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认为，从更根本的能力构建而言，当前亟须从过往的被动应急响应机制转向构建前瞻性的主动防御网络。

未来五年里，在扩大高水平开放过程中，如何有效识别和管理跨境输入性传染病风险，将成为中国传染病防控的重点议题。

近日召开的2026年全国疾病预防控制工作会议称，“十五五”期间，要在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发挥好支撑保障作用，完善输入性传染病防控策略，筑牢口岸疫情防控屏障。

这一前瞻性部署并非无的放矢。近年来，从基孔肯雅热等蚊媒传染病到尼帕病毒病等新发传染病，它们在多国发生、传播并多次通过国际旅行者输入到非流行国家和地区。

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员跨境流动规模较大的国家之一，2025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共查验出入境人员6.97亿人次，同比上升14.2%，创历史新高。随着短期免签等出入境便利化政策持续扩展，中国国际入境人口数量明显回升，入境人群构成更加多元、流动路径愈发复杂，这在客观上增加了输入性公共卫生事件发生的概率和不确定性。

近日，第一财经对话了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公众健康与重大疫情防控战略研究中心主任李立明和昆山杜克大学全球健康研究中心联合主任、教授徐福洁。他们一致认为，尽管中国在口岸防控、国内应急能力建设和对外卫生合作等纵向领域上已高度专业化，但多领域、多部门协调效能仍需优化，由单病种向多病种共防的体系建设思路尚待转变。

构建前瞻性的主动防御网络

第一财经：近几年，中国疾控、卫健、海关等多部门均从不同维度加强输入性传染病防控。目前有哪些比较大的改善以及仍待补足的能力短板？

李立明：首先需要肯定的是，中国在输入性传染病防控能力建设上已取得了体系性进步。

首先是通过修法推动跨部门协同。以新修订的《国境卫生检疫法》自2025年起施行为代表，该法规要求海关总署、国家疾控部门、卫健部门等建立信息实时通报机制，从制度上打破了壁垒，使口岸筛查、病例上报、社区流调得以无缝衔接。

其次通过优化检测技术和数据平台助力监测预警能力的提高。例如，中国海关口岸已大规模部署红外测温、健康申报核验等智能化设备，并对高风险航班和货物实施基于大数据的精准布控与采样检测。

目前，国内100%省级和90%市级疾控中心具备核酸检测与病毒分离能力。国家层面建立了突发急性传染病防控队，基层传染病应急小分队实现市、县全覆盖。

当然，制度和技术之外，很多规范以及实施层面的操作需要进一步打磨。

尤其是在数据联动方面，虽然部门间信息通报机制已建立，但目前大部分地区还做不到整合包括口岸检疫、国际疫情和国家监测等多源数据的实时智能预警平台。

从更根本的能力构建而言，当前亟须从过往的被动应急响应机制转向构建前瞻性的主动防御网络。尤其是在中国跨境人口流动处于高位且常态化的形势下，我们需要关注世界各国的传染病防控能力，因为他们发现和应对新发再发传染病的能力可能随时影响我们自身的卫生安全。

防控的起点不是国内第一个病例，而是来自全球的概率信号。干预措施基于预判的风险，而非已发生的疫情。这是一个持续运行、不断优化的智能闭环，而非一次性行动。

第一财经：既然“防控的起点不是国内第一个病例”，那么全球的概率信号如何及时接收和精准研判？如何将准备资源用在更关键的防控环节、地区和人群上？

徐福洁：要想实现符合成本效益的防控资源投入，需要回答几个问题——谁在向我国输出风险？这些风险落到了哪里？哪些国家和地区应成为优先关注对象？

我们主张在中国输入性传染病应急评估框架中将全球人员流动格局、各国公共卫生核心能力差异以及国内省级人口的空间流动三者有机结合，作为风险研判和干预前置的依据。

基于此，中国可以在“远方”有所作为，比如在卫生援助方面，集中投资“高输出风险—低公共卫生能力”这种组合的国家，帮助他们建设好区域和国家级的实验室网络、提升他们卫生技术人员的病原学检测能力、强化病例监测和报告系统、加强对方的卫生应急管理和口岸卫生等核心环节。

通过整合国际多源数据，实现对传播风险的前瞻性“测算”，已有国际案例。例如，全球疾病传播和移动(GLEAM) 计算模型在新冠疫情早期就分析得出结论，严格的全球旅行限制最多只能将疫情扩散延迟数周。

