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韩晓宁，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兰姿珊，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丰富内涵是对中国媒体融合理论体系的完善和创新。本文结合系统论视角，分析主流媒体变革的多维度内涵、协同式特征及实践性规律。宏观目标、中观任务与微观手段共同构成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多维度内涵。内部要素与外部环境的动态协同，交互形成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核心特征。智能传播时代，主流媒体应统筹结构功能，调节信息反馈，寻求竞合共生，在动态演化中提升全链效能，实现系统性变革。

[关键词]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数智技术系统论媒体融合

智能传播时代，主流媒体正在构建全链智能化，以应对技术更迭给其生产传播格局和组织管理架构带来的挑战。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构建适应全媒体生产传播工作机制和评价体系，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如何全面理解当下主流媒体变革的系统性表征，探寻智能传播时代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有效进路，是当前传媒业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问题。

“系统性”不仅要求主流媒体实现单一要素的根本升级，还强调要素之间及其与外部环境的协同演进。其中，技术是智能传播时代媒体变革的焦点变量，直接形塑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需遵循的规律及其进路。本文尝试多维度解析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深层内涵、目标任务和重点要求，阐释其协同性特征，分析主流媒体内部要素与外部环境在动态关联、交互作用后形成的变革特征，并结合数智技术对当代媒体变革的影响，提出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可依循的路径规律。

一、系统论视角下的主流媒体变革

对传媒业而言，身处变革中的主流媒体可被视作一种系统，呼应“局部与全部的辩证统一”“事物内部矛盾的发展与演变”等辩证唯物主义常理［1］。系统是相互作用着的若干要素的复合体，基于元素数量、种类及元素间关系划分，一类系统侧重累加性特征，即通过简单累加要素在孤立状态下已知的特征和行为获得；另一类系统强调组合性特征，即依赖于复合体内部特定关系的协同［2］。主流媒体属于后者。基于系统内部元素的作用类型及其与外部环境关系，系统又可分为封闭系统与开放系统，现实中的社会经济组织都属于后者范畴，主流媒体同理，即其内部存在元素的非线性相互作用，且与外部环境相互区别却又相互联系［3］。综上，主流媒体是具有协同特征的开放系统。

系统性变革是系统论与社会改革实践结合而生的概念［4］，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则是系统论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中的具体实践表现。系统论要求变革不仅仅是针对问题成因作出调整，而需根本性地改变产生问题的条件或要素，并通过协同局部调整来解决整体问题。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区别于其他媒体变革的核心正是在于其“系统性”思维，即从底层逻辑上改变主流媒体的局部生产传播要素，多维度优化变革的目标任务和重点要求内涵，进而在与外部环境的动态协同中形成变革特征，达成传媒业生产传播体系的全面升级。

纵向观之，媒体融合是改革起点，全媒体传播体系是融合深化的目标，而系统性变革则是跨越局部修补与全局重构间鸿沟的关键手段。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与媒体融合、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等过往媒体政策一脉相承，三者是不同时期的新技术作用下，作为政策主体的党针对性采取的政策行动。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是媒体融合的基础路径，是建设全媒体传播体系的迫切需要，三者间的逻辑关系详见图1。然而，“系统性”意味着主流媒体现已处在“相变”的临界点，在数智技术影响下，局部缝补已无法突破主流媒体困境，从底层逻辑上实现内涵升级，并在全局全链上发挥要素协同作用，才是主流媒体在智能传播时代的破局进路。

二、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多维内涵

系统论的方法论既关注分析性考察系统的构成元素，又强调综合性解析系统的构成特征［5］。主流媒体作为系统，其变革实质是对目标任务与重点要求进行根本优化，并通过内部要素之间及其与外部环境的协同演进，形成统筹全局的关系特征。本文从宏观治理目标、中观舆论任务、微观技术手段三个层面，解析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多维内涵。

