认作是女真文或者契丹文等。于1908年黑水城文献被科兹洛夫发现之前，虽然中外都有少数几位学者根据当时被发现的汉、西夏文双语碑刻铭文、钱币印文等资料，解读出了少量的西夏文字，但西夏人创造的灿烂的古代文明则因缺乏文献记载而淹没无闻。黑水城出土文献的发现使巨量的西夏文文献重见天日，为西夏学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文献基础，也为我们重构辉煌灿烂的西夏古代文明提供了可能性。

最早对黑水城出土西夏文文献作了开创性研究、并为西夏文的释读建立了扎实的学术基础的是俄罗斯汉学家尹凤阁（Aleksei Ivanovich Ivanov，1878–1937）和聂列山（Nikolai Aleksandrovich Nevsky，1892–1937），这二位天才的汉学家根据同在黑水城文献中发现的一部汉文和西夏文双解词典——《番汉合时掌中珠》，成功地释读了大量西夏文字，并编纂了一部超过三千个西夏文词汇的西夏文字典。毫无疑问，对西夏文的正确识别和解读主要依赖《番汉合时掌中珠》这部双语字典，以及对《文海》《音同》和《杂字》等三部西夏文字书的解读。西夏文的解读和西夏学的形成，与狭义的汉学研究紧密相联，西夏学家都同时，或者首先必须是汉学家，不懂得汉语文的学者很难成为一名合格的西夏学家。众所周知，中国最早得到世界汉学界承认的西夏学家是王静如（1903-1990）先生，他对1929年春北平图书馆自宁夏购得的九十余卷西夏文经卷进行整理和研究，译注、考释西夏文《大孔雀明王经》《大般若经》《金光明最胜王经》等佛典，于1930年代初出版《西夏研究》三辑，发表了他对这批西夏文文献研究的学术成果，因此而获得了1936年度法国汉学大奖——儒莲奖。王静如是清华大学国学院的学生，他在陈寅恪（1890-1969）、赵元任（1892-1982）的指导下从事比较语言学（comparative philology）和西夏研究，成为中国西夏学研究最早的大成就者。正如陈寅恪所言：“治吾国语言之学，必研究与吾国语言同系之他种语言，以资比较解释，此不易之道也。西夏语为支那语同系语言之一，吾国人治其学者绝少。即有之，亦不过以往日读金石刻词之例，推测其文字而已，尚未有用今日比较语言学之方法，于其同系语言中考辨其音韵同异，探讨其源流变迁，与吾国语言互相印证发明者，有之，以寅恪所知吾国人中，盖自王君静如始。”

《番汉合时掌中珠》首页

西夏学于中西学界的成立大概都是在1930年代，长期以来，对黑水城出土西夏文文献的解读和研究是西夏学研究的核心内容。中国的西夏学研究自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得益于于中国西北诸省份陆续发现和出土的西夏文文献，而自1990年代末开始俄藏黑水城文献于中国的影印出版，则给中国西夏学研究以强力的推动，西夏学于“虏学”研究界异军突起，成为一个非常活跃和成果卓著的学科。可以说，今日西夏学的成长和发展，是中国学界抢救“冷门绝学”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典范。我们对西夏文文献的研究已经达到了相当广泛和深入的地步，已经失落了七百余年的西夏文明的真实面目正越来越清晰地为我们所了解，中华民族古代文明史上曾经缺失了的一章于今得到了圆满的弥补。从近二十余年来西夏学研究成长、进步的历史中，我们深刻地体会到西夏学是中国学研究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它不但与狭义的汉学研究紧密相关，而且也与藏学和蒙古学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我们在黑水城出土文献等现存的源自西夏时代的西夏文和汉文佛教文献中，发现了大量藏传密教文献，对这些文献的深入研究告诉我们西夏佛教可以说是藏传佛教后弘期历史的一个重要篇章，藏传佛教曾经在西夏王朝内有过十分广泛的传播，西夏人对藏传佛教根深蒂固的信仰，也为继他们而起的蒙古人迅速接受藏传佛教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此外，对西夏文译藏传佛教文献与其藏文原本的比较研究，对于西夏文之语言学和语文学研究本身，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意义，它对于西夏文之语音、组词、句法和语法结构的重构和分析，提供了最一手的参照资料。在此之前，人们对西夏语音、词汇和语法的构拟，通常只根据与它们相应的汉语文文本所作的比较和参照，事实上，西夏语文之建构与藏语文有很深的联系，对它们进行比较研究将极大地推动西夏语文研究的进步，使西夏文文献的释读达到更加合理和精准的程度。毫无疑问，要将西夏学建设成为一门扎实、可靠的语文学学科，它就必须与藏学研究全面和深入地整合在一起，否则我们不但没法将西夏学发展到一个像蒙古学和藏学这样的理想的学术境界，而且也无法揭示古代西夏文明传统的丰富的和完整的面貌。

