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载，1271年，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Marco Polo, c. 1254–1324）随着其父亲尼可洛（Niccolò）与叔叔马费奥（Maffeo）自地中海东岸启程第二次东行前往汗八里（Khanbaliq，即大都，今北京），并且服务于忽必烈汗廷，直到1295年才回到威尼斯。此后几百年，《马可波罗行纪》成为西方人认识中国的最重要的知识来源，甚至一度是唯一来源。

1793年，英国国王乔治三世派马戛尔尼勋爵（George Macartney）率约七百至八百人使团（正式登陆北上者约九十五人）访华，携大量科技礼品，欲祝贺乾隆帝八十三岁寿辰并拓展通商。使团要求开放更多口岸、减税、驻京公使、租借小块土地，均遭拒绝。清廷视英为“朝贡”，坚持三跪九叩礼（英方仅单膝屈礼）。乾隆帝敕谕称“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仅允广州一口通商。使团于1794年无功而返。此次外交彻底失败，打破英国对“富庶中国”的幻想，成为随后鸦片战争的重要前因。

如何从更广阔的世界背景（尤其是内陆欧亚背景）来看中国历史上的这两起中外交流事件和其间的这段历史呢？2025年8月，历史学者蔡伟杰教授的《从马可波罗到马戛尔尼：十三世纪以降的欧亚世界》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文集大多为蔡伟杰教授从自己专业出发，为亚洲内陆历史研究领域之新近学术著作所写的书评。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罗新在评论本书时说道：“论写作者的知识准备、学术视野以及在各论题上的思想深度，可以说在华语学术圈，很难找到比蔡伟杰更合适的人选。虽然所收文章都是作为书评、专题介绍和学科评述而写，但由于作者自身的学术条件，这些文章都具有很高的专业水平，非泛泛科普文章能比，对专业研究者来说亦属难得的信息来源。”

《从马可波罗到马戛尔尼：十三世纪以降的欧亚世界》，蔡伟杰著，广东人民出版社丨之间，2025年8月版，293页，78.00元

从书名说起，为什么会选择“马可波罗”与“马戛尔尼”这两个事件？

蔡伟杰：主要是“马可波罗”和“马戛尔尼”在蒙元史和清史上都相当著名，前者是蒙古时代著名的旅行家，后者是清代著名的英国外交使节，在时间上也能呼应本书从蒙古帝国到清朝的架构；另一方面，本书的内容分别涉及关于这两人的一些历史争议：包括马可波罗是否来过中国，以及马戛尔尼使团的失利是肇因于清朝对外颟顸无知还是另有原因。关于这两个历史节点，以及之间的许多历史问题，书中都有讨论。

若是从世界与中国的关系看，十三世纪蒙古帝国时期的“马可波罗”与十八世纪清朝的“马戛尔尼”，中国在世界眼中形象也有很大变化。比如说，马可波罗的游记在此后一两百年内几乎成为欧洲人最主要关于中国和东亚的“知识来源”。在启蒙时代的一些哲学家中，如蒙田、培根到伏尔泰、卢梭等，在他们笔下，中国的形象似乎很正面，几乎是一个乌托邦的存在，但似乎这是一个他们想象的中国，但到了马戛尔尼的年代，就已经变得负面。在这段历史中，是否可以看出西方叙述中的中国形象的一种转变？

蔡伟杰：也不能说是想象的中国吧？启蒙时代的哲学家们在谈到中国的时候，似乎是想把中国作为一个对照组，来评价他们的国家。比如说，在十六、十七世纪耶稣会士尚未大规模传回系统性的中国信息之前，马可波罗的游记几乎是唯一权威，在西方哲人叙述中，中国成为一个哲学王国的存在。像魁奈把马可波罗描述的大汗“统一税制”与重视农业的政策，理想化为中国的“自然秩序”来证明“法治专制”（despotisme légal）优于欧洲的封建与教权。在这里，中国是一个对照组，就像别人家的孩子一样，用来批评西方人自己所处的社会。

中国闭关自守的印象是1793年乾隆时期的马戛尔尼使团之后才形成的。过去中国学界认为乾隆皇帝治下的中国虽然正处于封建社会的高峰期，然而已显露出中衰迹象。而同时代的西方则经历产业革命与资产阶级革命的巨变，英国更挟其先进技术叩关中国。但由于乾隆皇帝的自大和闭关锁国政策，这次外交基本失败。这也造成了中国在世界的负面形象。从这方面说，整体确实有这样一个大趋势。

不过，若是我们把角度拉远，把更多的因素放到历史事件里面去，可能会做出一个更为全面的考虑。比如说，从英国一方来看，自十八世纪中叶以来，历经七年战争与美国独立战争等大小战争，背负了高额国债。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抵达中国时，英国正处于与革命法国开战的第一年（1793-1815年为拿破仑战争的第一阶段），财政极度吃紧。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年年巨额逆差（用白银买茶、丝、瓷），战时更需要中国茶叶（供应军队和本土）、硝石（做火药）和白银回流来支撑战争财政。开辟新口岸、打破广州一口通商成为“战时经济”急需。

