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郭纯】

天宝十四年，镇守大唐北部边疆范阳、平卢、河东的三镇节度使安禄山发动叛乱，“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打了承平已久的唐玄宗一个措手不及。

一时间，河朔尽陷，玄宗哀叹：“河北二十四州，岂无一忠臣乎？”唯有得知常山、平原二郡（今河北正定、山东德州一带）在其太守颜杲卿、颜真卿带领下反抗叛军，才欣悦地说：“朕不识颜真卿形状何如，所为得如此！”

颜杲卿、颜真卿在巩固了本郡形势后，又在土门（今河北鹿泉市）大胜安禄山叛军，断绝其攻入关中的通路。有此一役后，河北二十四郡中有十七郡同日归顺，共推颜真卿为帅，得兵二十余万，“横绝燕、赵”。

然而抵抗叛军急需庞大的军费开支，可当时连朝廷本身都随同玄宗一起“幸蜀”了，风雨飘摇之中遑论拨出专供河北联军的军费。幸亏当时颜真卿的军中有一谋士李华，向他建议以售卖景城郡（今河北沧州）出产的盐来募集军费，具体方式是“沿河置场，令诸郡略定一价，节级相输，而军用遂赡”，即由官府收购沧州所产的食盐，并组织运输送往沿黄河所设的盐场，按照统一的官定价格售卖给当地百姓。

有了这笔军费的支撑，颜真卿因此能在堂邑（今山东聊城）大败叛军，给刚在灵武即位的唐肃宗献上一份大礼，肃宗也如同抓到救命稻草一般，立马加授颜真卿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河北采访招讨使。

在强大的安史联军的攻势下，颜真卿没能镇守住河北；虽然他的军事行动失败了，但原本只是战时举措的“榷盐”之举，却成为重振大唐的一剂强心针。

早在安史之乱爆发前，面对不断增加的守卫边疆军费开支和日益庞大的官僚机构，传统的租庸调制出现了“丁口转死，田亩移换”的现实问题，国家长期处于赤字状态。安史之乱中，群雄割据，传统税收体系也被打得支离破碎。在这样的情况下，盐对国家有了特殊的意义。

玄宗幸蜀后，就有人建言“请于江陵税盐麻以资国”，但并未提出相应的具体方案。直到北海郡录事参军第五琦——这个曾亲身参与过河北“榷盐”的小吏，向玄宗献言道自己有办法能“使济军需，不劳圣虑”，便即日官拜监察御史，江淮租庸使，后又被加升为殿中侍御史、山南等五道度支使任。由此，盐税才自汉代以后第二次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成为国际主要税种之一。

“榷盐”的本质就是国家实行食盐专卖制度。第五琦的“榷盐法”具体举措也很简单：首先是在“山海井灶近利之地置监院”，有专门的官员负责收卖食盐；第二，就近将过去制盐卖盐的游民收编，免其徭役，设为“盐铁使”；第三，窃盐者会被依法惩治。

盐价因此飙升——唐肃宗刚继位的至德元年，盐价仅为每斗十钱；到了乾元元年，每斗高达一百一十钱，加价十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家却没有“尽其利”——盐税收入仅40万缗，尚不足国家总岁入的十分之一。这一是因为朝廷只在食盐产地设立监院，没有涉及关于非产地和边远地区食盐运输的管理办法；二是监院的销售对象并没有排除商人，所以食盐“转销”的情况非常普遍，“私商”攫取了本该属于国家的丰厚利润。

于是第五琦的继任、著名理财家刘晏又对“榷盐法”进行了改革，使“法益精密”。他的主要做法就是将第五琦提出的“官销制”改为“商销制”，即商运商销就场专卖制。一方面保留了第五琦在产地设置监院的做法，保证国家对盐利的控制；另一方面承认商人的作用，利用官方和实际销售价格之间的差价，鼓励商人积极转销，让商人和国家的利益得到有机统一，使得商人获得一定利润的同时，扩大榷税的范围。

