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史：走向西方的漫漫长路，1789—1933》，[德] 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著，黄明嘉译，中信出版社｜活字文化，2025年12月出版，656页，108.00元

德国著名历史学家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Heinrich August Winkler）的《德意志史：走向西方的漫漫长路，1789—1933》（Der lange Weg nach Westen：Deutsche Geschichte I，2000）对于德国近现代史的思考从一个重要而独特的视角切入：德意志国与“西方”的关系，这在今天的国际政治观察中同样具有重要的启发性意义。虽然中译本书名把“走向西方的漫漫长路”作为副标题，但是给人的感受仍然是相当突出的，尤其对于某些读者来说或许不无疑惑：难道德国不是一个西方国家吗？德国“走向西方”的真实涵义是什么？

温克勒曾经专门谈到何谓德国的西方问题。他指出在基督教的欧洲，“西方”指的是使用拉丁语的西方教会（Westkirche）流行的区域，但是“西方”作为一个跨大西洋的整体概念，在1890年之前几乎没有这个提法。对于德国的引领潮流的知识分子而言，“西方”这一概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指的是法国、英国、美国为首的西方所代表的、被德国知识分子所拒绝的东西——民主的多数统治和纯粹的物质文明。在德国精神的捍卫者看来，德国所代表的是一种内在性文化的更崇高的价值，一种能够以一个强大国家的实力为基础的文化。因此，“1914年的德国思想”与“1789年的西方思想”针锋相对，这种对立直到纳粹德国在1945年战败后在西德才发生一个新的变化，哲学家于尔根·哈贝马斯视之为德国在二战后最了不起的智识成就：“联邦德国对西方政治文化的无条件开放。”（参见[德] 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西方通史：从古代源头到二十世纪》，丁娜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这样的话，以“走向西方的漫漫长路”来作为1789—1933年德意志史的主题和书名就并不奇怪了。

温克勒著《西方通史》

《德意志史：走向西方的漫漫长路，1789—1933》是《德意志史》的第一卷，聚焦1789-1933年间德意志民族追寻民族认同与建设现代国家的曲折历程。作者在导言中首先论述的就是一直有争议的“德意志特殊道路”（deutschen Sonderweg）问题，德国知识界在1945年纳粹帝国崩溃前一直肯定存在此特殊道路，以说明德国负有特殊历史使命；二战后则是从批评的立场承认“存在”，以此来批评德国在政治上背离西方。在当今学界的主流见解是否定性的，而且还说到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走的是“正常道路”（Normalweg）。那么，德意志历史的特殊性能否为人们所说的“德意志特殊道路”做辩解，这是该书论述的出发点。很显然，该书的思考与写作方法就是一种“问题史”（Problemgeschichte）。“民主与民族的关系是这本19世纪和20世纪德国史的核心。一方面，我提出疑问，德国怎么会比英法晚那么久，直到1866年至1871年才成为一个民族国家，又怎么会晚那么久才建立民主政体——这是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败和1918—1919年革命所产生的结果。另一方面，我也提出疑问，这双重延迟在当时和对当今会产生什么影响。”（导言，第1页）德国的“双重延迟”在世界近现代史上是具有特殊性的现象，影响巨大。

虽然在这里他没有直接给出答案，但是从他关于“德国问题”的表述中可以看出他的基本观点：为什么会出现希特勒上台执政的局面？在1990年以后还有另一个问题：“德国问题”为什么在重新统一中才能找到答案？换句话问：为什么从1990年这个年份开始才不再存在“德国问题”？（同上，第2页）应该说，“特殊道路”的存在无可怀疑，也正是这样才有德国“走向西方的漫漫长路”的问题。应该注意的是，该书出版的2000年正是德国统一十周年，看来也是对为什么从1990年开始才不再存在“德国问题”这个议题的一种回应。对于不同语境中的读者来说，“特殊道路”与“走向西方”这两个议题相同，甚至更加具有重要的历史思考与现实研究的重要意义，可以说明并非仅仅德国才存在这样的问题。从既具有历史真实涵义同时也有思想文化寓意的角度来看，在“西方”与“东方”的话语中包含一部整个近现代史的冲突与融合的复杂性。其实还可以说得更浅白一些，温克勒就是在西方政治文明、文化理想的价值系统中重新思考德国在近现代走过的道路，“西方”概念如何建构是一回事，实际上德国在历史上既是建构西方的重要力量，同时也是曾经疏离与反抗西方的破坏力量。当德国疏离和反抗西方价值体系的时候，不仅给自己同时也给世界带来巨大的灾难，这是在思考“特殊道路”与“走向西方”议题的时候无法回避的问题。