当前，这些模型工具迭代很快，掣肘主要在于跨国、跨部门、跨领域的数据共享尚存在法律、技术和政治障碍；数据质量不均，特别是来自公共卫生体系薄弱国家的数据，可能导致低估真实疫情。

李立明：在全球卫生安全体系中，投资低卫生资源国家的全球健康能力与体系建设，并非利他的单向援助，而是基于成本效益风险前置管理的理性选择，其必要性源于传染病无国界的本质。

当新发传染病源于卫生体系薄弱的地区，疫情的早期发现不可靠，早期预警也不现实。由于缺乏发现、诊断和报告的能力，全球预警网络就会出现“盲区”，直至隐匿传染扩散至境外。所以投资大流行防范的核心能力，相当于在全球防御链中补短板，也是早发现早预警的重要途径。

此外，这对于中国产业发展也是一个可选项。通过前瞻性政策支持，投资共建实验室、共享技术、培训人才以建立坚实的专业互信与长期合作关系，落地形成我们与援建国“互利共赢”的韧性生态。

建立常态化的、融合多源数据的风险评估机制

第一财经：针对疑似输入性病例，其最初的发现方式可以分为口岸区域内海关对入境人员的卫生检疫、疾控部门主动随访入境人员或接受其健康咨询以及医疗机构就诊。

那么，应该如何提升最前端口岸卫生检疫的“灵敏性”？以及如何提升疫情“主动发现”的能力？

李立明：中国在口岸防控、国内应急能力建设和对外卫生合作三大领域的工作，虽然在各自的纵向维度上已高度专业化，但不同领域之间的横向“系统性融合”还是不尽如人意。

至于实现主动防控，其关键是对病毒传播所依赖的完整“生态-社会”风险链进行先导性的识别、预判和干预，这需要体系能力的根本性重塑——从依赖“病例触发”的应激反应，升级为基于“风险驱动”的预先行动。

关键还是数据。理想的状态下，不是等疫情来了再行动，而是在疫情还没发生时，就通过数据收集、科学推演来适时更新概率预判，并提前在关键环节建立精准布防的循环体系。所以需要建立常态化的、融合多源数据（如海关检疫数据、全球疫情、生态监测、航班流量等）的联合风险评估平台与机制，让各部门在统一的“数据底盘”上进行对话和决策。

徐福洁：当前，中国对输入性传染病的风险评估与响应体系仍比较依赖于“基于明确信号的被动触发”模式，虽然应急能力非常强大，但如何消减“滞后性”是未来能力建设的关键。

第一，海关的监测是法定、标准化的，但盲区也很明显。例如无症状者和轻症感染者容易漏检，而且很多输入性疾病的载体不一定是人，而是“病媒”，比如蚊子。随着全球变暖和贸易往来，输入性病媒通过交通工具和货物等途径入境并在本地建立种群，已成为一个独立于人员检疫之外的、持续存在的风险。

第二，基层医生的临床诊断是宝贵的“信号”，但这一信号仍面临很多“卡点”，包括医生“想不到”、基层“检不了”，且受限于病人是否及时就诊。在这个过程中病毒可能已经在社区里面形成了持续的传播链。

第三，从国家层面到地方的落地执行，能力要有资源做支撑。我们现在“硬件设施”在逐步升级，但监测的敏感度需要常态化的资源投入，地方财政维持高敏感度监测、开展持续培训和物资储备，这些长期投入都要考虑其成本效益。

构建“多病共防”体系

第一财经：如何看待“多病共防”被列为今年疾控工作的重点之一？

李立明：“单病种或少病种”模式是由其历史发展路径、资源分配逻辑和科学认知阶段共同决定的，而且针对单一病种进行流行病学建模所需参数（传播力、潜伏期等）相对明确，预算上为单一、明确的疾病立项可行性更高，也更容易评估效果。

其不足也是非常明显的，这个模式在面对新发、未知病原体威胁时，会暴露出系统性脆弱，往往在最关键的时候反应迟钝。完全未知的威胁很少，更多的时候是预判不准或者对早期信号不重视，导致广泛传播甚至大流行。无论是预判风险还是技术准备，我们要避免侥幸心理和鸵鸟政策，也不该临时抱佛脚，能力和安全是值得投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