（一）宏观治理目标：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

《决定》将“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置于“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总体布局下，其指导意义在于，系统性变革是破解文化体制机制结构性矛盾的重要突破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终极目标。在宏观层面，呼应了当前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三大导向。第一，功能定位复合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上承“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下启“完善舆论引导机制和舆情应对协同机制”，要求主流媒体超越单一的信息传递、知识普及或内容宣传等工具属性，成为集公共服务、媒体职能和舆情研判于一体的社会治理平台。第二，资源配置集约化。主流媒体优化文化资源配置，一方面在于资源精准下沉，即突破行政层级限制，构建省域“一张网”式的资源流通通道；另一方面主流媒体通过最大化整合平台、数据资源，实现资源集约化配置。第三，技术治理法治化。在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中，技术治理法治化导向的本质是，将技术规制与法治保障嵌入文化治理体系的制度创新过程中，旨在推动主流媒体从信息传播者向治理参与者的角色跃迁，最终服务于“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的战略目标。

（二）中观舆论任务：完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

完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是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上层任务，要求主流媒体在系统性变革实践中联动网上网下一体化、长效化的舆论引导框架。在实践中，主流媒体需结合舆论引导机制和舆情应对协同机制，联动网络生态的长效治理，在系统性变革中强化核心价值话语的主导地位及其舆情把控效能。一方面，主流媒体需突破单一主体治理的局限，构建由党委领导、媒体联动、公众参与共同组成的多维协同网络。其一，强化纵向贯通机制，统筹中央与地方媒体的资源调配，形成由中央定调到地方落地的舆论引导梯度。其二，推动横向融通机制，促进主流媒体与政务新媒体、商业平台合作，通过内容共享与联合策划扩大主流声量。其三，激活公众参与机制，通过用户生成内容（UGC）筛选与激励机制，实现“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双向互动。另一方面，主流媒体可联合网络云端的全链条动态治理，建立舆情风险预警机制与闭环反馈机制——前者依托大数据技术实时捕捉公众情绪波动，识别潜在意识形态风险；后者通过动态调整报道策略，回应公众关切，消解次生舆情隐患。

（三）微观技术手段：适应全媒体生产传播的工作机制和评价体系

智能传播时代，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实践需将数智技术场景化嵌入媒体组织的运行规则和运作方式中，同时，以数据化、算法化、标准化的技术特征优化主流媒体的评价体系。在工作机制方面，数智技术对主流媒体生产关系及工作流程的再造，并非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通过数据流、算法模型与智能设备的场景化嵌入，形成“感知—分析—决策—执行”的技术闭环。在评价体系方面，首先，数智技术对主流媒体评价体系的革新体现在量化指标与算法理性的制度性崛起层面，将原本模糊的传播效果、内容质量与组织效能转化为可量化、易优化的技术驱动型指标。其次，主流媒体需以技术赋能自身双效发展，建立社会效益居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综合评价模型。传统媒体传播效果评估中以点击量、独立访客为核心的流量逻辑正在被数智化“影响力矩阵”模型所取代，即通过层次分析法，整合传播广度、传播深度、社会价值、经济转化的四维指标。例如，人民网研究院设计并不断优化媒体融合传播指数指标体系，通过熵值算法为多维指标赋权，形成综合性评价体系。

三、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协同特征

主流媒体系统特征的形成并非媒介内部要素的简单加和，而是强调媒体组织架构、经营管理、内容生产、技术平台等各环节相互作用，并与外部环境联动交互后，在动态协同中衍生出的系统属性，即协同性特征。系统论研究者通过定量数理推导及定性说明归纳得出一般系统的基本特性，即整体性、层级性、开放性、目的性、突变性、稳定性［6］。基于此，本文结合主流媒体特性，阐释其系统性变革的六大协同特征。

（一）整体性：要素协同与系统优化

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整体性特征体现在要素之间通过非线性叠加形成覆盖全局的协同效应，避免局部优化导致系统整体功能弱化。系统论指导下的媒体变革，强调系统的整体功能大于各要素功能的简单相加。结合霍尔三维结构，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整体性特征在时间维、逻辑维和知识维的立体架构中实现组织要素协同。以人民日报“中央厨房”为例，在时间维，其建设遵循系统工程的全生命周期管理，从启动规划到正式运行，经历了技术平台搭建、业务流程重构、常态化运行等阶段，后续通过数据新闻团队建设、技术工具迭代和国际化传播布局，持续更新优化系统功能，形成时间维下规划、运行、更新的动态闭环。在逻辑维，“中央厨房”以“策、采、编、发、评”为核心逻辑链，总编调度中心明确问题并统筹选题策划，采编联动平台综合系统方案并执行全媒体生产，技术平台支持多模态内容生成与精准传播，全媒体平台通过追踪效果反馈来调整传播策略。在知识维，主流媒体着手整合新闻传播学、数据科学等形成跨学科知识图谱，通过语义网络等技术建立内容标签库与传播策略模型，巩固“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多元传播”的“中央厨房”模式。