刘晏的改革效果极为明显，盐税收入在代宗朝的大历年间，高达六百余万缗。“天下之赋，盐利居半”，乃至“宫闱、服御、军饷、百官俸禄”都仰其所给。

刘晏改革盐法，造就了中国历史上一个极为特殊的阶层——盐商，这是个严重依附官僚体制的阶层。白居易在《盐商妇》里以一名盐商妻子的口吻夸耀道：“婿作盐商十五年，不属州县属天子。”盐商在朝廷的支持下迅速积累起了巨额财富：“每年盐利入官时，少入官家多入私”。刘晏改革盐法的举措之一就是采用“轻货折盐价”，鼓励商人以绢、漆器、玳瑁之类的“轻货”来代盐价，具体操作如下：某地绢时价每匹2000文，当地官府为了照顾商人购盐的积极性，将商人买盐所交纳的绢定为每匹4000文。盐商以绢作价买盐，相当于半价。盐的榷价就从朝廷规定的每斗110文，实际变成每斗仅交纳55文；而最终汇总到朝廷的约600万缗的盐利，实际上只获得了300万缗。

朝廷所得到的盐税由绢价“虚估”出来的，并不是对应其真实的价格，这就是盐商“少入官家多入私”的奥妙所在。盐的实际进价低了，但是卖出的价格却很高——德宗建中三年，江淮盐每斗为钱310文，河中、两池盐每斗为370文。因此从中唐起，盐商之富就逐渐成为了社会话题，与白居易齐名的元稹也写过《贾客乐》，揭露盐商“不入州县征”，刘禹锡在《贾客词》中慨然叹道：“五方之贾，以财相雄，而盐贾尤炽。”

“榷盐法”的诞生和改革让国家控制了食盐的产出、运输和销售的一系列环节，朝廷因此得到了税收，盐商因此获得了利润，但是食盐的生产者却获利极少；而从消费的角度看，由于食盐是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当盐价被一再抬高，大量民众为了不“淡食”，就只能转向购买私盐。一些人意识到食盐既有丰富的来源，亦有广阔的市场，也愿意铤而走险出卖私盐，私盐贩就这样应运而生了。

唐代私盐贩的来源十分复杂，有些合法商人本身就参与走私，唐文宗曾发布《追收江淮诸色人经纪本钱敕》，谴责盐商凭借官商的身份“纳利殊少，影庇至多，私贩茶盐，颇挠文法”，给州县带来不小的祸害。至于地方上的豪强，纠集一些手下部曲，公开对抗政府法令，以贩私为业，甚至逐渐发展成声势浩大、人员众多的武装贩运集团。

私盐的流行给朝廷带来的不仅是财政上的损失，还有对其统治本身的威胁，因此打击私盐贩的举措也越来越严厉。贞元中，盗鬻两池盐一石者死，到了元和中，减死刑为流刑，后又恢复死刑。私贩一斗盐处以杖刑，并没收车驴之类的运输工具。对于生产者，刮卤土一升，以私贩盐一升论处。参与贩盐诸环节：坊、市、居邸主人、市侩均连坐。可即便是如此“严刑峻法”，至唐末，统治者面对“奸蠹实繁”的局面已束手无策。而政府的残酷镇压也已迫使一些贩运私盐的团伙公开打出造反旗号，发展为武装反抗斗争。

由私盐贩领导的武装斗争，其声势最大者当属被称为“盐贼”的濮州人王仙芝和曹州冤句人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这场起义纵横十数省，坚持斗争十余年，最后成为唐朝灭亡的主要原因。

濮州和曹州位于今河南山东交界处，在唐代均属河南道，其中主要的产盐区有青州、海州等地。安史之乱时，这里因为靠近河北而被叛军所占。唐代宗宝应元年，经过两次节镇调整，成立了淄青平卢节度使，初辖青、淄、齐、沂、密、海六州。永泰元年七月，李正己成为淄青平卢节度使，又占据了包括“曹、濮、徐、郓”在内的15州。唐德宗建中二年，他与成德、魏博、山南诸道同时叛乱。至此，淄青走上割据道路，将河南海盐据为己有。

唐宪宗元和十年，李正己之孙，时任淄青平卢节度使的李师道被平，其辖区被分为淄青、天平、兖海三道，濮州和曹州从此属天平军。元和十四年，朝廷才在这三道设置榷盐院。但是，这一举措就是昙花一现，不到三年，长庆二年，又迫于压力将盐利移交当地节度使收管。

自唐中期盐被纳入国家税收体系后，朝廷为了保证收入增加，开展了一系列促进地方盐业生产的措施，但是山东盐业并没有借助这个契机及时获得发展，主要原因就在于山东地区长期处于藩镇割据状态，经济相对独立，该地盐产运输不出去，只能主要供应内部消费。另一方面，频繁的战乱使得山东人口流失，市场萎缩，也无法产生盐业上的豪商大贾。