与西夏学情况类似的还有古回鹘[突厥]文献的研究（Old Uyghur Studies）。“古回鹘语”是古突厥语的一种，是于公元840年从漠北草原向南、向西迁徙，后定居于河西走廊和吐鲁番（高昌）的古回鹘人【元畏兀儿人】使用的文字，现存的古回鹘文文献主要是二十世纪初德国吐鲁番考察队于今新疆吐鲁番地方发现和盗取的古回鹘文文献（Turfan Uigurica），现在大部分收藏于德国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内。另外一部分古回鹘文文献则源出于敦煌莫高窟，为斯坦因所盗取。古回鹘文文献的年代大致都出自公元9世纪至公元14世纪之间，即始自840年回鹘西迁，及至1368年元朝灭亡、回鹘人开始伊斯兰化之前。较早的古回鹘文文献中有大量摩尼教突厥语文献，而数量最多的则是古回鹘语佛教文献，其中早期的是《金光明经》等汉传佛教文献，译自汉文佛典，较后期的则多译自藏文佛教文献，且多为藏传密教仪轨。

首先研究和释读这些吐鲁番古回鹘文文献的是曾被傅斯年点名的欧洲四位“虏学”大家之一的“发读回纥文书”的米勒（Friedrich W. K. Müller，1863-1930），他是他那个时代最杰出的东方语文学大家。在致力于研究吐鲁番出土古回鹘文之前，米勒就已经精通汉语、韩语、日本语和马来语等多种亚洲语言，后来专心学习古突厥语、吐火罗语、粟特语、帕提亚语以及其他多种中古波斯语、伊朗语语言，亦通蒙古语和藏语等中亚语文，曾长期担任柏林民俗学博物馆馆长，也是当时柏林大学东方语言学院最出色的东方语言导师。显然当年陈寅恪、傅斯年在柏林大学学习“东方古文字学”（Oriental Philology）时，曾被米勒的东方语文学功夫倾倒，对他解读古回鹘文文献的学术成就推崇备至，所以对米勒就像对待法国的伯希和一样崇敬，曾聘他为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外籍院士。值得一提的是，米勒之所以能够顺利地释读古回鹘文佛教文献，这与他精通汉语文，并对汉文佛教文献有精深的研究有很大的关联，他经常能够很容易地找出与这些古回鹘文文献对应的汉文佛典，借助对这二种文本的比较、参照，而释读、翻译这些古回鹘文文献。例如，他最早发现了古回鹘文译《金光明经》的底本即是义净汉译的《金光明经》，这为他专业地解读这个古回鹘文文本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不仅如此，米勒在解读古回鹘文佛教文献时，通常还会参照同一文献的蒙古文译本，以帮助他对古回鹘文佛教词汇和专用名字的识别和认定。而他对藏语文的精通，以及他对藏传佛教的了解，使他成为最早在吐鲁番出土古回鹘文文献中识别出了一个被他称为“神通仪轨”的元代萨思迦派上师八思巴帝师所传的密教仪轨的古回鹘文研究专家。可见，古回鹘文文献研究这一学科的建立，与汉学、藏学、蒙古学和佛学等都有非常密切的关联。

Friedrich W. K.Müller，Uigurica. Abhandlungen der Königlich Preuß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Philosophisch-historische Klasse 2. Berli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1908.

