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源寺内景 新华社发

　　▌南小汪

　　唐三百载风云里，幽州城（今北京西南，为幽州治所，唐前期称蓟城，唐中后期称幽州城，本文统一以幽州城指代）始终是东北边陲的特殊存在——既是御扼契丹、奚的“国门”，烽火时起；又是胡汉杂处的市井，烟火不绝。边防的凛冽与人间的暖香，在城郭间缠了近三百年，随王朝兴衰悄然变迁。

　　城郭是幽州城变迁的底色，其格局虽延续隋代蓟城“南北九里，东西七里”的核心规制，但相较于前朝又有显著升级，最关键的是在城内西南隅修筑了子城（内城），形成“大城套子城”的双重城垣格局，子城为军政核心区，集中安置节度使府、大都督府等核心机构，强化了行政与军事管控功能。据记载，为应对北方游牧民族的军事威胁、加强防御能力，开元二十三年（735）起，幽州节度使张守珪对幽州城进行了大规模修缮与加固，扩大了城垣规模、强化了防御设施、调整了功能分区，使军事指挥、物资储备、军民生活等空间布局更合理，其井字形街道布局、坊市制度与城防体系，对后世辽南京、金中都乃至元大都的城市规划产生深远影响，是北京“城之源、都之始”的核心区域。

　　幽州城的市井从未因边防而沉寂。城北幽州市为主要商业区，官市管理严格，早晚定时开闭，市内依行业排列商铺，白米行、炭行、绢行、肉行等近三十个行业分工细致。江南之茗茶鲜笋、中原之佳瓷典籍、朔方之皮毛鞍鞯皆汇于此，互通有无，商旅繁兴；又因幽州临海产盐，此城遂成海盐转鬻集散之重地。幽州城民间杂技风靡，闾里之间蔚为盛事；节度使府衙之后辟有马球场，为城中游骋佳处；此地绘事亦卓然立派，取边塞山川之景、民族习俗之貌为题材，形成融地方底蕴与时代特色于一体的画坛风貌。

　　幽州市井之盛，融于朝暮烟火，而悯忠一寺，恰为这满城繁华的岁月见证者。贞观十九年（645），唐太宗为悼念征辽东阵亡将士敕建悯忠寺（今法源寺），这座古寺早早成为幽州城变迁的见证者，映照着烽火与市井的轮回。初时仅军属致祭，香火清寂，寺前古槐尚是新苗，远处坊市的人间气息依稀可辨；盛唐时渐成士民祈福圣地，寺前施粥棚“哺时辄满，戍卒与百姓共食”（明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槐树枝繁叶茂，荫蔽半条街巷，施粥的热气与寺内香火缭绕共生。

　　唐幽州本是北疆民族交汇之壤，唐太宗亲征高丽后，徙一万四千口高丽人居于幽州城，为这片土地添入新的族群脉络。彼时城内契丹、奚、突厥、高丽与汉民交错而居，各族杂处共生，风俗相融、烟火相依，酿就了独属于幽州的多元底色，也让这座边关雄镇的风骨里，藏着兼容并蓄的温厚。

　　幽州城壮美的边塞风物、多元的风土人情，在唐诗中镌下鲜活印记。“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这声穿越千年的慨叹，道尽了陈子昂登临蓟北楼（即幽州台）时的满腔郁结。武周万岁通天元年（696），契丹举兵南侵，幽州城外战事频发，烽烟连日不熄，陈子昂正随武攸宜北征驻军于此。暮秋时节，他独登蓟北楼，燕山莽莽横亘天际，城头烽火初歇，城内坊市烟火袅袅，念及自身献策不被采纳、难挽边局的境遇，个人的怀才不遇与边镇的苍凉壮阔猛烈相撞，终成这千古绝唱。这阙《登幽州台歌》，便随着燕山的风，在烽火与市井交织的城头久久回荡。开元十九年（731）秋，高适因科举落第而北游燕赵，寻求入幕从军的机会，以期通过边功实现仕途抱负。他登蓟门、出卢龙塞，亲历幽州城的边防与市井，将所见所感写入诗作。他见“边城十一月，雨雪乱霏霏”，营垒里健儿弯弓射雕，边塞偶有冲突扰境，而市井间车马络绎，胡汉百姓共处一隅，寻常人家的烟火无论寒暑从不间断，遂作《蓟门行五首》，将边镇雄浑与市井日常尽数写入诗行。

　　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猝起，安禄山以幽州为基举兵叛唐，昔日繁城沦为沙场，烽烟连月。此后幽州迭经割据，脱离唐廷直接辖制近一百五十年（自763年李怀仙割据至907年唐亡），城头屡易旌旗，民生凋敝。后历五代更迭，幽州终为契丹所据，燕云之地自此易主。

　　“沙场烽火连胡月，海畔云山拥蓟城。”（唐祖咏《望蓟门》）掠过燕山的风里，既有戍卒紧握兵器的寒，也有市井人家烟火的暖；悯忠寺的钟声里，既有陈子昂登高的怅惘、高适漫游的慨叹，也有对家国安宁的祈愿、对寻常日子的眷恋。这座边镇，终以烽火为骨、烟火为魂，在大唐的岁月长河中卓然立世、自成风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