在本书的叙述方式中，“讲述”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在该书“导言”也专门谈了这个问题。温克勒显然深受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的著作《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1494—1535》（Geschichten der romanischen und germanischen Völkervon，1494—1535）的影响，兰克在该书序言中给自己和历史写作者制定的任务是：“只讲述事情的真实情况。”但是温克勒认为在希特勒之后，历史不能再以这种方式书写了，而应该是：“事情何以会变成这样呢？”也就是说要同时讲述造成事情的真实情况变化的原因是什么。他还设想，不仅仅是专业历史学家，那些阅读本书的读者也是想知道这些的人。那么，应该如何讲述？他说自己力图尽量使用原始资料，他认为兰克的方法仍未过时。更值得注意的是，他认为讲述与阐释并不矛盾，讲述是阐释的一种适宜形式。注释除引文出处外，还会注明部分参考文献。凡涉及本书的核心问题，注释就尤为详尽，但从不以完整性为目标（参见“导言”，第4页）。

因此我们看到的是，温克勒笔下的德意志史以翔实的叙事讲述了历史与人的故事，人物的动机、选择、行为及结果与所处的历史真实语境紧密相扣，在讲述中蕴含的分析与阐释因此具有深刻的说服力。戏剧性的变化、必然与偶然的因素、悬念之后的悬而未决、核心问题的失焦与烂尾……以极其丰富、翔实的史料为基础的、语调平和的讲述带出的是一本前所未有的扣人心弦的德国近现代历史。“所有想知道德国如何发展成今天样子的人都会被吸引”，可能是的，但实话实说，能够真正的被这种极为精细、翔实的讲述所吸引进去是很不容易的。因为作者讲述的是一个历史的宏观进程中的微观征兆、事件的来龙去脉，人物的复杂心理，还有贯穿于其中以政治取向为核心的话语涵义，向读者提出的要求并没有因作者存有面向所有读者的设想而降低。

《德意志史》原书封面

在阅读中，最突出的印象是“这是一部政治史，但不是传统式样的政治史”。所谓不是传统样式的，是指把外交领域的重要活动及国家的措施边缘化，各次战役暂付阙如。“把特殊的注意力放在对历史的阐释上，这些阐释感动了人们并影响了政治决策。这类阐释过去和现在一直受争议，所以成了讨论的议题。我也把自己的论述设想为一部有关话语的历史（Diskursgeschichte）。”（导言，第2页）应该看到的是，民主、民族、自由、宪政、国家、阶级等话语的确构成了政治人物、事件、影响等所有被“讲述”议题的内在问题，是整体性的“德国问题”的基本构件。从这个角度来看，该书又不仅仅是一部政治史，同时也是一部政治思想史。

在德国与西方的关系中，政治观念、思想情感是很关键的维度，无论靠近还是疏离、认同还是反对，政治性、思想性总是贯穿于其中。孟德斯鸠和卢梭是十八世纪下半叶在德意志读者最多、最受青睐的作者，凡是受过启蒙影响的人都仇恨专制主义，坚信权力分立和社会契约理论，一切国家权力要以社会契约为基础。由于旧制度的法国是被未经启蒙的绝对主义（Absolutismus）——专制政体主义（Despotismus）所统治，所以人们的反抗是正当、合理的，因此1789年8月26日法国制宪会议通过的《人权与公民权宣言》在德意志国家和欧洲其他国家获得热切的赞同（48页）。我们也都知道温克勒所讲的黑格尔对法国大革命的欢呼，他在柏林历史哲学讲座中将法国大革命称为“壮丽的日出”（herrlichen Sonnenaufgang）“所有有思想的人都和我们一起庆祝这一纪元。当时，一种崇高的情感占了上风，一种精神上的热情震慑了整个世界，仿佛神圣的东西与世界的真正和解现在才出现。”黑格尔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总是让他的听众意识到他和他的朋友荷尔德林（Hölderlin）和谢林（Schelling）作为蒂宾根大学的学生，在得知1789年7月14日巴士底狱被攻破这一重大事件时的感受。“那么，在法律的思想中，现在已经建立了一部宪法，现在一切都应该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直到现在，人类才认识到，理性应该支配精神现实。”（47页）对于这样的一幅思想图景，我们同样不陌生，感受到理性、宪法与一种崇高的情感紧密连接在一起的那种时刻同样激动过我们。