然而对这个时期的乾隆皇帝而言，商业可能不是他考虑的主要问题，他考虑更多的其实是国家安全问题。根据马世嘉（Matthew Mosca）的研究，清廷可能从福康安处得知英国介入清朝与廓尔喀之间的战争，因此所以说马戛尔尼使团可能也不是那么正面或是友好的。在这种情况下，乾隆和他的臣子们就特别提高警觉。实际上，在马戛尔尼使团走后，他就要广州那边加强防范英国人借机生事，可见他对英国是有防备的。所以，乾隆皇帝说英吉利这个小邦的东西，我们天朝都有，不需要你们那些奇技淫巧什么的，只是表面上的遁词，实际上他的考虑并没有那么简单。

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了大蒙古国，后来在整个十三世纪，大蒙古国扩张为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帝国，开启了世界史的新页，也成为欧亚时代的顶点。自1260年之后，分裂为四大汗国，即大元、金帐汗国、察合台汗国与伊利汗国。从蒙古史的角度来看，大元，是蒙古帝国在历史上的称呼；而在中国历史上，被认为是“元朝”。若是这样的话，是否可以从蒙古文字的数据来研究“元史”，以弥补传统中国史研究对内陆亚洲视角的忽视呢？毕竟在元朝，汉人、南人其实分属于第三与第四等人，在蒙古人、色目人之后。

蔡伟杰：2016年，刘迎胜老师在《澎湃新闻》上有一个访谈，在这个访谈中，刘老师提到了这个问题，这其实涉及元史跟清史这两个学科在中国发展的轨迹不同。元史研究，从一开始就很看重非汉文的文字史料。

元史研究和清史研究，起初就有很大区别。元史研究一开始就很看重其他文字的材料，光靠汉文数据是不够的。如晚清外交家、学者洪钧到俄、德、奥、荷兰四国担任公使，就发现了海外很多非汉文元史史料，回国后写了《元史译文证补》，这是元史研究的亚洲内陆视角。还有“乾嘉学派”的钱大昕，直接用元皇家秘档《脱卜赤颜》，即《元朝秘史》来研究元史。这是蒙古人自己写的史书。所以，元史研究在创建的时候就非常具有国际性。

但是清史研究在中国发展的过程就很不一样，这首先涉及大家对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评价问题。在革命党人看来，清廷是腐败的满清政府，因此对它的研究已经带有一种民族主义的立场，尤其是汉人的研究。所以从一开始对满清就持有负面的看法，连带对满文材料也不很重视。

其实美国学者傅礼初（Joseph Fletcher，1934-1984，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历史学教授，专攻中国与中亚史，尤其是满洲和蒙古研究）早在1970年代评估清代满文档案时，也认为大部分满文数据都有汉文翻译，价值有限（例如1975年左右的相关论述）。直到后来，像耶鲁大学的白彬菊（Beatrice Bartlett），她写那本《君主与大臣：清中期的军机处》（Monarchs and Ministers: The Grand Council in Mid-Chʻing China, 1723–1820，1991）的时候，前往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查阅了大量清宫档案，尤其是军机处的奏折。此后她才发现，其实完全不是大家原先想的那样。很多满文档案是孤本，根本没有对应的汉文副本，或者满文版本的内容远比汉文更详细、更早、更完整。她的发现改变了傅礼初对满文材料的看法，开始主张清史学者必须学满文，必须把满文和汉文文件系统对照起来看，以获取更完整的清代历史洞见。这一转变推动了西方学界对满文档案的重新重视。而在此之前，海外学者普遍认为，只有入关前后的满文档案比较重要，入关之后满文只是汉文的附属翻译，价值不大。

之所以会造成这种偏误，其实也与清代档案长期以来公开较少、整理不全，研究者难以掌握广泛史料之故。这也直接影响了他们对清朝性质的判断：认为清朝入关后很快就“汉化”了，满人特色迅速消失。加上中国早期的清史研究长期缺乏国际性参与。像孟森与萧一山等开山学者都是在中国国内培养起来的，对满文普遍陌生或重视不足，满文研究自然长期被边缘化。

对于同一段历史，满文与汉文的记载就不太一样；这让我想起您曾经提到过，在蒙古历史的叙述中，明代朱元璋的太子是蒙古人。在蒙古人、满人与汉人看来，同一段历史的内涵和主体却不一样。这让我想起葛兆光老师所提出的一个问题：何为中国？您会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蔡伟杰：关于“何为中国”，葛兆光最核心的提问其实是：中国到底是一个文明体、一个无边无际的帝国，还是从古代到现代一直就是一个边界清楚、认同明确的民族国家？

