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望家园】

　　作者：秦萌（福建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师）

　　我国的非遗音乐并非特指非遗项目分类中的“传统音乐”，也包括“传统舞蹈”“传统戏剧”“曲艺”或“民俗”中使用的各种音乐形式。

　　非遗音乐的乐谱或手抄本等文献是研究其音乐风格的重要依据，但对于音乐表演形式、乐器形制等的研究，还需要借助其他学科的研究思路和方式，比如视觉艺术中的图像研究。图像的作用不仅体现在对非遗音乐历史的挖掘上，还与其创新发展密切相关。

　为非遗音乐样貌提供图像证据

　　在非遗音乐研究中，应用音乐图像学，从各类音乐主题的图像中寻找答案，可以通过视觉的“物质”，帮助还原与解读“非物质”的音乐遗产在演奏风格、乐器与乐队形制、音乐文化内核等方面的内容，为保护缺乏文字或乐谱记录而面临失传的非遗音乐提供佐证与研究思路。

　　在汉代各色陶俑与画像石（砖）中，我们能看到多种多样的汉舞表演形式，包括盘鼓舞、巾舞、长袖舞等；而宋代杂剧砖雕，则记录了热闹的百戏与俗乐演出场景。比如，现藏于四川大学博物馆的汉代宴饮乐舞杂技画像砖中，右下方舞者的表演为汉代舞蹈中的巾舞。现藏于河南博物院的一组元代的音乐砖雕俑，不仅表情和服饰表现细致入微，而且乐器和演奏方式均刻画得栩栩如生，让我们得以窥见当时街头巷尾的音乐场景；而宋代杂剧人物砖雕、散乐人物砖雕，则生动展现了北宋民间戏曲艺术繁荣发展的时代面貌。不论是汉舞，还是杂剧、散乐，都与当下非遗音乐有着绵长的历史渊源。

　　众多涉及音乐主题的历史图像与美术作品，为音乐史、戏曲史、艺术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其中包括乐器的演奏方式与形制发展、演出形式与场合、音乐活动的各类参与者、不同时期音乐的社会功能等。这些图像作为历史的见证，为非遗的延续与传承，以及非遗音乐研究提供了难能可贵的证据支持。

　为非遗音乐表演添加辅助说明

　　琵琶最初是什么样子？怎么演奏？这些问题没有明确的文字记载，却可以在壁画、古画、瓷器、雕刻等各类图像中找到答案。

　　敦煌飞天壁画中的各类乐器形象，便是音乐图像学具体运用中最有代表性的研究对象之一。在敦煌莫高窟、榆林石窟壁画中，可以发现琵琶形制与演奏姿势的变化。唐代，琵琶发展为独奏乐器，有四或五根弦，以长颈拨片或手指演奏，琴身有相（颈部按指处）而无品（音板按指处，宋朝后出现），既有直颈亦有曲颈，演奏时乐者横抱琵琶；宋朝后演化成斜抱，以拨片演奏的方式至明朝方被指弹完全取代。如今，琵琶横抱的形式仍遗存在福建非遗南音之中。泉州开元寺大雄宝殿（始建于唐，现为明崇祯重建）的双翅飞天乐伎雕像及甘露戒坛（始建于北宋）的飘带飞天乐伎雕像，均有乐伎横抱南音琵琶。考古发掘陆续出土的文物也不断印证着琵琶演奏方式的变化。比如唐墓出土的乐俑，琵琶就是横于怀中。就南音及南音琵琶的历史考证与音乐研究而言，这些文物及来自相近时期的壁画或雕像，皆能提供辅助说明。因此，对于录音技术出现之前的历史时期，今人虽然无法在听觉上直接感受文献记载中的音乐信息，但是可以通过历史音乐图像，在自身听觉经验的基础上，对不同历史时期的音乐风格与音乐活动进行综合分析与研判。

　　各地种类丰富的非遗音乐，代表着不同水土孕育出的音乐文化，成为各地文化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历史根源与表演传统的挖掘与探讨是非遗音乐保护中的重要工作。借助于图像，我们能够将同一地区各非遗音乐表演的起源、发展、分流与传播路径进行整合，并与其他地区形成对比，丰富研究手段。

　为非遗音乐研究还原历史语境

　　对于包含音乐要素的历史图像，我们不仅能够分析其绘画手法、雕刻风格或配文特点等，还能由“视觉”唤起“听觉”，找寻蕴含其中的音乐要素“密码”，解读某一历史时期整体文化艺术风貌。

　　正如文人画、宫廷画不仅描绘出古代社会音乐活动中的各类乐器配置、演奏场所、参与者等，更重要的是通过音乐传达不同身份人群的精神气质。如我们所知，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古琴作为传统音乐中与文人、文人画、文人音乐最为密切的乐器代表，早已成了文人精神的符号象征。而宫廷画中的乐器常以合奏形式出现，并伴以乐舞、宴饮、游乐等场景。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韩熙载夜宴图》、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唐墓壁画《乐舞图》、上海博物馆的《歌乐图卷》等，便体现出音乐在不同场合发挥的不同社会功能，而这些图像中描绘的各类音乐活动的参与者，代表了不同历史人群的审美属性及其艺术定位，由此形成的审美分层及音乐流派、音乐社群，构建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特色音乐文化。

　　又如，各类戏曲文物，包括剧本、道具、戏服、乐器、戏单、戏画等，甚至是各地保存完好的戏楼、戏阁等，都为当下众多非遗剧种保护其艺术特色与发展环境、还原其历史语境提供了最为直观且明晰的视觉证据；现留存的各类黑胶唱片与影像资料还可在此之外，为其提供直接的听觉证据。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平定台湾战图·清音阁演戏图》详实地描绘了乾隆帝在承德避暑山庄的清音阁戏楼举办的盛大戏曲演出，可为我们探究当时宫廷戏曲活动提供重要的图像参考。福州三坊七巷中始建于明万历的衣锦坊水榭戏台，见证了明清时期昆曲及福州民间戏曲活动的繁荣。如今，在古老戏台进行的闽剧、伬艺、评话等本地非遗演出，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对当时历史语境的还原。

　　因此，对视觉图像中包含的音乐文化信息进行“解码”，除了为表演与研究提供例证与说明外，还能让我们了解不同时期的音乐生活与音乐审美等更为广泛的内容。

　为非遗音乐传承拓宽创新思路

　　图像与音乐并不是远隔着千山万水，它们是最好的伙伴。对非遗音乐来说，视觉与听觉的关系本就紧密，比如舞台上完整剧目中的戏曲唱段，显然是视听结合；甚至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哼唱耳熟能详的戏曲唱段时，也能够基于此前舞台表演的视觉积累，“脑补”出与该唱段匹配的视觉画面。

　　对图像中音乐要素的解读，能够为非遗音乐在当代的创新提供众多灵感与思路。非遗音乐未来的保护传承可加强与其他视觉类非遗项目之间的联动。比如，闽剧积极吸收福州十番音乐（国家级非遗项目）及各类本地曲调，使十番音乐出现在婚庆、节庆等场景中，更加突出了闽剧的“虾油味”；使《真鸟仔》这一具有浓厚本地特色的儿歌恰如其分地融入戏曲舞台表演之中，为观众记忆中的声音加上了最为适配的视觉效果，强化了人们对音乐的记忆。又如，各类文旅结合的大型演出，以沉浸式演出讲述民间文学故事，并融入多样的非遗音乐表演、传统杂技、非遗技艺等，在视听结合中形成了独特而富有魅力的“东方美学”风格，拓宽了非遗音乐的传播范围。

　　《光明日报》（2026年02月01日 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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