但是，观念上的认同、情感上的共鸣与在现实政治中的选择并非总是一致的。德意志的观察家绝少认为德国应该仿效法国革命的榜样。其中的理由就是国情不同：“在德意志最重要的一些邦国，绝对主义过于开明，不需要通过民众的暴力起义来实现改善。和平改革的道路（抑或如人们经常讲的‘宗教改革’），被认为是德意志实现法国人试图通过革命实现的目标的途径。”（48页）因此在开明的德意志人眼中，法国大革命为德国的改革提供了依据，早在雅各宾派建立恐怖统治之前，德国的公众舆论就已转向，批评法国人用强制手段达到政治进步。德意志国家中的大部分知识分子的想法与启蒙运动时期作家克里斯托夫·马丁·维兰德（Christoph Martin Wieland，1733-1813）一样，开始的时候欢迎法国大革命，将其视为解放行动；后来背离它是因为法国激进政治人士及城市下层民众联手得势，致法国大有深陷血腥内战之势。德国文艺理论家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1744-1803）本来也是1789年起义的激情辩护者，但三年后他认为没有什么东西比“一个愤怒、疯狂的人民和疯狂人民的统治更可恶的了”。赫尔德要追问的是，“当法国处于极度恐怖的混乱中”，它通过革命获得了什么？人们怎么能指望从一场革命中获得更好的教育呢？他“这场革命带来了非人道、欺骗、混乱的场面，由于这种印象，人性的所有痕迹可能在几代人的头脑中被抹去了。这种对自由的欺骗精神和可能由此产生的血腥战争，对各国人民和统治者，特别是对人道的机构、科学和艺术，能产生且必然产生什么样的影响？”（49-50页）

今天我们都知道的历史事实是，以民主与人权为基本原则的法国大革命是启蒙思想运动的直接成果，但是在雅各宾恐怖统治中不幸夭折。乔纳森·伊斯雷尔（Jonathan Israel）在他的著作中对雅各宾恐怖主义以及马拉和罗伯斯庇尔领导的山岳派进行了全面揭露和深刻批判，同时坚决否定和驳斥了一直以来流传的雅各宾恐怖统治是启蒙思想的必然产物的观点（[英]乔纳森·伊斯雷尔：《法国大革命思想史：从〈人的权利〉到罗伯斯庇尔的革命观念》，米兰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20年）。当然，这不是当年的德国知识分子所要考虑的问题，他们只是从大革命的恐怖中看到不应该走的道路。