葛兆光本人的立场是：中国并不像欧洲那样经历了“从中世纪到近代民族国家的剧烈断裂”，而是自宋代起就在“无边的中央帝国”想象中，孕育出了“有限国家”的雏形；同时在“有限国家”的实践里，又始终保留了“天下”“王化”的无边想象。这两者不是先后取代，而是长期纠缠共生。因此，近代民族国家并非从传统帝国“断裂”而来，而是从这个共生结构中“蜕变”而出，仍残留强烈的中央帝国意识。

葛兆光和谭凯（Nicolas Tackett）等人都主张，宋代中国已经出现比较明确的边界意识、对内强烈的文化政治认同，以及一脉相承的传统，所以不能把中国历史简单切割成“传统帝国→现代民族国家”两个阶段。然而，这一观点也受到不少学者质疑，主要集中在“宋代是否真的已经有了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特征”。例如刘云军就认为，宋代的边界首先是战略性的“边防体系”，而非用来区分族群的硬边界，过高估计宋人的边界意识并不恰当。黄纯艳指出，宋代疆界形态极其多样（有模糊的亦有清晰的），取决于与周边政权关系是否可控，核心关切仍是保护赋役来源与直辖郡县的安全，与现代民族国家式的划界原则仍有本质差异。魏希德（Hilde De Weerdt）则强调，宋人仍然沿用传统“华夷图”“舆地图”来呈现天下，华夷观念和大一统思想并未根本动摇。因此，葛兆光虽然试图打破“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单线叙事，也拒绝“中国直到晚清才被发明出来”的极端断裂论，但他把“有限国家”的萌芽提前到宋代的做法，确实引起了激烈争论。这场争论的本质，其实正是我们今天仍然在面对的问题：我们到底在谈论一个文明、一个帝国、一个民族国家，还是三者交织的复杂历史遗产？

此外，“汉文化”本身，也根本不是一个纯粹、固定、从古到今不变的核心。汉文化正是在与周边族群的长期交流、冲突、融合中不断变化的产物。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宋代兴起的理学（以朱熹为集大成者）：在南宋时期，理学还只是众多学派中的一支，并非主流；真正把它推上“官方意识形态”地位的，是元朝晚期恢复科举时的制度安排与明初洪武年间的最终锁定。这一决定直接奠定了明清六百年“以朱子学为正统”的科举格局。换句话说，元朝这个被汉人传统史观视为“夷狄之有君”的征服王朝，反而在制度层面“锁定”了后来被视为最“正统”的汉文化形态。这也说明所谓“汉文化传统的一贯性”其实充满了外来力量的塑造与再定义。

那元朝与清朝作为少数民族政权，在处理多民族关系时与汉人建立的明朝有什么不同？

蔡伟杰：元朝采取严格的种姓等级与刻意操弄族群矛盾，重用色目人（尤其中亚穆斯林）来压制汉人，一旦民怨沸腾就牺牲这些中间官僚，把责任全推给他们，如此一来大汗仍可保持“圣明”形象。这也导致江南地区族群敌意极深，仇恨事件与暴力时有发生。明朝则因汉人为主体，少数投降的蒙古军人多被编入卫所并逐步汉化，族群矛盾较不明显。清朝虽同样是少数统治，却避免使用“中间阶层”来压制汉人，而采取族群隔离与重点驻防的策略：八旗驻守各大城市、公职分设满汉缺、最高待遇给八旗，并以封禁政策严控汉人私迁东北与蒙古等边疆地区，必须领票限期返回，其目的不是完全禁止往来，而是防止大规模混居引发冲突。总体而言，同样是玩弄族群政治，元朝是积极利用族群矛盾来维持统治，而清朝则尽力避免族群冲突，两者手段截然不同。

我看到您在书中说到，冈田英弘提出过两种历史观念，以希罗多德为代表的《历史》地中海历史观和以司马迁《史记》为代表的中国历史观。这两种历史文化本来是不兼容，至少不相通，然而十三世纪横跨欧亚的蒙古帝国的出现，使得这两大历史通过“草原之道”结合在一起，并由此揭开世界史的序幕。如何理解这段话？

蔡伟杰：冈田英弘认为，西方历史观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希波战争（希腊-波斯战争）。在那场战争中，代表民主的弱小希腊城邦（西方）打败了专制而广土众民的波斯帝国。因此这场战争被建构成了一场善恶对决：西方代表善，东方代表恶。这种历史叙事强调“变”（王朝更替、冲突对抗）与“善恶对立”，因此西方传统很少真正重视或认真吸收东方的东西。相对地，在中国这边，他认为从司马迁开始建立的正统王朝史观，导致中国人长期以来最在乎的是“正统”的延续。不管实际统治者、朝代如何更替、递嬗，表面上看似不断在变，但背后始终维持同一个“正统”的传承。所以中国历史观的核心其实是“不变”：重视正统的连续性，而不是外在政权的兴亡更替。同时，中国传统史书主要编撰的也是汉人领土内部的历史，对“外面”的世界相对缺乏兴趣，这背后当然也带有某种文化优越感与自我封闭的倾向。

