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工人日报）

小时候过年，我很喜欢去我的同学小陆家串门。他的爷爷老陆，是厂里的八级工。这个工厂是从南方迁过来的，老师傅中有很多是上海人。其实很多老师傅原籍并非上海，只是后来到上海当工人，又跟着工厂一起迁移。上海话，是他们在上一个异乡的通用语而已。

春节时候，老陆师傅家里总是热热闹闹的。年夜饭，大家围坐在一张大圆桌上，挤得满满堂堂。小陆不停地打着招呼，这个叔叔，那个阿姨，他有时候连桌子都挤不上去，就夹一些菜在旁边吃。

“你的亲戚好多啊。”我对小陆说，“我好羡慕你，有这么多叔叔阿姨。”但渐渐地，我感觉到好奇，“你爷爷说话是上海口音，怎么那些叔叔阿姨说话都南腔北调的，他们不是你爷爷的孩子吗？”

他们的确不是老陆师傅的孩子，他们是老陆师傅的徒弟。在陌生的城市里，他们身边没有别的长辈亲戚，仅有的长辈就是师傅。春节回不去老家，师傅的家，就是他们的家，师徒一起过年。每年过年，老陆的爱人必做的菜就是蛋饺，寄托着一桌人的乡愁。

后来，一张圆桌变成了两张，把小小的客厅占得满满的。有的年轻工人成家之后，带着老婆和孩子一起来。老陆已经退休，腿有风湿，坐在轮椅上。

徒弟们发展各异，有人当了技术能手，也有人下了海。“你们说，我就爱听你们说。”老陆总这样说，他喜欢听年轻人讲一些厂里的新鲜事。有开心的，也有不开心的，但老陆都想听。

再后来，我也就不知道了。我也长大了，不再是那个可以端着碗四处串门蹭饭的小孩。那座包豪斯式建筑组成的厂区，也渐渐停止了喧嚣。

“师傅，咱们厂子没有黄，在郊区要盖一个更新更大的。”那年春节，徒弟们对老陆说。他最中意的一个徒弟，现在是副厂长了。

厂子搬走的第三年，老陆走了。小陆翻出了家里泛黄的电话本，拨通了徒弟们的电话，一个又一个，告诉他们，老陆师傅已经不在了。

送别的那天，虽然厂子搬走了，但人都来了。我还能从他们发白的鬓角，对上他们年轻时候的模样，这个是张叔叔，那个是周阿姨……

老陆去世以后，小陆一家也搬走了，那个房子空了下来。老陆的老伴说，看见家里的陈设就想起老陆，睹物思人，晚上睡不着，不如搬去别处。

之后的那个春节，小陆约我去帮他打扫房子，准备年后卖掉。于是，我们又回到了那个熟悉的楼道，站在熟悉的单元房前。

门前，放着一束花，还有一包蜜三刀，是老陆最爱吃的，包装上写着三个字：给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