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团结报）

转自：团结报

　　□ 徐有礼

　　徐旭生，中国现代史学家，曾担任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中方团长。围绕学术活动等，徐旭生与胡适的交往保持着“和而不同”的格局。

　　1921年秋，留学法国归来的徐旭生入职北京大学哲学系，与胡适成为同事。虽然授课内容不尽相同，但围绕“哲学”的学术活动却使二人由初识到相互间的频繁交往。1927年，徐旭生离开北大，二人又因西北科学考察团事务多有联系。但是，学术与社会认知的不同和应对路向的差异，使二人的交往保持着“和而不同”的格局，最终作出了大相径庭的道路选择。

　　关于《天问》的论争

　　徐旭生与胡适学术上的首次切磋发生在1922年。是年9月，胡适发表了《读楚辞》一文，文章认为，屈原是一种“复合物”，是一个“箭垛式”的人物，与“黄帝、周公同类，与希腊的荷马同类”。《天问》则“文理不通，见解卑陋，全无文学价值，我们可断定此篇为后人杂凑起来的”。

　　在学界围绕胡适观点的讨论中，徐旭生发表了《天问释疑》一文。文章开首，对胡适这种“大胆怀疑的态度”表示非常佩服，但若将《天问》认真、仔细地研究后，会感觉这种怀疑“实在不容易成立”。从形式到内容（思想）考察，“体裁很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天问》，“说他不是摹仿，大约不会错的”。

　　徐旭生认为，《天问》的价值，就在文中发出的100多个“绵亘不绝的疑问上”。“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对传统观念的质疑和挑战态度何其鲜明。“谁？怎么样？为什么？这是普通儿童的呼声，也是思想进步的先河。没有这些，今日一定没有科学，没有知识”。徐旭生将《天问》的怀疑归纳为7种：关于自然现象的怀疑；对于自然现象解释的怀疑；对于自然现象解释的不满足；对于神话的怀疑；对于历史传说的不满足；对于福善淫律的怀疑；对于迷信的反对。总之，“宇宙间的事物，差不多没有一类不怀疑到的”。凡事爱问为什么的胡适先生“竟没有注意到，岂不令人诧异”？

　　与胡适“推翻屈原的传说，打破一切村学究的旧注，从楚辞本身上去寻出他的文学兴味”，进而恢复楚辞的文学价值看法有别的是，徐旭生更侧重于从哲学史的角度评估《天问》的价值。他认为，《天问》中体现出来的大胆怀疑的精神，是人类思想发达的第二个时期。这一时期，人们对古代传说由不满，发展到毅然决然地公开质疑和挑战。在中国，就是战国时期，《天问》足可以代表这一时代的精神。因此，徐旭生主张，《天问》在中国哲学史上也“应该占相当的一席”“希望编中国哲学史大纲的胡先生不要忘了他”。

　　然而，“论争”仅是学术交往之一翼。1925年2月，徐旭生与胡适、梁漱凕等28人发起成立（北京大学哲学系）哲学研究会，以研究哲学为宗旨，决定每月举办讨论会一次，每年公开演讲8次，出版不定期刊物，翻译西洋哲学名著、出版中国哲学名著等。在哲学系师生联欢会的发言中，徐旭生表示赞同胡适为学生开出的参考书目，希望学生们出校后本着“科学精神”“奋勇地去干，干不通了，再换个方法去干”。在国学门（徐旭生、与胡适同为委员）恳亲大会的发言中，他呼应胡适“整理国故”的主张，认为这“是理论科学中的一部分工作”，是研究中国历史也是研究世界历史的一部分工作。告诫青年学生首先要“认清国学在知识里面所真正应有的地位”，不要“贪图便宜”，“麇集于一途，总是一件不好的现象”。

　　“和与战”的论争

　　1929年1月19日，胡适由上海到北平，所为事由一是将存留在北平的书籍运往上海；二是为中国公学提取存放在兴业银行的40万元公债票。胡适否认了将出任北大校长的传闻，表示“对北大颇为爱惜，对同学学业，颇为注意”，其他“绝无关系”。2月4日，已任北平大学第二师范学院院长的徐旭生在家请胡适用餐，李润章（书华，时任北平大学副校长）、李圣章（麟玉，时任北大教授）作陪。徐旭生盼望胡适及在南方的北大旧人回来任教，表示自己可以亲往游说。胡则以“经费问题”“避免麻烦”等为由，婉言拒绝。同时，表达了对北平教育的意见，提出将北大改作研究院，下设自然科学院、社会科学院、国学院、外国文学院或文学院四个分院。“但招研究生，不招本预科插班生”“吸收全国的学者及各大学的最高毕业生”“提高北方及全国之教育程度”。徐旭生“最热烈地赞助这个计划”，期待看到详细的规程。但是，随着李书华的辞职和大学区制的终结，北京大学又恢复原状。