然而，蒙古人建立元朝之后，冈田英弘认为出现一种“中央欧亚式”的世界史观，把整个欧亚大陆的历史连结起来。这最典型的代表就是拉施特的《史集》。《史集》一开始虽然是蒙古的世系史，但后来扩展到涵盖从中国、法兰克（西欧）、阿拔斯王朝、埃及等当时已知世界的主要文明，在规模与视野上，是中世纪最接近我们今天所说的“世界史”的作品。这种历史书写之所以可能，是因为蒙古人并不受传统地中海史观或中国史观的束缚，他们既不偏袒西方也不偏袒中国，而是把所有区域的历史都纳入同一个框架里。

不过，我对他的看法也有几点批评。首先他把蒙古／中央欧亚史观过度浪漫化了。事实上，同样出自蒙古人之手的《蒙古秘史》，虽然也提到外界，但对外部世界的记载相对简略，且纪年错误百出，基本上还是聚焦在蒙古本身。可见并不是所有蒙古人或中央欧亚传统产生的史书都自然而然就是“世界史”。《史集》其实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个案，不能拿来当作普遍现象。他把《史集》这种特殊个案普遍化，认为只要是中央欧亚史观就能产出世界史，但《蒙古秘史》明显反证了这一点。外部历史在那里往往只是被当作蒙古征服史的附录（appendix），而不是真正平等、详细的书写。

此外，他同时把“地中海史观”和“中国史观”给本质化、对立化了，好像这两者之间完全没有交集或相互参照的可能。但实际上，无论是希腊-罗马史学还是中国正史，都曾经记载过北方游牧民族（匈奴、斯基泰人等），也就是说，两边其实都意识到“中央欧亚”这个中介地带的存在，并不是他所说的那样彻底封闭、互不往来。

我看到您在书中说到，蒙古帝国揭开了世界史的序幕。但我学历史的时候，通常会把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后的1500年作为世界史的开始。

蔡伟杰：许多世界史学者（如杰里·本特利[Jerry Bentley]、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l]、傅礼初与杉山正明等）都强调，在冷兵器时代，游牧民族虽然人口极少，却屡屡建立横跨欧亚的超大帝国：匈奴、斯基泰、突厥（东突厥与西突厥）、蒙古、帖木儿与准噶尔等帝国，都有浓厚的游牧根源。这种“少数游牧民征服多数定居农民”的现象，并非偶然，而是前现代欧亚历史最重要的动力之一。例如伊本・赫勒敦在《历史绪论》中提出著名的循环理论：游牧民凭借强大武力和族亲意识（asabiyyah）征服定居文明；但在定居数代后便奢侈腐化，失去武德，又被新的游牧力量取代。中国人常说“富不过三代”，伊本・赫勒敦则主张“富不过四代”，一个王朝很难维持超过四代人。另外希罗多德在《历史》中也把斯基泰人作为希腊与波斯文明的重要对照者，甚至赞赏其战术之高明。

提到游牧民族武力征服，现在人都喜欢说“崖山之后无中国”，比如说明末清初的钱谦益《后秋兴之十三》诗中的“海角崖山一线斜，从今也不属中华”。同时并以此证明“野蛮战胜文明”。在上次座谈中，我注意到您特别不喜欢这个表述，为什么？

蔡伟杰：首先，什么是“中华文化”？实际上中华文化也一直在变动。如同前述，元廷把朱熹理学正式纳入科举（明初才完全锁定）、元曲被公认为中国文学的高峰之一、明初大量制度直接承袭元朝（土木堡之变前尤其明显），这些非汉政权对中华文化的继承与转化。而所谓的“野蛮战胜文明”也站不住脚。蒙古人在消灭金朝与宋朝之前已是横跨欧亚的大帝国，拥有成熟的行政、税收、驿站与多语文书系统。谢和耐（Jacques Gernet）所著的《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虽说讨论的是蒙元入侵以前的中国，但书中却大量引用《马可波罗行纪》，他笔下的富庶中国实际上是元代的产物。如果我们承认这些非汉王朝的成就，却还称它们为“野蛮”，其背后依然是某种血统本质论。这和明清之际王夫之等人把夷夏之别本质化为血统、地理、气候的观点一脉相承，与早先的“夷夏之辨重文化而非血统”已有所不同。说白了，“崖山之后无中国”不是文化断裂的证据，而是一种情绪表达。

罗小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