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铜鼎到简牍:法律“飞入寻常百姓家”
创始人
2026-01-30 07:29:41

   刑罚木简,归何诬言驴掌谋反木简册,现藏于甘肃简牍博物馆。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而法律得以有效实施的前提,是让人们知晓法律。春秋战国以后,古代中国开启了公布成文法运动,但早期的成文法主要刊布于铜鼎上,如郑国子产“铸刑书于鼎”,改变了“刑不可知”的旧传统。但事实上,由于鼎作为礼器,具有稀缺性与神圣性,鼎上的法律文本流传范围有限,仅贵族官僚等特定群体可见,百姓恐怕无缘得见。

  秦汉以后,随着简牍作为书写载体的流行,法律才得以广泛传播,百姓也有了更多途径了解法律。简牍作为纸张发明前的核心书写载体,依长宽尺寸分为简和牍——长条窄形的称“简”,方正宽面的称“牍”;材质因地域差异而不同,北方多为木质,南方多为竹质。得益于材质常见、书写成本低廉的优势,载于简牍的法律法规得以突破地域限制,即便在边陲戍地也广泛流传。

  位于甘肃省兰州市的甘肃简牍博物馆,是国内古代简牍收藏与研究的重地,馆藏的诸多简牍承载着丰富的汉代法律文化。甘肃之所以能出土大量简牍文献,主要原因在于其地处古代丝绸之路要道,关隘、驿站林立,大量的行政文书、司法档案等往来其间。著名的悬泉置遗址便坐落于丝绸之路上,位于今甘肃省敦煌市以东、瓜州县与敦煌市交界处的山间地带,作为汉晋时期的驿置机构,共出土简牍三万五千余枚;肩水金关是西汉张掖郡肩水都尉下辖的关隘,同样坐落于丝绸之路上,是进出河西走廊的必经关口,上世纪70年代考古发掘中,出土简牍一万余枚,其中蕴含丰富的法律条文与行政规范。

  简牍文献翔实记载了汉代法律的重要内容。在悬泉置遗址出土的汉简中,有多枚简牍涉及犯罪与刑罚的内容,甘肃简牍博物馆展出的相关简牍便有典型体现:其一,《囚律》相关条文规定“劾人不审为失,以其赎半论之”,明确定罪量刑须经严格审理程序,严禁诬告失实;其二,涉及“和奸”的律文载明“诸与人妻和奸,及其所与皆完为城旦舂。其吏也,以强奸论之”,既界定了罪名,又对官吏犯罪加重处罚的原则作出规范;其三,《贼律》条文“殴亲父母及同产,耐为司寇,作如司寇;其奊诟詈之,罚金一斤”,将不孝行为入律,体现了以孝道为核心的儒家法律观。此外,展陈的简牍还记录了边关戍守失职的罪责,如“诣关门留迟毋状当坐罪,当万死叩头死罪死罪唯”,便是戍卒对失职罪责的认罪表述。

  简牍文献亦清晰反映了汉代法律在基层的执行情况。驿站作为文书传递的核心枢纽,其运作全程遵循法律规范,甘肃简牍博物馆展陈的多枚记载文书传递规范的简牍便印证了这一点,如悬泉置汉简中的“书到,速办,如律令”、居延汉简中的“急传,毋留,如律令”、肩水金关汉简中的“写移书到,依品从事,如律令”。这类表述均为基层官吏执行政务、传递文书的法定指令。这里的“如律令”不是空泛地依法行事,而有着细致的律令依据,各级官吏都须按照律令要求办事,包括文书的接收、保存、传递等。一枚悬泉置遗址出土的“考课木简”,记载了建始元年二月乙未,敦煌郡督邮史光要求效谷县限期整改其在巡行时发现的物品摆放不齐,邮亭、坞墙、门户破败等问题,确保邮亭、坞墙等设施坚固可用,体现了汉代“如律令”不仅是流程性规范,更配套定期巡检与违律追责机制。

  简牍文献还记载了汉代司法审判的鲜活实践。甘肃简牍博物馆展陈的《案归何诬言驴掌谋反册》详细记录了一起民间纠纷引发的诬告案:去年九月,驴掌之子芒封与归何之弟封唐发生争执,封唐持刀刺伤芒封,驴掌遂与弟弟嘉良等十余人,抢夺归何四十匹马及四百头羊。归何上告官府后,部分牲畜被追回,因纠纷发生于大赦之前,未追回的牲畜不再追究。归何因财产损失巨大,竟诬告驴掌等人谋反,简牍中“去年九月中驴掌子男芒封与归何弟封唐争言斗,封唐以股刀刺伤芒封”的字迹清晰可辨,完整还原了案件始末与司法处置逻辑。另一展陈文物《隧长焦永死驹劾状》(出土于居延甲渠候官遗址),本质仍是重要的司法文书:东汉建武三年,甲渠侯获奉居延都尉府之命,调查塞尉放借用驿马、导致马驹途中死亡一案,并报送结案副本,其中明确“放以县官擅自假借,坐赃为盗,请行法”,判定焦永对马驹之死无法律责任,展现了汉代定罪量刑的严谨性。

  此外,简牍还存留了契约等民间法律文书,成为汉代社会经济活动的实物佐证。甘肃简牍博物馆展陈的多枚契券中,一枚神爵三年的赊买契券极具代表性:“神爵三年十月戊午朔己未,效谷高议里公乘赦之,贳买上党郡余吾邑东乡官城东里周解襦一领,贾钱千,锦七尺直四百五十,约及五月钱毕,韩望知券”。其中“贳”为贷或赊之意,即先取货后付款,“及五月”为约定还款时限,双方立契为证,韩望作为见证人署名,体现了民间交易的法律意识。这类契约文书不仅记录了民间法律实践,更折射出边关军民的衣食住行细节,为社会文化史研究提供了珍贵素材。

  简牍中有关法律文化的记载,让我们得以窥见边关地区法律运作的鲜活图景,以及以契券为代表的民间法律文化。正是这些看似细碎而真实的记载,丰富了我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理解和认识,体现了我国古代法治文明的深厚底蕴,为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提供了坚实的史料支撑。

  (作者单位:西北工业大学法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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