（二）层级性：功能分化与结构嵌套

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层级性在于明确功能定位、分化内部结构，经由层级间的信息交换与能量传递，提升主流媒体的整体效能。从系统论视角，主流媒体是具有多层级组织结构的复杂系统，各层级承担特定功能。以生产传播流程划分，内容生产层负责信息的采集与加工，传播层负责信息的分发与覆盖，管理层负责资源整合与战略规划，受众层则通过反馈机制影响系统运行。从媒体组织运行架构看，核心层把握价值导向并制定管理制度，支撑层以技术承托媒体系统有序运行，环境层向内响应上级政策倡议、向外应对市场竞争反哺内部创新。上述两种主流媒体的层级结构相互嵌套、彼此赋能。主流媒体的内容生产层、传播层嵌套支撑层，媒体内容生产需要技术平台的支持来提升效率，信息传播亦需要数据资源的支持来优化策略；传播层与环境层相互作用，平台发展需要符合政策法规的要求，信息资源从采集到分发均需考虑市场竞争和社会文化的影响等。综上，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层级性特征不仅体现在其基于功能的结构分化，更需要不同层级之间形成嵌套、彼此牵制，以此优化资源配置，避免系统功能重叠或缺失。

（三）开放性：信息流动与环境交互

主流媒体内部要素与外界环境动态交互形成开放性，这一特征要求主流媒体在变革中构建开放的生态系统，主动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增强主流媒体系统的整体风险抵御能力。系统论主张，开放系统通过与社会环境之间的能量交换和信息流动实现自我调节与外部适应。在主流媒体实践中，一方面，主流媒体通过社交媒体、UGC和算法推荐机制与受众建立双向互动关系，在增强用户黏性的同时，获得直接且及时的受众反馈，为内容生产策略优化提供受众端依据。另一方面，在市场竞争中，主流媒体通过创新内容形式和传播策略吸引用户注意力，例如，在短视频平台开设账号，针对平台特征孵化内容产品，丰富传播矩阵，同时利用算法推荐机制扩大传播范围，与商业媒体竞争流量和注意力资源，这种市场竞争模式也反推主流媒体不断进行技术升级，并根据传播效果数据反哺内容生产侧重。此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开放性还体现在其国际传播实践中，例如，新华社和CGTN通过多语言报道在全球范围发起互动活动，旨在稳固我国在国际舆论场中的议题所有权，这是全球化背景下中华文化和价值观传播的路径尝试。

（四）目的性：价值传递与舆论引导

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旨在强化自身价值传递与舆论引导的功能，传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完善舆情监测及应对机制。舆论工作是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主流媒体要顺应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趋势，做到用互联网思维主导资源配置，达成完善舆论引导机制和舆情应对协同机制的目标。主流媒体将数智技术嵌入系统性变革过程，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其前提是掌握信息化条件下的舆论主导权，引导我国舆论场域的话语权再分配。为完善舆论引导机制，主流媒体通过大数据爬取、自然语言处理、情感分析和知识图谱等技术，实时监测网络舆情，识别敏感信息、预测发展趋势、快速定位舆论焦点并分析公众情绪倾向，基于用户画像将受众群体划分为不同舆论圈层，分众定向推送权威信息或正向议题，促进社会共识。为优化舆情应对协同机制，主流媒体借助智能技术实现从单一响应转向全流程协同治理。在预警阶段，其多级联动的监测平台通过整合政府、公安、信访等部门数据，实现舆情风险的早期识别与源头治理。在处置阶段，主流媒体依托自主研发的舆情大数据平台，进行舆情监测、热点引导和互动跟评，并联合多部门快速发布权威信息，有效平息舆论风波。

