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认识荒野、认识大自然、认识濒危生物,就是如何认识人类自己的明天。作家奥康纳的《重回荒野:野生世界不可预知的未来》,聚焦于自然保护与生态修复,探讨了人与自然界的依存关系,以及濒危动物、灭绝动物重返自然怀抱的可能性。全书以“第六次物种大灭绝”的争议为切入点,通过奇汉西喷雾蟾蜍、佛罗里达美洲狮等案例,引导读者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边界。

　　□悦迪

物种消失的真相

　　20世纪90年代,“第六次物种大灭绝”概念深入人心,有学者预言21世纪将有半数物种灭绝,甚至给出每年2.7万个物种灭绝的惊人数字。这些预言让公众对物种消失产生强烈焦虑,也奠定了环境保护运动的紧迫感基调。

　　不过,《重回荒野》根据科学数据核查发现,这些预言并未应验。过去500年,真正灭绝的物种不超过900种,鸟类和哺乳动物的灭绝速度在18至19世纪达到峰值后放缓。这种估算与实际的差异,一方面源于物种因栖息地退化被宣告灭绝后,实际消亡可能延迟；另一方面则是早年数学模型的缺陷。

　　不仅如此,地球物种总量或许远低于此前3000万至1亿个的估算,《科学》杂志的新研究指出,实际可能仅有500万个。这一发现并非否定物种面临的危机,而是想引出另一个隐形危机:原始栖息地的快速消失,比物种灭绝本身更为紧迫。

　　欧盟与世界银行的报告显示,距离城市两天车程以上的“偏远地区”仅占地球陆地面积的10%,老虎栖息地不足一个世纪前的7%,北美驯鹿失去一半生存空间。人类活动导致的栖息地碎片化、全球变暖、外来物种入侵等,正让物种失去遗传适应性,变得愈发脆弱。

　　《重回荒野》强调,“第六次物种大灭绝”的概念过于笼统,它掩盖了物种危机的复杂性。物种消失的背后,是人类主导下生态系统完整性的崩塌,以及物种进化轨迹的被迫改变。

　　书中关于奇汉西喷雾蟾蜍的故事,反映出发展与保护的残酷博弈。20世纪90年代,坦桑尼亚为缓解电力匮乏,计划在奇汉西瀑布修建水电站。但生物学家意外发现,瀑布喷雾区仅2公顷的湿地上,生存着一种叫奇汉西喷雾蟾蜍的稀有物种。这种体型仅相当于硬币大小的胎生蟾蜍,完美适应了瀑布水雾环境,进化出无外鼓膜却能探测超声波的独特听觉系统,是进化史上的“异想天开之作”。

　　水电站建设与蟾蜍保护的冲突迅速升级。当时,坦桑尼亚73%人口日均生活费不足2美元,农村地区供电率仅2%,电力匮乏被经济学家视为贫困的根源,而修建水电站能让国家发电能力提升四成以上。对当地人而言,花费数百万美元保护一种“不起眼的小青蛙”,远不如解决供电、就业迫切。这种冲突,本质上是全球环保伦理与发展中国家生存现实的碰撞。发达国家奉为圭臬的“自然内在价值”,在东非乡村的极端贫困面前,显得近乎残酷。

　　尽管世界银行最终同意安装人工喷水系统并开展人工圈养,但悲剧仍未避免。2003年,野外蟾蜍种群因未知病菌或农药污染彻底消失,仅存的人工圈养种群锐减至70只,面临近亲繁殖的风险。与此同时,人工圈养的蟾蜍为适应动物园环境,进化方向已被改变,即便未来放归,也不再是原生环境中的动物。

　　当保护行为与人类基本生存需求冲突时,“拯救物种”的道德正当性便需要再斟酌。环境伦理学家主张“自然具有独立于人类的内在价值”,但对当地民众而言,电力、粮食才是更迫切的现实。《重回荒野》由此认为,将物种圈养在“生物安全实验室”中,与灭绝相比,未必更有意义。

干预尺度在哪里

　　“拯救物种”的干预尺度同样值得反思。20世纪70年代,佛罗里达美洲狮因栖息地破坏、滥捕滥杀,仅存二三十只,且因长期近亲繁殖,出现严重健康问题,种群濒临灭绝。为拯救这一亚种,专家提出基因修复方案,计划从得克萨斯州引入8只雌性美洲狮,通过杂交改善基因多样性。

　　方案引发激烈争议。生态学家警告,杂交可能让佛罗里达美洲狮失去独特的基因特征,变成“另一种动物”；而支持者认为,若不干预,种群将在40年内灭绝,保留部分基因总比彻底消失更好。

　　1995年,捕获的得克萨斯雌狮被放归,杂交后代果然展现出更强的生命力,种群数量增长明显。但新的问题随之而来:杂交后代中,得克萨斯基因占比已超过20%,这些“混血美洲狮”还能被称为佛罗里达美洲狮吗?更现实的挑战是,当地城市化进程并未停止,美洲狮的栖息地仍被高尔夫球场、高速公路挤压。

　　奥康纳认为,基因修复只是治标,栖息地丧失才是根本问题。人们保护的究竟是物种的基因纯度,还是其在生态系统中的功能,这一问题值得深思。毕竟,当物种的原生栖息地已不复存在,即便通过基因技术延续其生命,它们已经失去了野生种群的本质特征。

　　实际上,人类并非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北大西洋露脊鲸是地球上最稀有的哺乳动物之一,曾因商业捕鲸几近灭绝,仅存数百头。它们的基因多样性极低,纯合性极强,繁殖率比树懒还低,且行踪神秘。科学家对露脊鲸的研究持续数十年,积累了40万张照片和80%个体的基因图谱,但仍面临诸多困惑:它们为何每隔几年就会集体“失踪”?繁殖率为何与北大西洋涛动、南方涛动指数高度相关?

