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市场星报）

记者：您有枕边书吗？如果有，是什么？

高兴：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枕边书，但有几本“替代枕边书”：《唐诗鉴赏辞典》《宋词鉴赏辞典》、罗马尼亚文《斯特内斯库诗歌大全》，放在书架便利的位置，不时地取下，读上一两首，就好像品尝几道总是吃不厌的文学家常菜，让自己的味蕾始终保持鲜活的敏感。

记者：每年都会读到您回顾读书的文章，会发现您涉及的读物很多。您的兴趣很广泛？一般都会通过什么渠道选书？

高兴：我的兴趣主要还是集中在文学艺术上，诗歌、散文、小说、传记、文论，与文学艺术有关的书籍都有可能吸引住我的目光。中国文学艺术书籍和外国文学艺术书籍均有。选书渠道多种多样，灵活机动：逛书店，听讲座，看书单，阅读，聚会，聊天，都会给我提供选书的线索。逛书店是我最喜欢的选书方式，它能让我真正进入书的世界，感受书的氛围，甚至嗅闻到书的气息。曾经有二十来年时光，每年有好几回，都会和小说家刘恪相约一起淘书。京城的昊海楼、第三极书局、风入松、万圣书园、盛世情、中关村图书大厦、北京图书大厦、三联书店、琉璃厂古籍书店以及地坛书市等，都是我们常去的地方。刘恪是书痴，一见到好书两眼就发光，家里堆满了书，被书包围着，感觉他就是个只能和书过日子的人。

记者：您的读书笔记总能提纲挈领抓住要核，而且文笔优美非常耐读。最直接的效应就是读完就想去买书，这就是好书评的力量。您的文章风格是如何形成的？

高兴：文章方面，总觉得自己还差得太远，尤其当我读到一些我喜欢的作家朋友写的文章时。比如刘恪，比如苇岸，比如车前子，比如树才。刘恪的诗性，苇岸的质朴，车前子的机智，树才的温暖，都深得我心。从青年到如今，对诗歌的喜爱始终没变。说到文章风格，我首先必须感谢诗歌。诗歌阅读培养了我的语言敏感，文字节奏，和文体意识。青春时期，曾短时间写过一些“华丽篇章”，但很快就发现那种“华丽”其实是另一种空洞。朴实中的贴心、个性、内敛、韵味、诗意、思想维度和内在节奏，后来成为我有意识的追求。哪怕写论文，写书评，也偏爱用随笔笔调，也希望有文学气息和心灵温度。所谓的风格就这样渐渐形成。

记者：最早的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高兴：说来惭愧，在童年和少年，几乎没读什么书。这样的空白，自然同特殊的社会环境有关。虽然没读什么书，却能时常感受田野、林子和湖泊。因此，我曾在多种场合郑重声明：我从不说我的童年很贫乏。我的童年有着另一种丰富。

真正的阅读，从大学开始。20世纪80年代初，有几本书在社会上流传，半公开，半地下，带着几许神秘色彩。其中就有《第二次握手》和《人啊，人》。于我，那是一种启蒙阅读。读《第二次握手》时感觉心都在震颤，爱情，第一次以文字的形式，展现在我的面前，美丽，但又忧伤。还有诗意。还有想象之美，词语之美，思辨之美。而《人啊，人》带给我的是诗与思。我几乎一边读，一边记，把那些打动我的诗句和警句都记在本子上。记诗歌、记格言、名句和精彩段落，是我青春年代的一大热情。

大学学习，紧张而又充实。在紧张学业的空隙，阅读，成为调剂和滋润。也有提高修养的意图。徐志摩、戴望舒、冯至、卞之琳、歌德、普希金、司汤达、莎士比亚，等等，都是在校园中读到的。毕业后，进入《世界文学》编辑部，阅读面自然也日渐宽阔。这时，你会发现，正如法国作家丹齐格所言，阅读即生活，且是更加广阔而丰富的生活。