但这并不影响私盐在山东境内，尤其是濮、曹两州的流行。这两地虽远离山东沿海的产盐地，但都地处黄河两岸发达的水陆交通网络之中：曹州拥有菏水—济水—泗水这一连接黄河与淮河的漕运通道，商船往来如织，走私路径多；濮州控扼黄河渡口，水路交通也很便捷，于是北有河北盐、南有江淮盐都可以渗透到这两州中来。加之这两州还处于河南道与河北道的交界地带，藩镇多在此设关卡，违法敛财，民怨沸腾，各种亡命之徒、破产农民、退伍兵卒都会汇聚于此，形成庞大的地下情报、运输和武装网络。

于是，当王仙芝与黄巢这样的人振臂一呼时，这个现成的走私网络能迅速地转化为军事组织。这些“流寇”在黄巢的带领下，渡过长江四次，黄河两次，从“唐帝国无数的罅隙中自由来去”，其间甚至还“轰轰昆昆乾坤动，万马雷声从地涌”地攻入帝国的首都长安。

不过，贩盐的可以是将王朝搅得翻天覆地的流寇，也可以摇身一变、成为偏安一隅的国主。唐僖宗乾符二年，黄巢起义军进攻杭州，以私盐贩子出身入伍的镇海军副右使钱镠以少敌多，巧妙运用伏击和虚张声势等战术，阻吓了黄巢军的进攻。之后他又在乾宁年间奉唐昭宗之命，讨伐自立为王的董昌，遂占有两浙十三州。唐朝灭亡后，钱镠于后梁开平元年被封为吴越王。

钱镠能从一名私盐贩子蜕变为开国君主，除了个人的军事才能，一个稳定的“钱袋子”是其政权得以存续的关键。而这个财政基础，与两浙地区得天独厚的盐业资源及其背后的漕运体系密不可分。

追溯其源，唐代宗广德二年，刘晏作为东都江淮以来转运使，开决汴河。汴河作为江淮到两京的主要漕运得到全面的恢复，主持重新疏通了汴河水道，这大幅缩短了江淮盐、浙西盐与中原的距离，使其可以进入广阔的北方市场。又因他主理盐政时，因河北盐产已入方镇之手，山东半岛的海盐不久后也被李正己所占据，故着重于东南盐利。

刘晏所建“十监四场”，主要设在淮南北及两浙。由于产量最高，故“兴课特优”。这十监之中，临平、新亭、兰亭、永嘉、富都均在两浙杭、台、越、温、明诸州，它们都是水陆通衢与繁华都市。场在唐代原指百姓交易货物输税的场所，杭州场则更是“咽喉吴越，势雄江海”，“方商所聚，百货所殖”，“每岁官入三十六万千计。”仅一场收入竟高达元和时盐税总收入二十分之一以上。

钱镠“丹书铁券”。新中国成立后，钱氏后裔将铁券献给国家；1960年，中国历史博物馆以国家一级文物珍藏，其目前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中。人民政协网

正是依托这一丰厚的盐利资源，钱镠的政权获得了坚实的经济支撑。他平定董昌后，唐昭宗为嘉奖其军功，赐丹书铁券，其上记有钱镠官职头衔多达84字，其中赫然有“两浙盐铁制置发运等使”字样，证明昭宗时期，钱镠仍象征性地向已经衰微的朝廷“进奉”部分盐税。唐朝覆灭后，他及其继任者延续了这一策略，持续向后梁、后唐等中原王朝进献贡赋，其中盐利无疑是重要组成部分。

杭州钱王祠 钱镠塑像

据传，钱镠曾作有一名对：“三千里外一条水，十二时中两度潮。”写的正是在其治下，杭州城外钱塘江上商船满盈、四方辐辏的盛景。但这开头的“三千里”究竟为何，说法不一，有人说这是因为当时江南未通，两浙贡赋仍需海路运至山东半岛的青州，故称“三千里”。钱镠“铸山煮海”，以盐利为经济支柱，换取了中原王朝的政治承认与边境和平，最终使吴越国在五代十国的乱世中成为“民至于老死不识兵革”的乐土，立国72年，为后世“苏杭天堂”的繁荣奠定了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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