自米勒之后，吐鲁番出土古回鹘文文献研究形成为一个持久的学术传统，人才辈出，成就卓著，迄今依然还是一个相当有学术影响力的东方语文学学科。米勒之后的第二代伟大的古回鹘文研究大家是汉堡大学的突厥学教授葛玛丽（Annemarie von Gabain 1901-1993）女士，她原本也是一位汉学家，曾在柏林大学随福兰阁、海涅士做汉学研究，以陆贾的《新语》研究为题完成了汉学博士论文，1930年代中期曾应邀出任土耳其安卡拉大学客座教授，于此建立汉学学院。但此后葛玛丽转而专攻突厥学【古回鹘文献研究】，潜心整理和研究吐鲁番出土的古回鹘文文献，成果丰硕，成为突厥学研究的一代宗师。晚年除了继续从事古回鹘文语文学研究之外，葛玛丽还对吐鲁番高昌王国的历史、艺术、社会生活等做了精深的研究。古回鹘文文献研究除了对重构已经失落了的古代回鹘文明至关重要外，它对中国古代西域诸民族历史和文化研究，特别是对于元代民族和宗教交流史研究，同样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与米勒一样，葛玛丽也是一位“虏学”大师，不管是做汉学，还是做突厥学，她所从事的其实都是“中国学”的学问。

Annemarie vonGabain（1901-1993）

葛玛丽之后研究古回鹘文文献最有成就的新一代学者无疑首推长期在德国勃兰登堡科学院主持“吐鲁番研究”项目的Peter Zieme（1942-）先生和他的长期合作者、当代最杰出的匈牙利东方语文学家György Kara（原名György Katulics， 1935 – 2022）先生。虽然Zieme是更专业的突厥学家，不像米勒和葛玛丽这样具有很深的汉学背景，但他释读古回鹘文文献时同样也非常注重借助相应的汉文和蒙古文文献，并十分重视吸收日本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即将古回鹘文文献的研究放置在整个亚洲研究的广大的学术语境之中。而Kara先生则是中亚语文学研究无所不能的全才，几乎懂得所有与中国相关的西域语文，特别精通蒙古文、古回鹘文和藏文，他与Zieme合作翻译和解读了多部元译古回鹘文藏传密教文本，为我们了解元代藏传密教于畏兀儿人中间传播的历史提供了丰富的一手资料。Kara对藏文佛教文献的精深了解，为他解读古回鹘文译藏传佛教文献提供了可靠的专业学术保障。同样，这样全面的中亚语文学专业功底，曾为Kara解读黑水城出土的蒙古文文献提供了极大的帮助。由于Kara于中亚语文学的很多专业领域都有出色的学术成就，我们无法把他限定在某一个专业学术领域内，他是一名名副其实的“虏学”大师。他的学术生涯和成就充分表明古回鹘文语文学研究与蒙古学、藏学、西夏学等众多西域语文学学科一样，是一门典型的“虏学”学科，它是“中国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今天我们倡导抢救“冷门绝学”，即必须将这门至今几乎被欧洲学者垄断的学问在中国学界振兴起来，以此把东方语文学的正统搬回到它的故乡中国来！

György Kara (1935 – 2022)

Peter Zieme (1942- )

五、旧汉学与新清史、满学

如前所述，法国汉学家雷慕沙于1814年在法兰西学院获得的“汉学”教席实际上不是狭义的“汉学”，而是“汉、鞑靼-满洲语言和文献学”。显然，满族统治下的清代中国诸民族的语言和文献，及其历史和文化，都是西方汉学研究的核心内容。很长一段时间内，作为大学教授的西方汉学家一般都同时要教授汉、满、蒙、藏等多种中国或东亚民族语言，研究中国古代文明同时涉及中国古代诸多民族的语言、历史和文化，使用多个语种的文献资料。所以，一直到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汉学一直都是研究中国古代多民族语言、文献和历史文化的“中国学”。于最初的“传教士汉学”中，“满学”的比重就很大，传教士们为了能与清初的“满大人”沟通，自然首先要学习满语文，故西文满语字典和满语语法书的出版很多早于西文的汉语文法和汉文字典。传教士们还常借用满文翻译本来解读汉语文经典，故满学和狭义的汉学一度相辅相成，并行不悖。