记者：可否谈谈人生经历中对自己影响比较大的书籍，什么书改变了您的人生吗？

高兴：《西方爱情诗选》，泰戈尔《飞鸟集》和《游思集》，《朦胧诗选》，校园里读到的这几本书，都对我的人生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西方爱情诗选》是漓江出版社在改革开放之初出版的外国诗选，当时热销几十万册，成为青年读者接头暗号般的读物。我曾在清晨五点多起床，骑车从位于北京西郊的北外校园出发，费时一个半小时赶到王府井书店，又排了两个小时队，才得到了这本心仪之书。在疯狂读书的年代，不少书都是一口气读完的，但这本《西方爱情诗选》我都没舍得一口气读完，而是读读，停停，想想，回味，沉浸，消化，然后再接着读，最后用了好几天才从容读完。差不多有一个星期，激动之情在我心里荡漾，感觉自己读到了真正的诗歌，心灵的诗歌，生命的诗歌。海涅的巧妙，拜伦的浪漫和热烈，勃朗宁夫人的温柔，裴多菲的清新和深情，普希金的多情和忧伤，都深深地打动了我。我断定，这册诗选是需要反复阅读的，它将成为我的青春之书，甚至人生之书。它还为我提供了一个个线索，一条条路径，让我得以不断地扩展阅读，延伸阅读。一本书就这样带出了无数本书。在此意义上，《西方爱情诗选》属于我文学阅读的源头性的书籍。

泰戈尔的《飞鸟集》和《游思集》散发着诗意、神性和哲思交融的混合魅力，让我爱不释手。他的节奏，很长一段时间，左右着我的写作。一写东西，就是那种节奏，想摆脱都难。以至于后来，我必须强行“移情别恋”才能慢慢从泰戈尔的影子里走出。但影响其实已渗透于血液。

遭遇《朦胧诗选》，感受到巨大的冲击，言语难以描述。这种冲击有诗歌的，更有人性的。是审美的一种颠覆，也是心灵的全新体验，导致个体的唤醒。

记者：有没有对自己影响比较大的老师？他们从哪些方面影响了您？

高兴：中学班主任马应瑞老师在我成长的关键时刻，让我获得自信，走上读书的轨道，我对马老师始终感恩在心，每次回家乡都要去看望他。

东欧文学前辈杨乐云先生以温柔之心把我引上了文学编辑和文学翻译的道路；翻译家易丽君先生率真的个性和文学的热情极富感染力，无形中给予我不小的精神鼓舞；《世界文学》老主编高莽先生开明、豁达、大气，具有艺术家气质，是生活的热爱者和女性的赞美者，无论境遇如何，始终保有内在的激情，一直是我欣赏和学习的典范。杨乐云、易丽君、高莽三位先生如今都到了天上，他们原本就是好朋友，肯定还会经常欢聚。

英年早逝的散文家苇岸文如其人，人如其文，他的简朴、节制、自省、面对死亡的坦然，深深打动过我。他是我接触到的众多作家中人格最统一最纯粹的一位。

刘恪是我的兄长和好友，在阅读和写作上，他对我的影响都很大。每每想到他，我的心中都会出现一个坚守者、开拓者和牺牲者的多重形象。一个把文学当作中心的人。一个既有古典情怀，又有先锋姿态的人。一个坚信自己的道路、在拒绝中成长和突破的人。不幸的是，他已于三年前离开人世，留下了两万多册藏书。我想念他。

记者：有什么读书方法可以分享一下？

高兴：读书和写作一样，具有私人性质。我不太相信模式化的阅读，正如我始终对诸多的所谓写作指南保持警惕一样。年轻时，读书具有某种盲目性，不加选择，那种盲目性首先体现在对作家和书籍的盲目信任甚至崇拜上，觉得印在书上的字都是神圣的。而读书最可贵的一点恰恰是有可能培育你的思考能力和怀疑目光。随着年龄增长，对读物的要求越来越严苛，往往翻阅几行或者几页就能判断是否值得阅读。像整个社会和整个世界一样，图书市场也变得越来越不单纯，充斥着太多可疑读物甚至垃圾读物。

我比较注重读书环境，喜欢在整洁的书房，优雅的庭院，或者宁静的公园读书。始终不习惯在咖啡馆、车上或床上读书。朋友们都笑话我太矫情。我因此特别佩服那些随时可以打开书本阅读的人。我的阅读大致可分为工作阅读和自由阅读。工作阅读时，会划线，认真做眉批和笔记。而自由阅读时，顶多在书上用红笔划出那些有意思的句子。

记者：对您来说，写作最大的魅力是什么？

高兴：写作能给我一种幻觉，让我逆着时光重返那些温馨的珍贵的美好的时光，比如无忧无虑的童年和激情涌动的青春。某种意义上，时光不倒流这一铁定事实，成为我写作的最大动力。《追忆似水年华》的作者如果还活在人世，听到此话，肯定会点点头。   据《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