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上观新闻）

过去的文人有名也有号，自己名号之外，还要给书斋或居室起一个雅号，故称斋号。而且，有的书房光起一个号还不够，不同时期不同住处，都会另起名号，斋号起上了瘾，十个八个也打不住，还要刻一方斋名印以记其事。明代大文人文徵明曾说：“吾之书屋多于印上起造。”也就是说，文艺家都喜爱虚拟的空中楼阁，心理满足远胜于实际需求，斋名起得既文艺又好听，而现实不过就是遮风蔽雨的小茅屋一间而已，用现在的话说，即是“口嗨”。

名号种种都是一个代称，等同于今天的网名。古人认为朋友间直呼其名是不礼貌的，故须互道以名号，即便斋馆名等也可代称主人，所以起名号渐成风气，如今虽无这个风气，但文化人可以附庸这个风雅。我想起冯梦龙《笑府》里有则笑话，说有个富翁不通文墨，朋友写信给他求借一匹马，云“生偶他往，告借骏足一骑”，富翁看不懂，说我仅一双足，如何借得？旁人告诉他“骏足”者即马之代称也，富翁这才恍然：“原来动物也有表号。”

通常人之名姓与生俱来，本人很难做主。而名号则为成年后自己所起，如师友所赐那也须本人认可才行，所以名号往往更见性情，更合主人心意。我的朋友朱亚夫专门研究书斋文化，编写过《中华名人书斋大观》，几乎将古今文人斋号“一网打尽”。而我无此“大观”，只能“识小”，因我读书素喜好玩有趣，文人的斋名别号也是，常关注那种即兴随意的，似乎更为生动别致。

譬如诗人柳亚子，常与主席诗词唱和，毛主席那首词中名句“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柳亚子和的是“君与我，要上天下地，把握今朝”，数年后柳亚子情绪低落，毛主席赠诗安慰，还亲自关心安排，请他迁居于长安街一宽敞四合院，并挥毫为之题写斋名“上天下地之庐”。此神来之笔既幽默又贴切，瞬间令柳氏心情变好。

毛主席为柳亚子题“上天下地之庐”

抗战时期，闻一多于西南联大讲授《楚辞》，平日埋首书斋潜心古籍，除上课和吃饭不轻易下楼。同事们请他饭后散散步也不肯，好友郑天挺教授劝道：“何妨一下楼呢？”众人闻之大笑，此后，闻一多的斋名就被戏称为“何妨一下楼”。

在西南联大时的闻一多

弘一法师晚年自号“二一老人”，人问其故，原来法师是感叹自己“一事无成人渐老”，再借用清代吴梅村“一钱不值何消说”，如此“二一”而已。同样，张伯驹自称“好好先生”，不知情者或以为他是与世无争、一团和气，其实是他藏有价值连城的唐杜牧“张好好诗卷”，爱之入骨，故亦名“好好先生”，得双关之妙。

张伯驹和他曾收藏的唐杜牧墨迹《张好好诗卷》（局部）

诗人杂文家聂绀弩的“三红金水斋”，初看也不知何解，据说乃黄苗子为他所起，因为聂藏有《三国演义》《红楼梦》《金瓶梅》《水浒传》四大名著珍版，故各取一字而得名。我想既然各取一字，还不如叫“三瓶水楼”更好玩些，聂绀弩饮茶喝酒都爱，加上肚里有的是“墨水”，可谓“三水”齐全矣。

由黄苗子题签的十卷本《聂绀弩全集》

人所皆知愤世嫉俗的邓散木自号“粪翁”，取斋名“三长两短斋”，用的也是“险招”，但关键只要能自“圆”其说即可，他因“诗词书画印”俱能，自谓诗书印为“三长”，而词与画略逊一筹，故屈居“两短”。散木弟子中有位山东篆刻名家苏白先生，一定也是受“三长两短”的启发，为自己斋号起了个“不三不四楼”。我曾随一闻师拜访过苏先生旧居，因青岛房屋随山形地势或高或低，此楼看似下坡，但与他处相比似又高出，此也许即苏先生“不三不四”之来由。那么，刘一闻老师二十多年前在市郊也造一屋，环屋皆园，指池得水，指丘得山，似亦能效古人得山水之乐也。故刘老师为此宅取名为“二得馆”，师母说：“听上去有点像面馆。”遂又增一“池”字，改名“二得池馆”，师母又笑曰：“倷么又变混堂哉！”

有的名号就是即兴谐趣之产物，也不必非要明志或抒怀。据说贾平凹书房除了“凹凸斋”外，还有一个叫“大堂”，莫非他自封“大堂经理”不成？如果硬要为他找一个理由，可能是“不登大雅之堂”的缩写吧。与之相配的是书法篆刻家陆康先生，因天天要写字，斋号就称“写字楼”，还专门刻了印留证。我想前者如号“大堂经理”，后者就是“写字楼先生”了。

沪上山水名家车鹏飞先生，也有一斋名“迟悟斋”，意指比他人悟道要迟，当然也是自谦。有次和几位画家正好聊上，我一时玩笑心起，就忍不住与车老师斗胆建议，不妨将“斋”改成“庐”，这样一来，意思丝毫不变，但趣味陡增。“迟悟庐”，用上海话读，音同美味的“乳腐卤”，读之令人喷饭，食之交关下饭。

原标题：《夜读 | 管继平：好玩有趣的文人名号》

栏目编辑：华心怡 文字编辑：吴南瑶 史佳林

来源：作者：管继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