　　1931年12月17日，钱玄同、魏建功发起，徐旭生、黎锦熙、黄文弼、周作人等人祝贺胡适40周岁生日。魏建功撰文、钱玄同手书《胡适之寿酒米粮库》，一时在北平学界传为佳话。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本帝国主义按既定部署，实施侵略，以实现全面灭亡中国的险恶野心。是年冬，徐旭生在胡适家中，谈论应对日本侵华问题。双方都基本认可中国“战败的牺牲必异常巨大，并且比任何一次的牺牲全要巨大”的观点；但对如何抗战，却持截然不同的意见。徐旭生主张坚决抵抗，“步步为营，步步紧守，能守则守，不能守则退。守第一道战线时，第二、三、四道战线完全准备妥帖”；在东北要发动民间武装。而胡适主张依托国际联盟，以恢复中国领土及行政主权完整为目标与日本进行政府间的交涉。虽然徐旭生的说法有“相当理由”，但他不主张“战”。

　　1933年初，日军侵占山海关。1月19日，徐旭生作《宁失平津不失热河——并为张学良将军进一言》一文，强调热河“为华北的藩屏，中国本部通东三省的门户，此着一失，全盘尽输”。呼吁张学良将军到热河亲自督战，希望全国人士“愿作义勇军者到热河去，愿救护伤兵者到热河去，愿接济饷械者送到热河去”。3月，从承德开始，热河沦于日军之手。整个华北地区，置于日军的炮口威胁之下。徐旭生闻此噩耗，“若醉若梦，心里难过极了”，他从西安写信给傅斯年与胡适，表示自己“对于此次国难是一个彻始彻终的主战派”“希望《独立评论》（主编胡适）的几个朋友联合起来出个宣言”“主张坚决的战争”。他继续阐明“主战”的观点，认为当此民族危急关头，“全国人民应该坚确毫无动摇的认定，今日被逼，除战无他法”！不惧牺牲，抱定“苦战，力战，久战，久战必胜”的信念，“胜则一世纪被压榨的局面必可完全冲破”。徐旭生批评把“主战”说成是“不负责任的高调、废话”的言论，指出以“无可救药之乐观派”自负并持“悲观和暧昧的态度，却很容易为苟安偷活者借口”，实在令人惋惜！

　　然而，胡适坚持“不战”的主张。针对徐旭生的来信，在《我的意见也不过如此》《全国震惊以后》《我们可以等候五十年》等文章中，胡适一方面改变了以往在“取消满洲伪国，恢复领土及行政主权的完整”目标下与日本进行交涉的主张，认为由于日本退出国际联盟，中国“有不同日本进行交涉的义务”；另一方面，明确表示，“我自己的理智与训练都不许我主张作战”。胡适认为，中国要对得住美国国务卿史汀生主张的“不承认主义”，即不承认日本用暴力强加的条约、协定；同时，也不应该抛弃国际联盟，要感谢国联对日本侵华的调查等。他认为，作为一个没有现代化、没有科学和工业化的国家，要学到“能弱”，反对“虚骄夸大的狂妄心理”“养成虚怀若谷的雅量”，“低头苦志做三十年的小学生”。国际正义和赞助在我们这边，要准备更大更惨烈的牺牲，“可以等候五十年”。

　　徐旭生反对胡适“不愿谈战，并且对于主战的朋友大加申斥”的做法，建议立即停止这种毫无结果的争论。国难如此，“清谈误国”，要紧的是“作”。

　　1931年底，徐旭生转至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工作，仍与胡适保持着正常的交往。1933年1月，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社成立，徐旭生与胡适均当选为执行委员。1934年9月，徐旭生主持陕西宝鸡考古发掘的部分出土文物在中南海怀仁堂展出。胡适应邀前往，饶有兴致地参观了两个小时。之后，在胡适家中，二人继续接谈。1937年1月，胡适在与徐旭生的交谈中，批评徐在《民众周报》（主编徐旭生）发表的文章中将日本归结为物质上掠夺、精神上奴役、形式上吞并他国的“吃肉”的帝国主义的见解，“浅薄荒谬的可笑”。徐旭生对仍旧期待日本“彻底忏悔”的胡适并未有更多的辩解，坦然承认这是自己一贯主张的阐发。

