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战火纷飞的岁月，革命队伍的春节没有丰富可口的年夜饭，却把最炽热的信仰，融进每一个寒冷的岁末年关。在延安这片黄土地上，民风质朴，乡亲们过年素有扫炕、蒸馍、闹秧歌的习俗。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后，这些延续多年的年俗被赋予新的意趣。

　　对于延安的乡亲们来说，过年最期盼的，莫过于张贴年画和春联。以往，年画多是钟馗、秦琼等传统门神画像，春联也多是“招财进宝”“五谷丰登”之类的老话。1938年4月，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下称“延安鲁艺”）成立，木刻家们在这里真正找到了木刻的艺术定位与精神归属——服务人民、助力革命，而人民生活，正是木刻创作的不竭源泉。此后，一批崭新的木刻年画相继诞生，《五谷丰登》《保卫家乡》等作品既贴合百姓生活日常，又道出群众心声。乡亲们把年画贴在门上，连连称赞：“这才是咱老百姓该贴的年画！”1942年，延安鲁艺专门成立年画研究组，艺术家们向老乡学民间画法，画下八路军帮农民耕地、妇女纺线织布等边区生活场景。一幅幅年画充满精气神，深受群众喜爱，大家争相讨要，让年的红火里多了一份新思想的暖意。

　　延安的年，最热闹的当数闹秧歌。陕北秧歌本是乡亲们过年庆祝的传统习俗，在延安时期被注入新的生命力，发展成“新秧歌”。艺术家们换上粗布衣裳，深入乡村与军营采风，将边区军民生产劳作、抗日救亡的真实故事融入秧歌创作，推出《拥军花鼓》《兄妹开荒》等脍炙人口的新秧歌剧，成为边区军民最喜爱的文艺形式。

　　1943年春节，延安鲁艺组建150人的秧歌队，率先走进杨家岭、中央党校等地演出。精彩的新秧歌吸引乡亲们从四面八方赶来，现场被围得水泄不通。这一年春节，恰好赶上陕甘宁边区政府1月发起的“双拥运动”，秧歌队又马不停蹄地赶赴金盆湾、南泥湾等地慰问部队。当《拥军花鼓》的旋律响起，演员们唱起“正月里来是新春，赶上了猪羊出呀了门”，上千名老乡与战士齐声合唱，歌声久久回荡在黄土坡上。那份军民同心的温情，至今想来仍让人动容。

　　聊完延安，再说说中央苏区的年。那时的苏区战火纷飞、物资匮乏，乡亲们的生活十分艰苦，可苏区军民凭着骨子里的韧劲，在硝烟中过出了别样的春节，在苦难里点燃了希望之光。土地革命前，苏区老百姓最怕过年。地主恶霸横行乡里，辛苦劳作一年的粮食却被掠夺一空，不少人甚至为躲债背井离乡。共产党和红军到来后，苏区百姓的日子才有了盼头。红军打土豪、分田地，把没收的粮食物资分给穷苦百姓，还创办消费合作社，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乡亲们凭票就能买到盐、布等基本生活用品，遇上物资稍充足时，还能置办少量年货。

　　苏区的春节总与战事相伴，越是临近年关，战事往往越激烈，但苏区军民从未畏惧，而是用一场场胜仗为新年献礼。1929年除夕，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抵达瑞金大柏地，这个春节，成为红军战士们难忘的战地春节。那年，红四军向赣南挺进，试图解井冈山之围，途中多次遭遇袭击，损失惨重、士气受挫。抵达大柏地时，战士们缺衣少食、极度疲惫，而身后仍有敌人紧追不舍。毛泽东、朱德果断利用大柏地的有利地形设伏，动员战士们说：“消灭敌人，让老百姓安稳过年，今天就在这儿杀敌过新年！”战士们深受鼓舞，顶着寒风在山野中埋伏，年夜饭只有冰冷的红米、干涩的野菜，却无一人抱怨。第二天，大柏地战斗打响，红军将士奋勇杀敌，激战一整天，终于大获全胜。战后，红军和当地乡亲们一起杀猪宰羊、共庆新年，枪声化作新春的鞭炮，疲惫化为欢庆的喜悦。

　　苏区的年是苦的，苦在烽火连天、物资匮乏；苏区的年更是暖的，暖在军民同心、鱼水深情，暖在革命火种生生不息。

　　那些在战火中淬炼的温暖与信仰，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成为永不褪色的红色记忆，代代相传、历久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