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小汪

　　唐天祐四年（907），朱温篡唐建梁，中原王朝的余晖在北方大地渐次消散。作为扼守燕山南麓、控扼南北交通的战略要地，幽州城（今北京西南）褪去大唐卢龙节度使（原为范阳节度使、幽州节度使，因领卢龙军，又称卢龙节度使）治所的荣光，陷入了藩镇割据与王朝更迭的连环漩涡。从唐亡到辽会同元年（938）正式改称南京析津府的三十余年间，这座雄关在兵戈扰攘中颠沛，在胡汉交融中存续，既见证了藩镇割据的终章，也开启了北方民族政权统治的序幕，成为五代乱世北方格局最鲜活的注脚。

　　唐亡后的幽州城，由卢龙节度使刘仁恭继续控制。凭借燕山天险与世代经营的根基，刘氏父子在此构建起半独立的割据王国，背离了大唐以来的边镇规制。刘仁恭耽于享乐，在大安山（今北京房山西北部）凿窟为宫，广征美女玉帛，将幽州赋税尽数挥霍于奢靡之中；控制沧州盐区后，实行盐业垄断，禁止私煮，同时推行用泥土做钱等暴政，致使民不聊生。其子刘守光更是残暴逾父，囚禁生父、诛杀兄长，于后梁乾化元年（911）悍然称帝，国号大燕，史称“桀燕”。这个短命政权的统治仅维持两年，却让幽州城陷入至暗时刻——滥施烹杀之刑，反抗者无一幸免，市井萧条，百姓流离。乾化三年（913），仍以唐朝臣子自居的晋王李存勖率军攻破幽州城，桀燕覆亡，大安山宫殿付之一炬，浓烟滚滚中，幽州城被纳入晋国（唐末与五代前期李克用建立的地方割据政权，又称“前晋”）版图。

　　五代初期幽州地区的政权混战，为北方游牧民族契丹的休养生息、壮大力量提供了机遇。契丹军队时常入塞骚扰，不仅截获中原运往幽州的粮草，还于天祐十四年（917，后唐建立前，晋国仍沿用唐朝年号）围困幽州，后被李存勖分兵击败。李存勖灭梁建唐（923，史称后唐）后，将幽州作为北方屏障，于后唐同光三年（925），命原沧州节度使赵德钧移镇幽州，为卢龙节度使。赵德钧深知幽州战略价值，一面加固城防以御契丹南侵，一面着手修复战争创伤，让这座残破的雄关渐露复苏生机。史载，“德钧镇幽州凡十余年，甚有善政。”（《旧五代史·列传十三》）他筑阎沟城（今北京房山良乡），打通幽涿粮道，保障物资流通；在幽州城东筑三河城，安抚东部流民，恢复农耕樵牧；更于后唐长兴三年（932）开凿东南漕渠，连通山东漕运，让江南粮秣直抵幽州城，为城市复苏注入关键动力。十余年间，幽州城坊市重开，南来的丝绸、茶叶与北地的马匹、皮毛在榷场再度汇聚，胡商的驼队与汉人的货郎穿梭其间，铜铃与吆喝声交织成乱世中的难得的烟火气息。

　　后唐清泰三年（936），河东节度使（辖区在今山西中北部）石敬瑭遭末帝李从珂猜忌，被逼至绝境，竟向契丹皇帝耶律德光俯首称臣，许诺若能借兵推翻后唐、助自己称帝，便将卢龙一道及雁门关以北诸州（即后世所称幽云十六州或燕云十六州）永久割让。幽州作为十六州的核心枢纽，一夜之间沦为这场权力交易的筹码。彼时驻守幽州城的卢龙节度使赵德钧，虽治幽十余年颇有实绩，却始终未脱五代藩镇“强者逐鹿”的本性。眼见石敬瑭借契丹之势欲称帝，他野心骤起，不愿错失良机，遂也暗中联络契丹，许诺“若立己为帝，请即以见兵南平洛阳，与契丹为兄弟之国；仍许石氏常镇河东”（《资治通鉴》卷二百八十），与石敬瑭争夺契丹的支持。然而赵德钧根基虽在幽州，但其承诺远不及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更让耶律德光心动，最终竞价败北，走投无路之下率部降辽，次年便卒于北方苦寒之地。

　　后晋天福三年（938），石敬瑭派遣使者将燕云十六州图籍正式献给契丹，完成了领土交割的法定手续。耶律德光下诏升幽州为南京析津府，纳入辽朝五京体系，胡汉分治的统治格局就此全面推行，髡发左衽的契丹官员与束发右衽的汉人官吏往来交错，原属后唐的官署称谓尽数依辽制更改。一座兼具契丹草原风格与中原汉地风貌的都城，就此在燕山南麓慢慢成形。此后，后周与北宋等中原王朝虽曾数次倾国力北伐,意欲收复幽云十六州，然均以失败告终，契丹人统治幽州长达一百八十五年。

　　三十余年的五代乱世中，幽州城军旗数换，每一次更迭都伴随着兵戈与血泪；城墙之内，胡汉百姓在战乱间隙维系生计，保留难得的烟火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