伊斯雷尔著《法国大革命思想史》

但是，该来的还是要来，1844年2月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中预言“一切内在条件一旦成熟，德国的复活日就会由高卢雄鸡的高鸣来宣布”。1848年的革命终于还是从法国燃烧到德意志，自由主义者提出了政治自由和民族统一的纲领（113页）。在9月25日，科隆市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筑起了街垒，红旗在街垒上飘扬了一夜。温克勒认为，1848年的革命经验是必要的，它让自由主义温和派对一个德意志民族国家的范围慢慢有了比较现实的概念，促使那些对实现自由和德国统一目标矢志不渝的人们团结起来，德意志各地的自由主义人士与民主主义人士的关系密切起来，共同为帝国宪法和基本权利做了工作。革命失败的主因是德意志自由主义的同时实现统一和自由的政治要求过高，被证明是不可能的（142页）。其实，最重要的问题还不是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都提不出怎样才能让德国成为一个自由统一的国家，而是作者对于这种局面造成结果的分析：一方面，“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不能以自己的力量实现统一和自由，这对德意志人的政治意识造成灾难性后果，此意识变成依赖当局的畸形意识”（143页）。这说得很实际，但是当时语境中的人未必那么快就能意识到这一点，由此也可以看到从十九世纪下半叶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德意志政治力量的拉据战中，这种意识的阴影不断出现；另一方面是左派的表现：他们呼吁进行一场全欧的民族解放战争，但是“它罔顾各国社会力量和各国力量对比，所以是盲目的，是一种以牺牲人为代价的亡命徒策略。倘若一如左翼所愿，爆发这样的战争，反革命将会取得比1848年秋至1850年末范围更大、更为血腥的胜利……雄心勃勃的双重目标在1848年客观上是不可能实现的。没有实现反倒是幸运，因为坚定的革命者如若觅到将其纲领付诸实践的契机，其结果可能就是欧洲的大灾难”（143页）。这当然是对德意志历史发展的清醒认识，但是也不能推论出“以牺牲人为代价的亡命徒策略”肯定要失败，因为历史上有过不少激进主义者的确觅到将其纲领付诸实践的时机，最后的结果可能就是成功与灾难的反复变奏。

虽然国际共运史只是温克勒在该书中所讲述故事的一小部分，但是有些论述相当精辟，也很有现实的思考意义。比如，关于发生革命的寄托，“青年马克思对三月革命前的德国所期待的是：因为它落后，会导致一场特别激烈的革命。后来恩格斯也如此期待于俄国，尽管是一时的期待：俄国会弥补发达西方缺少革命形势这个缺陷，并且推动和鼓舞具有国际规模的革命。革命理念再次从西方传到东方：马克思1843—1844年说德国是法国革命的主要继承者，恩格斯四十年后又延续这种‘革命转移’（translatio revolutionis）理论，他期待俄国履行一项特殊的革命使命（323-324页）。这也可是看作是中国革命的前史，在“革命转移”这个概念和议题中应该还能找出在历史后见之明的烛照之下重返历史语境的有效途径。在国际学界关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生与发展研究中，“革命转移”实际上已经成为沟通国际与中国、城市与乡村、南方与北方等研究视角的重要范式，问题只是在真实、客观的“转移”路径、方式、成果及代价的问题上能够深入和精准到什么程度。又比如，在1891年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1854-1938）拟就的《爱尔福特纲领》的基本原则部分，没有出现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里十分重要的“无产阶级专政”概念，温克勒认为这是“为了不给统治者提供新的迫害社民党的‘合法’口实，纲领的起草人放弃了拥护建立‘民主共和国’的目标；也没有把恩格斯的建议写进去，即‘所有政治权力集中于人民代表手中’。这个党在纲领中没有公开谈‘革命’，鉴于形势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309页）。就此看来是一种策略问题，但是温克勒同时指出考茨基论述的要点是：“他把德国计入‘现代国家’之列，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可以通过民主道路——选战胜利的结果——夺取政权。社会彻底变革后接下来主要走进化道路。……从资本主义社会向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和平过渡，马克思认为这是历史上的偶然例外，而考茨基将其看成是欧洲符合常规的情况。”（310页）爱德华·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1850-1932）的思想与此相同，坚持民主既是手段又是目的，社民党应该成为“一个民主的社会主义改革党”（311页）。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1871-1919）反对伯恩施坦的观点，她高估了国际和德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潜能，同时也低估了社会民主党通过普选权、议会活动、罢工、言论和新闻自由达到目的的可能性以及从这些成就中产生的精神力量（313页）。但是，她同样也说“只有政府支持者的自由，只有政党成员的自由——无论他们人数多么众多——都不是自由。自由永远只是那些持不同观点的人的自由”（377页）。