从今天的眼光来看，欧洲汉学史上很多著名的汉学家都名不副实，他们更应该被称为满学家、藏学家、蒙古学家、突厥学家或者中亚学家等，但在当时的语境中他们都是名副其实的汉学家。例如，德国二战前最著名的汉学大家福兰阁（Otto Franke，1863-1946 ）本来是印度学博士，博士毕业后才开始学习汉语，并在中国当翻译工作多年，然后于汉学专业完成教授升等论文。他先于1910年担当汉堡大学东亚语言和历史教席，教授大清帝国内所使用的汉语、满语、蒙古语、藏语等多种语言。1923年至1931年，福兰阁于柏林大学任汉学教授，他的五卷本《中华帝国史》是当时欧洲中国研究的代表作品。虽然，福兰阁在柏林大学担任汉学教授时清朝已被推翻，他本人对中国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的变革有极大的兴趣，但他所做的汉学则依然维持着旧传统。他在柏林大学长期主持一个阅读清代四体文碑铭的读书班，同时关注汉文、蒙古文、满文和藏文文献的解读，这于欧洲汉学极具典型意义，表明那个时代于柏林大学开展的“汉学”是一种多民族、多语种的清代中国学，代表着清代中国的民族语文学学术，而不是单纯的“汉学”。德国汉学于二战之后，依然保持着这种“中国学”旧传统，不但像海涅士、傅海波等著名的汉学大家，同时也是著名的蒙古学家、满学家和中亚学家，而且，还有像福克司这样的汉学家，主要从事满语文的教学和满语文文献和历史的研究，他和他的弟子嵇穆（Martin Gimm，1930-）先后出任科隆大学的汉学教授，但主要利用满文文献资料，做清代的历史和文化研究。

GESCHICHTE DES CHINESISCHEN REICHES （5 VOLUME SET）. Otto Franke

二战后北美兴起“区域研究”，不但汉学被中国研究取代，而且本来常常被包括在汉学之内的蒙古、西藏和维吾尔研究等，也成了单独的“区域研究”领域，传统汉学开始与满学、蒙古学、藏学和突厥学（古回鹘文献研究）脱钩，被狭义地认定为是只研究汉语言、文献和历史、文化的汉学，而不再是“汉学”与“虏学”一体两面的“中国学”。新兴的西方“中国研究”明显偏向于对“汉人中国”的研究，而不再把中国当成一个多民族、多元文化组成的一个民族/国家。“新清史”正是在这种从欧洲旧汉学传统向当代“中国研究”转向的学科变化中产生出来的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中国研究”学术流派。“新清史”家有着和传统汉学家完全不同的中国观，后者把中国视为一个满族统治下的、以满族为中心的统一的多民族共存和多元文化共同发展的国家，而“新清史”家则建构起了一个以大汉族主义为中心的中国观，将一个统一的清朝拆分成了一个“汉人的帝国”和一个“内亚的帝国”。他们标榜自己对传统清史研究采取了一种“民族的/族群的转向”，即把对清史研究的重点从对汉人和汉化的关注，转向了对它的“满州之道”或者“内亚特性”的关注。其实，这样的转向是对从费正清开始的美国中国研究学者所做的清史研究的批判和挑战，而欧洲汉学的旧传统采取的本来就是以满族为中心的多民族统一的中国观，清代中国并不存在互相分裂的二个帝国，欧洲汉学家的传统优势从来就不是“汉学”，而是“虏学”，他们研究的重点不是“华”，而是“四裔”。“新清史”家的“民族的/族群的转向”不过是要回归到欧洲汉学的旧传统，只是给它穿上了一件要打破大汉族中心主义，重建以满族或内亚为中心的清朝历史叙事的新衣而已。