（五）突变性：技术驱使与逻辑重构

在外部环境或内部要素发生重大变化时，复杂系统可能经历突变；在AI、大数据和算法推荐等数智技术迭代的冲击下，主流媒体出现生存危机，亟须进行系统性变革。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突变特征，主要体现在其变革的紧迫性、颠覆性和非线性跃升上。紧迫性在于技术迭代、政策倒逼与市场萎缩的多重外部挤压：其一，AIGC挑战着新闻生产逻辑，媒体若无法在短期内完成技术适配，或将丧失话语权；其二，国家明确要求建设全媒体传播体系，倒逼媒体组织打破惯性；其三，传媒广告收入断崖式下滑致使财政依赖风险加剧，迫使媒体必须在有限窗口期内完成商业模式重构。颠覆性即技术革命使主流媒体内容生产传播从“人主导”转向“人机共创”——AI负责初稿生成、数据提取和模板化内容，人侧重内容审核、观点深化和实地采访。非线性跃升表现为，生成式人工智能突破奇点后，数智技术适配媒体的案例数呈现指数级增长，同时，刚性政策指标触发了媒体组织架构的断裂式重组，既有市县媒体由技术赋能实现“蛙跳式”发展，亦有组织因多变量共振陷入生存危机，出现“冰火两重天”的突变格局。

（六）稳定性：动态平衡与系统韧性

系统通过内部调节机制维持动态平衡。于主流媒体而言，一方面，稳定性在于内容生产、传播渠道和受众反馈之间的动态平衡。内容生产坚守核心价值导向，注重多元化的形式创新；传播渠道融合传统与新兴的内容载体，构建多层次的传播矩阵分散风险；受众反馈基于多路径触达和及时响应机制，建立媒体与其受众之间稳态的“生产—反馈—再生产”关系。另一方面，稳定性要求主流媒体在智能化浪潮中保持系统韧性，具体包括技术适应性、传播策略多样性和外部反馈机制。主流媒体快速适应并综合运用AI、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实现新闻业务全流程智能化；同时，构建全媒体传播矩阵，高效生产适配不同平台的多元化内容；加之，主流媒体收集分析大量外部反馈数据，为及时调整内容和传播策略提供依据。综上，动态平衡及系统韧性带来的稳定性帮助主流媒体在复杂多变的传播环境中保持稳态发展。

四、智能传播时代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路径规律

数智技术是当代媒体变革的关键变量，为我国传媒业生态带来创新机遇与颠覆挑战，本文接下来将探析智能传播背景下我国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需遵循的规律及可实践的进路。2025年8月，《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发布，标志着在战略层面，以AI为代表的数智技术正从技术研发转向赋能包括传媒业在内的全行业升级。基于系统论中系统运行的一般规律，智能传播时代的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需以结构功能相关律、信息反馈律、竞争协同律、涨落有序律和优化演化律为理论框架，将数智技术带来的冲击转化为主流媒体的现实机遇。

（一）结构功能相关律：形成动态关联的媒体系统

结构与功能分别指向系统的内在规定性与外在规定性，前者表现为系统各要素间相对稳态的联结方式、组织秩序和时空关系的内在表现形式，后者则是系统与外部环境相互作用过程中产生的性质、能力和效用。在系统论中，结构功能相关律强调结构与功能动态关联，即系统的特定结构决定了其特定功能，而功能的发挥又会反作用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在主流媒体实践中，结构功能相关律受制于结构僵化与功能滞后的双重矛盾。一方面，传统科层制组织架构难以敏捷响应数据驱动的生产传播流程，面对智能化技术和多样化需求，线性采编易导致媒体内部形成数据孤岛和协作壁垒。另一方面，部分媒体在转型过程中功能定位模糊，盲目模仿商业平台模式易导致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失衡。

可见，传统媒体的“策采编发”线性流程已无法适应“策采编审传营评存”的全链条数字化传播需求，而数智技术具备重构媒体系统结构功能关系的潜能。主流媒体应结合数智技术特点和自身发展需求，动态重塑自身组织结构和业务流程：其一，构建更加扁平化、灵活化的管理架构，打破部门间壁垒，建立跨媒介协作机制，促进信息的快速流通和资源共享；其二，以数据为线索重组生产链条，构建贯通生产传播各环节的一体化智能生态链，例如，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文生视频、智能播报等新内容形态，借助大数据精准描绘用户画像，提升主流媒体生产传播能力。