　　协力护《汉简》

　　1927年5月，中瑞（典）西北科学考察团开启的科考活动，是中国科学家首次有组织地对西北地区的综合科学考察。在六年多的时间里，考察团在地质、地理学、古生物、气象学、考古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尤以天山恐龙、居延汉简、库车壁画、高昌墓为该团重要发现”。各种类型的采集品先后装箱运回北平，由各学科专家研究。

　　作为西北科学考察团中方团长并任西北科学考察团理事会理事的徐旭生，是科考成果整理与研究的重要组织者之一。1931年2月，西北科学考察团在北平女子师范大学（徐旭生任校长）研究所举办古物展览会，展出了西北科考部分采集品包括简牍、壁画、墓砖以及饰品、乐器、恐龙化石等物品。一时轰动全城，参观者络绎不绝。依托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刘半农、马衡、向达、傅振伦、贺昌群、沈仲章等人先后开展居延汉简的整理与研究。1937年，西北科学考察采集品装箱南运，其中居延汉简辗转运至香港。

　　1940年8月，徐旭生与徐森玉、傅斯年联名以西北科学考察团理事会理事名义致信叶恭绰（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董事），同意该会资助并委托叶恭绰就近主持接洽相关事务，由商务印书馆在香港出版居延汉简。信中郑重声明，“以后若为此事万一发生纠葛，皆由炳昶（旭生）等负其责任，与贵会及先生无涉”。由于战时状态及日本侵占香港，居延汉简未能如期出版，但在叶恭绰、胡适（时在美国）等人努力下，居延汉简得以转运并暂时存放于美国国会图书馆。

　　1947年，战时流转外地的古物及地质材料先后运回北平。11月5日，西北科学考察团理事会召开复员后的第一次理事会，决定重新改组，胡适、梅贻琦、马衡、李书华、傅斯年、杭立武、袁同礼、徐鸿宝、李四光、任鸿隽、杨钟健、徐旭生、袁复礼、黄文弼等14人为理事，以胡适、马衡、徐鸿宝、徐旭生、袁复礼为常务理事。同时决定，北平研究院研究员黄文弼主持考古组，负责整理考古资料；清华大学地学系主任袁复礼教授主持地学组，负责整理地质资料，全部编文工作三年完成。所需款项，由理事会向教育部申请资助。

　　胡适于1935年增补为西北科学考察团理事会理事，此后对考察团事务有较多的关注，特别是曾力助居延汉简的安全转移，获得科考团理事会成员的赞赏与信任。1946年9月，胡适赴北平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徐旭生、黄文弼、袁复礼等经常前往拜会，商谈西北科学考察团相关事务，包括理事会改组、资料整理、款项争取等。胡适坚请徐旭生出任常务理事主席，并与徐旭生、马衡、袁复礼等联名上呈教育部，申明由于物价、人工、纸张涨价，期望“补助三十七年度（1948年）工作费及印刷费十亿元”，以便继续进行科考资料的研究。

　　居延汉简是西北科学考察团最突出的发现，汉简数量达万余枚，时间跨度长，内容涵盖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等方面，具有极为重要的史料价值。抗战胜利后，西北科学考察团理事会顺应社会各界特别是学术界的呼声，决定将存于美国的汉简转运回国进行整理与研究。

　　1948年9月15日，徐旭生致胡适一封长信，转述理事会对居延汉简整理的意见。指出，存在美国的汉简，应速设法运回，“群策群力，赶紧整理，研究出版。将此材料公之于全世界的学术界”；或者在美拍照之后，再行运回。建议参加整理与研究的人员以“已经参加的为宜，因为如此才可以缩短期限”。鉴于考察团理事会及大部分工作人员均在北平，因此，汉简整理的“工作重心应放在北平”。由于种种原因，居延汉简未能如愿回归。

　　1949年初，北平解放。6月，徐旭生、黄文弼邀请马衡（故宫博物院院长）、王冶秋（北平军管会文物部副部长、文化部文物局副局长）会谈，商议科考团采集品的移交问题。11月，徐旭生与马衡、袁复礼、黄文弼联名致函郭沫若，通报西北科学考察团常务理事会决定，请中国科学院接管西北科学考察团所得考古、地质等材料，“在科学院领导之下，期能继续努力，进行工作”。12月，相关档案及资料接管工作结束。徐旭生、黄文弼成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最早的研究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