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邯郸晚报）

元代磁州窑白地黑绘狩猎纹罐

明代磁州窑白地黑绘褐釉奔马罐

元代磁州窑白地黑绘乌江渡马长方枕

清代酱釉黑花奔马诗文瓷葫芦瓶

□曲宗红

乙巳缱绻而去，丙午奔赴前来。

邯郸，拥有过胡服骑射的改革，拥有过“赵地方二千里，带甲数十万，车千乘，骑万匹……”的盛赞，拥有过“醉骑白花马，西走邯郸城”的诗意……马，于底蕴深厚的甘丹风华里，已成为锐意进取、奋发向上的精神图腾。

马年新春在即，笔者寻访了邯郸市博物馆、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曲周县博物馆的“马”文物，观风骨，品气象，抚今追昔，又择其重点成文，与读者朋友共同感受它们承载的厚重与力量。

（蟠螭纹马首耳大铜鉴-邯郸市博物馆）

这是与三匹青铜马在同一展区的另一件国家一级文物——蟠螭纹马首耳大铜鉴。它铸造于约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中叶的战国早期，是礼器的典范之作。“器以载道”,这尊于1972年从邯山区张庄桥汉墓出土的战国重器，高25.1厘米、口径45.1厘米，当年象征着王室的尊贵与权力。

曾疑惑于铜鉴之“耳”的造型何以为马首，最终在《史记・赵世家》中略寻得答案：“造父取骥之乘匹，献之缪王，日驰千里马，大破徐偃王，乃赐造父以赵城……”由典籍可见，赵氏因马得姓，因马立国。马，被赵氏宗族尊重、珍爱，也最终随王侯走进陵寝。

（唐代带鞍陶马-邯郸市博物馆 征集）

这款带鞍陶马，马首高昂、颈部修长、膘肥健硕、气质昂扬，可谓唐朝陶马的标准像。

灰褐的陶胎不施华彩，如漳河岸边积淀的古旧时光。马鞍视觉效应舒适，仿佛将盛唐时期的国策“以马立国”完美凸显。

这匹唐马五官俊朗，双目炯炯，神气十足。彼时邯郸道作为河朔地区南北驿道与东西陉道的交汇点，北通幽燕、南达河洛，它见证当时驿马往来不绝。千年之后静立于此，像在踏过古道风尘后的沉思，亦像潜藏血脉中的文脉传承。

（三匹青铜马-邯郸市博物馆）

邯郸市博物馆镇馆之宝——三匹战国青铜马，早于著名的“马踏飞燕”400年，国家一级文物，1997年出土于邯郸市西北陈三陵村的赵王陵，是我国发现最早写实风格的青铜马雕塑。

三马个头儿不大，中间的高18厘米，另外两匹高15厘米。马首、头颈、背、臀、尾等部位均以稳定流畅的曲线明快地展现出来。它们体态健硕，神态悠闲，或垂首吃草，或凝视远方，让我们联想出冷兵器时代的战后风貌，也令我们回顾赵国能征善战的辉煌历史。

“扎束马尾”的细节也彰显了写实风格——作战时，既避免飞扬的马尾可能导致的安全隐患，又保证战马奔跑时重心稳定。

明代的邯郸，已由元朝的繁华重镇复转回商贸与农耕中心。稳定的社会态势，复苏的经济风貌，将艺术理念体现在器物上。奔马的形象辅以卷草纹、云气纹……以朴实的艺术语言书写人们对美好、自由生活的向往，在寻常百姓家的陶瓷罐上闪转飞旋——磁州窑也由此被誉为“百姓窑”。

（陶鞍马-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

陶鞍马出土于茹茹公主墓，东魏武定四年，即公元546年，柔然（即“茹茹”“蠕蠕”）可汗阿那瓌的孙女邻和公主（即茹茹公主）与高欢之子高湛因政治联姻远嫁至邺城。但仅仅两年，十三岁的公主便香消玉殒，东魏朝廷以堪比王侯的礼制将其葬于邺城西北的磁州境内，包括这件陶鞍马在内的百余件随葬品。

这匹马以挺拔的身形，昂扬的仪态，映射出北朝骑兵纵横疆场的突奔力量。

它高高翘起的前后鞍桥将坐上人牢固护卫其中，精巧而实用的马镫是革新马具，与鞍桥相辅相成。鞍后的囊袋丰富了工艺意趣，鲜活了游牧民族的线性思维模式，也温柔了茹茹公主远嫁的乡愁与别绪。

（唐代彩绘陶马-曲周博物馆 征集）

曲周博物馆陶器展厅的彩绘陶马，造型生动，气韵灵动，机智的眸子、神气的耳朵、头部的辔头、臀部的宝相花纹……这些雕琢刻画，咏叹出盛唐的大国气象。

自李唐关陇起兵，承袭着“马背上的王朝”——北朝的骑射传统，立国后设四十八监，遍养军马，鼎盛时能达到七十余万匹，为稳固朝纲起了重要作用。而邯郸所在的河北道，把曾经“杂以夷夏，风俗劲悍”的游牧遗风，融于培育军马的沃土，也成为戍守北疆的军事要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