那么，今日西方世界的“中国研究”何以抛弃了重视满文文献以从事清史研究这个旧传统呢？这其中有着深刻的历史的和学术的原因。如前已多次强调的那样，欧洲Sinology在很长时间内是包涵了蒙古学、藏学、满学和突厥学等学科内容的，不管是被称为汉学诺贝尔奖的儒莲奖，其获奖者更多是上述这些学科的优秀学者，而不是狭义的汉学家；而且，像法国汉学家亨利·考狄（Henri Cordier， 1849-1925）编撰的四卷本《汉学书目》（Bibliotheca Sinica），其内容涉及及至1924年的欧洲语文有关汉地、满洲、西藏、蒙古和朝鲜的所有著作目录，这表明“汉”（Sinica）一词在1920年代的语境中指的就是“中华帝国”，故Sinology就是“中国学”。然而随着Sinology的衰亡，蒙古学、藏学、中亚学（西域研究）等学科于欧美学界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民族语文学”类的学科，满学却反而渐渐不见了踪影。其中的缘由是像藏学、蒙古学等“民族语文学”类学科，有其深厚的学术基础和发展潜力，不但是作为一个“区域”、“民族”（族群），还是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语文、文化和宗教传统，它们都具备成为一门独立的语文学学科的条件，种类丰富、卷帙浩繁的蒙古文、藏文历史和宗教文献为蒙古学、藏学的长期发展奠定了基础和保障。与藏学、蒙古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满学却从来没有能够完全脱离Sinology而形成一门独立的语文学学科。在建立清王朝之前，满文还是处于成长中的十分年轻的文字，留下的满文文献并不多，内容和题材均不够丰富。大清建国之后，满文文献的成长和发展又很快与汉语文结合在了一起，满文文献中的经典文本最重要的是对汉语文经典的翻译。即使清朝皇帝热衷于兴“黄教”（藏传佛教），以安众蒙古，但今天保留下来的《满文大藏经》的大部分内容也是对汉文大藏经的翻译。清朝官方文献很早就开始满、汉并用，甚至满、汉、蒙、藏四体并用，清代的历史文献中满文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对于研究清代历史而言，留存至今的大量清代满文档案文献等，无疑是无可替代的珍贵历史文献。我们若要研究满族的语言、历史、文化和民族特性等，当然必须要学会满语文、充分利用满文文献，否则，我们的研究是不究竟的，不完美的。但是，要建立起一门像藏学和蒙古学这样自成体系的语文学学科的满学，仅仅依靠现存的满文文献显然还是远远不够的，仅仅借助满语文文献从事清史研究，这远不足以支撑起一门可称为“满学”的语文学学科。

CORDIER Henri.‎Bibliotheca Sinica.Bruxelles， Culture et civilisation， 1963 5 vol.

此外，虽然“新清史”的学术进路之一是要打破清代历史的“汉化”叙事，但不得不说，满语文献之所以于后世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或者说满学并没有能够发展成为独立于狭义的汉学之外的一门语文学学科，甚至说满族或者满族居住地区于今日也无法成为一个“区域研究”学科的研究对象，其重要原因就是满族于其统治中国近三百年间确实已经非常的“汉化”、“华化”或曰“中国化”了，满族的语言和文化已经很深地嵌入了作为整体的中国的语言文化之中，以至于后人很难真正将满人与中国人，将“满族之道”从“中国之道”中清晰地分离出来。是故，满学即使在Sinology衰落之后，也没有能够继续发展，形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它依然与Sinology和“中国学”相辅相成，不可分离。西方的蒙古学和藏学研究在从语文学向“区域研究”转向的过程中走向了衰落，而满学甚至都无法成为一门“区域研究”学科的研究对象，因为它与汉学和中国研究的联系是如此的紧密，如此的不可分割，在它们之间根本不存在一个可以严格区分和定义的特殊区域可供他人研究。

当我们对Sinology的“中国学”性质有了全新的认识时，我们对西文中的“汉化”，即Sinification和Sinicization这个概念的理解或也应该有一个全新的视角，我们不应该简单地按其字面意义来理解“汉化”。所谓“汉化”或当如陈垣先生所说的“元代西域人华化”一样，指中国古代王朝诸多民族相互渗透、交融的“华化”和“中国化”。在清代中国这个背景下，“华化”的主题是满、汉、蒙、藏等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和交融，它使传统中国的社会和文化面貌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于这个“华化”的过程中，“满化”程度或高于“汉化”，作为清王朝之统治阶级的满族，他们于近三百年的统治时间内，尽管最终也不可否认地被高程度地汉化了，甚至也部分地被藏传佛教化了，但满族对于被其统治的汉、蒙、藏等民族百姓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影响，或至少等同于汉、蒙、藏等族于文化、社会和宗教上给他们施予的影响，清代中国各民族文化之间交往、交流和交融的历史是古代中国各民族之华化、中国化和中华民族化的一个典范。最后值得强调的是，由于世界学界并没有形成一个以满语文文献和文明研究为主体的满学，也没有出现一个或可称为“满洲研究”的区域研究学科，而满语文不再为满族百姓使用也已百有余年，它已接近消亡，故满语和以满语文研究为主体的“满学”早已经成为亟待抢救的“冷门绝学”，于今我们或确实应该于清史研究之外给满语文和满学研究以特别的重视，以维持这个中国古代民族语文传统的传承和发展，将对它的研究作为我们抢救“冷门绝学”，建设世界中国学的一项重要举措。

本文原刊于《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2025年第二辑，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

来源：沈卫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