（二）信息反馈律：塑造交互平衡的传播生态

反馈是保持系统稳定的决定性因素，其本质是输出信息反作用于输入端。信息反馈律强调系统通过接收和处理各方正负面信息，来不断调整自身行为和状态，以适应环境并达成目标，保持系统的稳定运行，最终朝着预期方向演进。

当前，主流媒体的反馈机制面临数据碎片化和算法黑箱的双重挑战。一方面，虽然数智技术可提高信息收集效率，但用户行为数据分散于多个平台且数据形态各异，其中有效信息有限且整合困难。另一方面，算法黑箱下流量分配权被平台垄断，算法对内容的分发逻辑不透明，导致媒体难以获取真实传播效果来准确预测或优化内容生产逻辑。

信息反馈律要求系统通过信息交互实现动态调节，于主流媒体而言，一方面，数据碎片化的核心矛盾在于多平台数据孤岛与媒体分析能力不足的错位，需通过数据资产化与技术工具升级实现反馈数据的全流程整合。其一，建立跨平台数据中台，推动数据资产化。主流媒体通过整合政府、媒体自有平台及第三方平台的用户行为数据，构建统一的数据仓库，探索“政府—媒体—平台”数据共享机制。其二，引入AI分析工具，强化数据价值变现。主流媒体可利用自然语言处理和机器学习技术，优化用户数据与内容生产的精准匹配。另一方面，算法黑箱的本质是平台流量分配权的垄断与算法逻辑的不透明，需通过技术共生与价值引导重塑媒体与算法的关系，使内容分发可控。主流媒体应尝试开发媒体自有算法推荐系统，并与平台共建算法透明化机制。为强化算法伦理与价值观引导，主流媒体正在建立人机协同的内容审核机制，规定AI生成内容需经多级人工审核，确保算法推荐与主流价值观平衡，推动算法向公共服务属性倾斜。

（三）竞争协同律：构建竞合共生的行业格局

竞争是系统或要素为保持自身个体性的必然行为，协同旨在维系系统和要素之间联系和互补的整体性状态，而竞争协同律揭示了系统通过竞争占据资源的同时，通过协同优化整体效能。在全媒体传播生态中，作为系统的主流媒体既需与商业媒体、自媒体等多元主体展开注意力竞争，又要与之有效合作、互补共赢。

当前主流媒体的市场竞争环境暴露出以下症结：其一，基层媒体与头部媒体资源分配失衡，不对称性引致马太效应；其二，商业平台凭借用户规模与技术优势挤压主流媒体话语空间，主流媒体难以在互联网平台的“围剿”下获得理想数量和质量的注意力资源；其三，部分主流媒体过度依赖第三方技术外包，导致其主体性消解，在流量焦虑下盲目追逐热点反而易丧失媒体自身公共性定位。

在竞争协同律下，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需以差异化协同策略形成智能化浪潮下的媒体布局。为解决不对称问题，主流媒体可以有针对性地进行资源互换。在内容生产中，在整合新兴媒体流量池资源的同时，主流媒体可利用采编权优势提供一手新闻内容，双方共同孵化即时性、优质化的内容产品。在技术研发中，主流媒体可与科技企业深度合作，吸纳企业的前沿技术提升生产精度及传播效率，同时提供传媒业行业数据反哺企业的技术功能覆盖面，共同探索数智技术在媒体领域的创新应用。为争夺被挤压的话语空间，主流媒体需挖掘自身垂类优势，打造垂直领域权威IP，显化自身价值以达成潜在合作。为重塑消解的主体性，主流媒体需重视跨领域合作以及同行共赢，既与科技企业、互联网平台等展开技术合作与数据共享，也注重媒体行业内的交流与合作，共同制定行业标准和规范，促进传媒业朝向健康稳态发展。

（四）涨落有序律：驱动技术变量下的系统跃迁

涨落是系统发展过程中因受到各种内外部因素影响而产生的偏离正常状态的波动和变化。系统通过调节或控制无序涨落，将其转化为有序的运动并维持，实现系统从无序到有序、从低级有序到高级有序的稳态转化。该规律表明，微小扰动通过非线性作用触发系统质变，由此推及，具备颠覆性创新的数智技术是媒体系统发生涨落的关键诱因。

