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亿理财资金到期后，却仅剩44万余元。据南方日报报道，近日，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一则最高人民法院的民事裁定书，让一桩理财资金失踪案引发了高度关注。

据报道，2018年6月，某公证处与大连银行某分行签订协议，用1.8亿元购买该行的理财产品。然而，产品到期后却遭遇无法兑付，其账户资金已基本“蒸发”，仅剩44万余元。于是，公证处起诉要求银行兑付本息并赔偿损失。

但一审、二审法院均以“涉嫌犯罪、先刑后民”为由驳回起诉。最高人民法院最终撤销原审裁定，指令北京金融法院对案件进行审理。公众的关注点则在于：此案中，银行是否应承担责任？应承担多大的责任？

所谓“先刑后民”，简单说就是先解决刑事犯罪，再解决民事争议。这并不是法院认定银行对于1.8亿账户资金“蒸发”没责任，只是法院现在不审，等刑事案件有了结果，公证处如认为银行有责任，可再起诉，法院再做审理。

“先刑后民”，显然对银行有利。一则，如果刑事程序认定了个人的刑事责任，通过追赃等工作，客户损失可以挽回部分或者全部，到了民事程序，即便法院认定银行有责任，其承担的也是补充责任；二则，刑事程序较长，银行承担责任的时间大大延后。

因此，在这类案件中，银行多会以“先刑后民”对民事诉讼进行抗辩。但从客户角度，“先刑后民”则不利。“先刑后民”拖延了客户得到公正的步伐，刑事程序结束再向银行主张权利，一旦对方经济状况发生重大变化，赢了官司也未必能拿回钱。

当然，对谁有利、对谁不利，是一种客观结果，而非法院做裁判的依据。法院裁判的依据只能是：怎么做才符合法律，才能更快实现公平正义。

此案中，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披露的事实，包括大量伪造的存款利息回单、对账单，冒用的公证处会计签名等，显示确有个人犯罪发生。但本案应适用“先刑后民”吗？

“先刑后民”原则确立于20世纪80年代，是“刑事优先民事”理念的产物，在特定历史阶段发挥了应有作用。但其过分拖延诉讼程序、对民事当事人保护不力等弊端也日益显现，后续司法解释逐渐对“先刑后民”作出限制。

早在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就通过司法解释明确，发现与本案非同一法律关系的犯罪线索时，应继续审理民事纠纷；2019年，《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进一步明确以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系“同一事实”作为判断标准。

根据此案的民事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撤销一、二审法院裁定的根据，正是在这一案件中的刑事和民事，并非“同一事实”：民事争议聚焦于客户与银行之间的储蓄存款合同履行及违约情况，刑事犯罪指向的是嫌疑人冒用身份、伪造单据、划转资金的行为。二者主体不同、法律事实不同，刑事案件办理不影响民事案件审理。

最高人民法院的认定，是对既有司法解释的重申，也是对机械适用“先刑后民”的否定。比如本案，也许有犯罪发生，个人需要承担刑事责任，但银行有无责任，却无需等有人被追刑责再做认定，现在就该审、该定。

这一裁定也具有标杆意义，明确了“非同一事实”下的民事案件可独立审理，让当事人的权利救济不再被刑事程序“绑架”，其向社会传递的信号是：公正不仅要实现，而且要尽早实现。

在金融行业角度，这也是对银行责任的明确界定。在金融纠纷中，银行作为专业机构，本应承担更高的注意义务，作为客户资金的守门人，必须守好安全底线，不能再以“先刑后民”为挡箭牌，拖延责任履行。

撰稿 / 李曙明（法律工作者）

编辑 / 迟道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