在德意志“走向西方的漫漫长路”中，左翼革命的因素及其影响历史进程的力量无疑是相当重要的，但是这个专制国家在1918年11月的崩溃却不能看作主要是因为左翼革命的因素在起作用。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精辟地分析了造成德国崩溃的三大要素：战争使传统价值观空洞化；中欧列强德奥军事失利日趋明显；“黑市”愈益猖獗——经济和货币体系失灵的恶果。因此，作为旧制度代表的皇帝对战争的持续和灾难性后果负有最大责任，必须下台。另外，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使人们相信德国要实现政治制度民主化，只有寄希望于公正的和平（395页）。

该书第七章“预先背负重压的共和国1918-1933”是全书篇幅最长的重头戏，是如何理解德国在“走向西方的漫漫长路”出现最严重的偏离、倒退——建立纳粹帝国统治——的关键部分。关于纳粹帝国的建立已有太多的研究成果，历史学家的研究从不同视角揭示了这一事件的发生与进程，温克勒的“讲述”可以帮助我们从各党派、阶层、政治力量的斗争语境中认识和感受魏玛共和与纳粹上台的真实语境和细致进程。比如，人们通常都知道《凡尔赛和约》强加于战败国德国的苛刻条件促成了德国人普遍而持久的愤慨情绪，但是温克勒告诉我们本来可以不至于这样的。当时的谢德曼政府不顾总统艾伯特的催促，有意对德国公众隐瞒战争爆发的前史，而政府本来已经收集有足够的可以对公众讲清此事的档案文件。但是他们担心一旦公布这些文件就会使他们几乎推卸不了发动战争的主要责任，另外还担心会给战胜国提供另外的口实，因此拒绝公开这些文件（421页）。这样的结果无疑使大部分德国人认为德国无战争罪责，从而加剧了为反抗《凡尔赛和约》而不惜与纳粹结盟的选择取向。

《魏玛宪法》在世界宪法史上具有十分独特的地位，它号称是当时世界上最民主的宪法，但最终却被纳粹党人用作了驱使德国走向纳粹专制道路的“合法性”依据。这是宪政民主史上的著名悲剧，至今依然成为纳粹帝国史和现代宪政史研究的颇具争议性的重大议题。德国历史学家霍斯特·穆勒（Horst Müller）在《魏玛德国：从共和到纳粹》（孙瑜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23年）着重研究了魏玛共和的政党竞选机制问题，理查德·J. 埃文斯（Richard J. Evans）的《第三帝国的到来》（赖丽薇译，九州出版社，2020年）深入地指出魏玛的联合政府不仅仅是比例代表制的产物，同时也源于德国政治体系内部长期存在的深深裂痕。温克勒的研究则更多从各党派力量之间的斗争、协商、妥协的过程中揭示魏玛宪法必然存在裂痕、欠缺和软弱性的原因。最后他说，“专制国家未被宪法制服，它与宪法并列活着，而且继续活在宪法中，或者说通过宪法继续活下去了。由于宪法赋予总统在未做明确规定的紧急情况下有作为候补立法者的处置全权，这就促使立宪议会中多数人搞投机。一旦参政各党难于达成一致，……根据宪法第48条，总统的紧急法令就取代了正规法律，‘总统的储备宪法’亦即‘总统的临时专政’就取代了议会……是总统，而非议会处优势地位”。

穆勒著《魏玛德国：从共和到纳粹》

埃文斯著《第三帝国的到来》

法学家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 是极力鼓吹总统意志必须压倒议会的学者，在当时有很大影响。他认为当今议会已不再是公开和自由交流思想的场所，而是各组织利益相互碰撞之地，意识极端化取代合理的论证，因此议会已无创造政治统一的能力（483页）。客观上当然存在他讲的这种情况，而且在今天也仍然是在美国、欧洲政坛上不断出现的争议性问题。但是，自从兴登堡当选总统之后，像卡尔·施米特这类右翼知识分子更加坚信和宣称公民投票直选的总统体现公意。温克勒指出“此即《魏玛宪法》的根本矛盾所在。正是《魏玛宪法》的根本矛盾使得施米特能够以这种‘民主’的方式证明他对元首制（Fuhrertum）的欢呼是正确的”（同上）。于是，“《魏玛宪法》给德国人带来了巨大的政治自由，但它在困难时期却不能确保和维护这种自由。‘世界上最民主的民主’不仅受到拒绝和反对它的势力的威胁，而且，它的构成方式使其能够自我抵消”（427页）。魏玛共和的崩溃就始于议会制民主的终结，完成于纳粹党人的上台执政——这时元首的意志不仅是压倒国会，而且是压倒全社会的所有阶层，成为全民族唯一具有合法性、神圣性的最高原则和权力的化身。