然而，在当前的主流媒体实践中，技术变量为媒体生态带来的冲击大过机遇，主流媒体对数智技术的应用存在浅表化与风险失控隐患。当前多数媒体仅用AI辅助图文生成，暂未触及更深层的生产关系适应性变革。加之，生成式人工智能相关的技术伦理规范缺位，可能导致虚假信息泛滥与版权纠纷，媒体系统失序的概率升高。

将技术变量转化为升级动力是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应对技术涨落的目标，主流媒体需借势“涨”、化解“落”，实现媒体系统的有序跃迁。为抵御技术应用浅表化的风险，主流媒体已经将大模型应用于内容生产全链条，且技术采纳程度较高［7］。例如，传播大脑科技（浙江）股份有限公司开发“传播大模型”，将媒体功能拓展至智能创作助手、多模态检索及新闻客户端智能助手的新应用场景。在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中，应对技术风险的策略关键在于引入人工把关机制，应对伦理安全挑战。进而，寻求技术可见性，以“长江数字文创大数据服务平台”为例，通过区块链加强版权交易透明化，直面数据隐私难题。

（五）优化演化律：实现系统效能的多维提升

优化是在特定条件下改进系统的组织、结构和功能，从而实现系统耗散最小化、效率最高化和效益最大化。优化演化律强调，在开放却非平衡的环境条件下，系统通过内部要素的非线性相互作用，及其与外部环境的物质能量交换，持续调整自身结构与功能，逐步趋向更高组织化、更优适应性的状态。

当下的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与上述优化目标仍存在一定距离：在数据资源的集约化利用方面，存在明显的分散与冗余；主流媒体的生产传播流程尚未与智能技术全方位适配，效率提升受限；在盈利模式优化中，互联网广告竞争加剧媒体现金流压力，尤其是对财政补贴依赖度高的媒体。

主流媒体系统效能的多维度升级有以下三点进路：第一，耗散最小化依赖资源共享与数据开放，主流媒体通过跨层级、跨区域的资源整合，能够减少重复建设和分散投入，降低边际成本。例如，通过“融媒联合体”等模式联合多家传媒单位，共享技术平台和数据资源，显著降低市县媒体的试错成本。第二，效率最高化要求生产与组织逻辑重构，唯有打破传统线性、孤立的作业模式，才可能寻找媒体生产传播中人机协作的最优模式。第三，效益最大化需突破传统盈利边界，通过跨界融合、多元变现，将内容价值从单一广告延伸至知识付费、IP衍生、数据服务等新领域。

五、结语

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不仅是中国媒体融合理论体系的内核完善与实践导向的创新演进，还与建设全媒体传播体系、壮大主流思想舆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等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议题深切勾连［8］。在智能传播时代，主流媒体应在《决定》的顶层设计下，从宏观、中观、微观全方位把握系统性变革的多维内涵，同时明确内部要素与外部环境在动态交互中形成的协同特征，准确定位自身在政策、市场、技术等多方形塑下的变革逻辑。实践中，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还需契合智能传播的时代特征，关联结构功能，调节信息反馈，形成竞合共生，把握涨落波动，实现最优演化，建成高质量全媒体传播体系，助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注释：

[1]常绍舜.从经典系统论到现代系统论.系统科学学报，2011（3）：1-4.

[2]贝塔朗菲.一般系统论：基础、发展和应用.林康义，魏宏森，等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7：50-51.

[3]贝塔朗菲.开放系统模型.曹和平，译.哲学译丛，1983（2）：31-38.

[4]蔡雯，汪惠怡.中国主流新闻媒体走向系统性变革的道路及挑战.编辑之友，2025（1）：5-10.

[5]朱鸿军，王涛.系统论视角下主流媒体系统的构成与变革路径.新闻与写作，2025（3）：50-60.

[6]魏宏森，曾国屏.系统论——系统科学哲学.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5：201-261.

[7]徐鸿晟，张洪忠，姚俊臣，等.我国主流媒体应用AI大模型的现状与影响因素分析.中国编辑，2025（2）：24-33.

[8]黄楚新，李一凡.以深度融合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新闻与传播研究，2024（11）：5-14.

来源：中国编辑

作者: 韩晓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