　　露脊鲸的案例凸显了科学的局限性,即便拥有先进的卫星追踪、基因测序技术,人们对复杂物种的认知依然有限。棘手之处在于,露脊鲸的保护无法依赖人工圈养或基因修复。保护它们的唯一途径是减少船只撞击、渔具缠绕,并应对气候变化,但这需要全球范围内的政策协调和经济投入,远非单一学科能解决。

　　奥康纳由此指出,有些物种的命运已与地球的宏观环境深度绑定,人类的保护能力在气候变化、海洋生态系统面前,显得微不足道。这也警示人们,物种保护不能仅聚焦于单个物种,而必须关注整个生态系统的稳定性。

　　对于反灭绝的终极思考,则体现在旅鸽与尼安德特人身上。

　　旅鸽曾是北美数量最庞大的鸟类,19世纪初种群规模超30亿只,却因人类的滥捕滥杀,1914年最后一只个体“玛莎”死于辛辛那提动物园。如今,古基因组学家发起“旅鸽复生项目”,计划通过基因组编辑技术,孵化出“新旅鸽”。

　　这一项目引发巨大争议,保护生物学家担忧,反灭绝技术会让公众低估当前的灭绝危机,认为灭绝可以逆转,从而削弱对现存濒危物种的保护意愿；伦理学家认为,复生旅鸽是人类的怀旧心理作祟,实验室培育的“新旅鸽”是人造物,而非真正的旅鸽,这种行为是对自然的支配与操纵；支持者则认为,旅鸽作为“生态系统工程师”,其灭绝导致橡树数量异常增长、莱姆病传播加剧,复生它们有助于恢复生态平衡。

　　《重回荒野》由此将思考延伸至尼安德特人。这一种群是现代人类血缘最近的近亲,于3万年前灭绝。曾有科学家提出,可通过基因技术复生尼安德特人,增加人类的遗传多样性,这一设想引发的伦理争议更为激烈。尼安德特人是有自我意识的人类,将其作为科学实验品未必道德,复生的尼安德特人也未必适应现代社会。

　　奥康纳认为,反灭绝技术的价值不在于让消失的物种回归,而在于迫使反思人类对物种灭绝的责任,以及希望建立怎样的人与自然关系。

尊重自然的自主性

　　《重回荒野》围绕“自然是否具有独立于人类的内在价值”展开持续思辨。传统的“自然内在价值论”认为,物种的价值不取决于其对人类的用途,而在于其自身的终极目的。每个生命都有在生态系统中实现自我的权利。奇汉西喷雾蟾蜍等物种,即便对人类没有直接价值,也值得被保护。

　　但奥康纳通过坦桑尼亚的现实指出,这种伦理观在发展中国家往往缺乏可行性。当人类的生存需求与物种保护冲突时,纯粹的“内在价值论”显得脱离实际。环境实用主义者则主张,保护自然应兼顾人类的长远利益,如生态系统服务、潜在的药用价值等,但这又可能陷入“人类中心主义”的陷阱,只关注自然对人类的效用,忽视其自身的完整性。

　　科学技术在物种保护中扮演着矛盾的角色。基因修复让佛罗里达美洲狮种群复苏,基因组编辑技术让旅鸽复生成为可能,但同时,技术干预也在改变物种的进化轨迹,人工圈养让动物失去野性,反灭绝技术引发伦理争议。

　　《重回荒野》认为,技术从来不是中立的,它背后承载着人类的价值判断。比如,选择保护奇汉西喷雾蟾蜍而非满足坦桑尼亚的电力需求,选择修复佛罗里达美洲狮的基因而非让其自然灭绝,本质上都是人类对物种命运的干预选择。技术的进步让人类拥有了前所未有的干预能力,但也要求人类承担相应的责任。在使用技术之前,必须明确保护的目标,究竟是保护物种的基因,还是其野生状态?是维持生态平衡,还是满足人类的道德诉求?

　　如今,人类已成为塑造地球生态的基本力量,纯粹的“荒野”几乎不复存在。原始栖息地被分割,物种进化被人类干预,自然与人类的边界日益模糊……早期环保主义者倡导的“荒野保护”,在当代已面临现实挑战。

　　奥康纳提倡的“重回荒野”,并非回到没有人类的原始状态,而是建立一种新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承认人类主导地位的同时,尊重自然的自主性。这意味着需要放弃征服自然的傲慢,也需要避免无为而治的消极；既要利用科学技术应对物种危机,也要警惕技术带来的过度干预；既要兼顾人类的发展需求,也要为其他物种保留生存空间。

　　该书呼吁重新审视“荒野”的含义,荒野不是遥远的、与人类隔绝的地方,而是存在于每一个物种的野生状态中,存在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中。“重回荒野”的终极目标,是让人类重新成为自然的一部分,而非凌驾于自然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