在政治史为主的研究视角中，温克勒也时有不同学科的研究视角。在谈到纳粹上台背后的所谓“人民性”议题的时候，他指出：“从社会学角度看，纳粹党就是一个‘人民的政党’。它的人民性远高于那些只依靠一个社会或一个教派‘环境’支撑的党派。1930年前后社会和教派‘环境’不像帝制时代分隔得那么清晰和固定，唱片、电影和广播已开始为一种超环境界限的新文化创造条件。然而，‘老的’党派对这种发展趋势几乎没有看透它的挑战性。反观纳粹党人则一以贯之地利用现代大众传播手段，而且一直考虑和顾及超阶级和超教派的共同需要，此需要在青年一代显得更为强烈，可在政治领域被荒废搁置，未加利用。纳粹党向其选民许诺的很多东西都是倒退性的，它的成功首先归功于能力，与大众时代条件相适应以及在这个意义上展现‘现代性’的能力。”（510-511页）这是从社会学、现代媒介传播等视角揭示纳粹党人所谓的“人民性”实质的精辟论述，对于理解二十世纪大众文化流行时代的政党现象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希特勒于1933年1月30日上午在共和国总统兴登堡的主持下对《魏玛宪法》宣誓就任总理。温克勒认为这并不是德国国家危机必然的结局——国家危机始于1930年3月27日大联合政府之解体，并于1932年5月30日布吕宁解职后呈戏剧般激化——但是并没有什么因素强迫兴登堡只能任命希特勒当总理。他对此的分析是：直到1933年1月，总统一直反对希特勒任总理，旨在防止纳粹一党专政。之所以到最后改变态度，是因为连他最亲近的顾问都敦促他这样做，还因为他看到希特勒政府中保守派部长占优势，即便不能消除独裁的风险，也能降低这种风险。兴登堡承受的压力来自大农业经济界和重工业界的右翼势力，加上他身边的人多嘴杂，对他造成的压力也不小。白发苍苍的老者无足够力量抗压。因此，在他看来希特勒的上台既不是此前政治斗争的必然结果，也不是偶然事件，而是一个具有悠久前史的社会事实，这一“前史”就包括对民主政体的信任的削弱。更明确的说法是，“如果说存在一个‘终审法院’裁定德国首个民主政体崩溃的原因，那原因就存在于19世纪历史上对自由问题的拖延，换而言之，存在于德国政治现代化的不同步性：选举权较早的民主化，执政体制迟到的民主化。1930年后，希特勒成了这对矛盾的主要得益者，由此奠定他成功的基础。”“为了扼杀魏玛民主，希特勒用尽《魏玛宪法》赋予他的一切可能性。”（567页）

温克勒著《永远活在希特勒阴影下吗？》

最后想到的是温克勒的那本《永远活在希特勒阴影下吗？》（丁君君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是一本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作者发表在报刊上的专题文章的文集，这个书名就是1986年一篇文章的题目。毫无疑问，它很容易使人产生痛苦的遐想。它讲述的主题是德国纳粹历史与现实政治的关系，但涉及的内容极为丰富。在“德国问题”这个主题之下，从十八世纪开始，探讨当时对德国后世影响深远的自由和专制体制。它似乎是一部西方的革命与专制极权主义的发生史，时而又像是一部历史学争论史与国家政治以及外交政治的关系史，甚至是一部关于国家政治罪责与民族分裂之间复杂而又痛苦的关系的思辨性论著。从“走向西方的漫漫长路”来看，“永远活在希特勒阴影下吗？”这个问题已经有了答案，那就是前面讲的哈贝马斯所讲的。但是历史的发展往往还是带来许多意料不到的变化，比如在当下关于美国与欧洲的地缘政治冲突中，这个问题似乎又重新浮现在人们的眼前，历史的阴影似乎从未散去。

李公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