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伤赔偿款项全部到齐了。”电话里，张平的这句话，让我意识到这个历时6年、跨越千里的维权故事，终于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作为案件的经办人，我深知“和解”二字的背后，不仅是法与情的统一，更是司法为民理念的一次生动实践。

　　困局：不被认可的事实劳动关系

　　2019年9月，家在广西的张平经同乡介绍，到位于山东兰陵的大华建筑公司（下称“大华公司”）工作。工地实行班组承包制，由班长吴强负责管理、考勤以及工资发放。因为以往打工时没有签过劳动合同，再加上张平不懂法，所以，他和大华公司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大华公司也没有为他缴纳社保。

　　2019年11月24日，张平在操作设备时意外受伤，导致右脚骨折、脚趾缺失，落下终身残疾。

　　事后，张平拨通了大华公司负责人的电话。对方却告诉他，项目承包给吴强了，和公司没关系，让他去找吴强。

　　无奈之下，张平申请了劳动仲裁。2021年11月15日，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确认张平与大华公司自2019年9月至2019年11月24日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可还没高兴几天，张平就接到了法院的传票。原来，大华公司不服仲裁裁决，向法院提起了诉讼。

　　此后的6年时间里，这起案件在一审、二审、再审程序中不断流转，三级法院均认定张平与大华公司之间不存在事实劳动关系。

　　化解：为纠纷寻求解决途径

　　2024年10月，再审申请被驳回后，张平向临沂市检察院申请监督。考虑到大华公司在兰陵县，临沂市检察院启动了一体化办案程序，将此案移交我院协助审查监督。

　　2025年2月，我接手了这个案子。初见张平时，他委屈地把包里的东西一股脑儿地倒在桌子上，仲裁裁决书、法院判决书、病历……我注意到，仲裁裁决书已经被翻得卷边发黄。

　　交谈间，他的手指在裁决书上反复摩挲，指甲缝里还残留着洗不掉的泥渍——那是他在老家打零工留下的痕迹。因为干不了重活，他只能靠打零工维持生计，妻子卧病在床，孩子学费没有着落。张平说，6年间，他17次往返于广西、山东，几乎花光了所有积蓄。

　　我和同事走访了张平以前的工友，调取了所有案卷材料，对每一份证据都进行了全面细致的审查，试图从繁杂的案卷中找到突破口，厘清案件的争议焦点。其间，我们经常与张平通电话，倾听他的诉求，确定双方矛盾的核心是劳动关系的认定以及具体赔偿金额。

　　我明白，张平的诉求就是获得应有的赔偿，但该案的案由是确认劳动关系纠纷，即便后续通过法律监督等程序确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要拿到赔偿款仍要经历多重复杂程序。于是，我们决定换个思路。

　　“与其执着于劳动关系认定，不如直接解决赔偿问题！”在查清基本事实、明晰法律责任边界后，我提出以解决当事人实质性诉求为目标，引导双方协商，化解纠纷。考虑到张平远在广西，经济条件不好，公司也有和解意愿，我和同事经过商讨后，想到了检察和解，为这起陷入僵局的纠纷找一条新的解决途径。

　　感悟：找到双方的“最大公约数”

　　和解之路并非坦途。该案此前已经过多次调解，均因赔偿金额无法谈拢，而以失败告终。

　　在调解现场，双方剑拔弩张，僵持不下，张平更是一气之下回了广西。面对僵局，我们并没有放弃，而是调整了和解策略，采取“背靠背”调解方式。一方面，打电话与张平耐心沟通，疏导他的情绪，让他感受到检察机关是真心实意想帮他解决问题。另一方面，我们与大华公司深入沟通，不仅介绍了张平困难的家庭状况和维权困境，帮助他们梳理在用工流程、合同签订等方面存在的风险，向负责人讲解劳动法律法规，分析如果继续与张平对簿公堂，不仅会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还可能会对大华公司声誉造成不良影响，不利于长远发展。

　　当双方态度松动时，我们马上拟定了“阶梯式”民事和解方案，即由案涉公司先行支付部分赔偿款，剩余赔偿款则采取分期支付的方式。既满足了当事人获得赔偿的诉求，又解决了企业一次性支付要面临的复杂审批手续、资金周转困难等问题。

　　最终，分期支付20万元赔偿总额的方案，成为双方都能接受的“最大公约数”。

　　2025年5月16日，和解协议书签订当天，张平就收到了大华公司支付的首笔工伤赔偿款5万元。8月，全部款项付清。这个结果，或许比一场胜诉判决来得更实在、更温暖。

　　通过此案的办理，我深刻体会到，办案要看到纠纷背后的核心诉求和实际困苦，在法律规定、程序允许的框架内，通过法理情的融合运用，实现案结事了人和。

　　（文中涉案公司及当事人均为化名）

　　本报全媒体记者　匡雪　通讯员　魏永琳　密夫伟/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