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年末，一段由OpenAI视频模型Sora-2生成的“国足世界杯夺冠”短片，凭借热血沸腾的解说、以假乱真的捧杯场面成为全球社交网络热梗。这并非孤例，从科比“代言”冰红茶，到“李白”坐着快艇在长江三峡吟诗作赋，再到一系列被称为“外国山海经”、由鳄鱼头轰炸机或仙人掌大象构成的荒诞形象在青少年中流行，生成式人工智能正以前所未有的广度与深度介入青年亚文化的核心场域。它不再是辅助工具，而成为文化生产的新引擎，将网络“梗文化”推向一个生产全民化、形态多样化、影响广泛化的新阶段。

这一技术驱动的文化变革，其作用远不止于制造了更多、更炫的笑料。它深刻地重构着青年文化的生产逻辑、传播路径，并引发了关于文化内涵、社会伦理乃至法律边界的讨论。我们有必要穿透这场技术狂欢的表象，审视AIGC重塑青年“梗文化”的底层逻辑，以及如何在这一进程中寻求创新与规范、自由与责任的平衡。

生产逻辑的重构：从“圈层创意”到“算法生成”

在青年文化圈中，“梗”被定义为“某些可以被反复引用或演绎的经典桥段、典故”。“梗”具有特定的背景和文化内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象、文化氛围和年轻人的态度。如今，网络热梗已成为网络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传统网络“梗”文化的生产与传播，遵循着一条相对清晰的“圈层孵化-人际破圈”路径：往往诞生于某个亚文化圈子（如电竞、体育、动漫、粉丝圈），基于群体内部共享的“暗号”和共同经验，经由核心成员的创意加工而孵化。很多“梗”也带有识别归属和划分圈层的作用。一个“梗”能否“破圈”取决于内容本身的生命力、人际传播的互动性与大众传播的增值性，这种传播过程相对缓慢，且带有鲜明的圈层身份烙印。

AIGC技术的普及彻底颠覆了这一模式，在造“梗”环节实现了三重“平权”，重构了生产逻辑：

创作主体的平权：在AIGC的包揽下，精准的提示词取代了专业的剪辑、绘画或编剧技能。无论是“李时珍大喊‘回答我’”还是“霍金决战F1”，任何用户都能在几分钟内将天马行空的想象变为视觉现实。这使“梗”的生产从“圈层创意者”的特权，转变为一种技术赋能的“全民参与”，极大释放了创作者的基数。

创作风格的平权：AIGC工具强大的风格模仿与融合能力，消解了不同文化符号间的壁垒。它能将经典的国画风格与炫酷的科幻场景嫁接，也能让历史人物操着地道的网络用语“贴脸开大”，甚至基于数据和算法预测主动引导和加速“梗”的变异。这种“混搭”本身就成为新梗的源泉，但也带来了经典被解构、文化记忆被拼贴的争议。

创作成本的平权：AIGC将“梗”创意实现的时间与经济成本降至极低。一个“梗”（如“回答我”体）一旦验证流行，其创意模板便被平台所收藏、预设，大量的模仿与变体便能通过平台算法被瞬间生成和投放。这种批量生产使“梗文化”的迭代周期从“年”“月”缩短至“天”甚至“小时”，呈现出“爆炸式繁荣”与“快餐式消费”并存的特征。

传播机制的异化：算法催生的“数据主义”迷因

AIGC不仅改变了生产端，更通过与平台推荐算法的深度耦合，重塑传播链，催生出一种“数据主义”导向的文化模因（Meme）演化。

传统的梗传播依赖人际共鸣，而AIGC梗的传播则由算法逻辑主导。平台算法天然偏好高互动率、高完播率、强情感冲击的内容。如网络上一度疯传的“珠峰装电梯”谣言，依靠AI工具生成视频后卷土重来。内容虽然荒唐，但因为AI视频的极致真实感，完美契合了算法的推荐机制，传播广泛。

平台的流量偏好导致大量高度适配算法的“新梗”产生。“梗”的创作动机也从“表达自我”或“寻求圈层认同”，部分转向了“迎合算法偏好以获取流量”。其结果是“模因的快速演化与数据主义繁殖”。一个成功的AIGC梗模板，其演化路径不再单纯由人的创意驱动，而是由算法的流量反馈精准调控。哪种变体获得更多点赞和转发，算法就会助推更多类似内容，形成“数据反馈-规模化再生产-再次反馈”的循环。这解释了为何像“外国山海经”这类由AI随机拼接生物与物品的荒诞形象，能迅速衍生出庞大“家族”和复杂“战力排名”，形成一套“看似有秩序的混乱”体系。似乎对应了福柯在《事物的秩序》中的观察：人们会将不存在的事物进行分类和排序，语言的意义让位于符号游戏带来的情感快感。

然而，这种看似“高效”的传播内嵌着深刻的悖论。表面上看，AIGC梗实现了“光速破圈”，但其“破圈”常止于形式的猎奇，牺牲了原本的文化内涵与圈层共鸣。更重要的是，算法基于用户偏好进行的精准推送，可能在满足个体趣味的同时，构筑起更坚固的“信息茧房”和“文化屏障”。青少年沉迷于算法推送的“AI山海经”世界，对其荒诞离奇的角色如数家珍，却可能与真正的经典作品、传统文化渐行渐远。

价值与伦理的边界：从虚拟狂欢到现实风险

当技术赋权将创意的自由推向极致，一系列新的社会文化风险也随之浮现，迫使我们必须重新审视“玩梗”的边界。

一是文化消解与历史虚无的风险。AI“魔改”让“老祖宗”们对着现代人“贴脸开大”固然有趣，但过度娱乐化也可能剥离历史的严肃性与复杂性，导致文化记忆的扁平化和历史认知的浅薄化。当AI视频中贝多芬被“艺考考官”质问“弹这么难听你听不见吗”，戏谑的背后是否也消解了艺术与苦难的庄重？

二是伦理失范与社会伤害的现实化。AIGC的高拟真能力，使得恶搞从语言层面延伸至视觉层面，并可能造成实质性危害。2025年年底在TikTok流行的“AI流浪汉进家门”恶作剧风潮，用户利用生成图像吓唬家人并录制其恐慌反应上传，部分案例甚至导致警方出动。不仅浪费公共资源，更将社会弱势群体工具化、污名化，缺少基本的人文关怀。

最后是法律与版权的新挑战。AIGC生成内容在海内外已引发多起侵权纠纷。一方面，AI“学习”了大量受版权保护的作品，其生成物的版权归属模糊；另一方面，AI生成内容本身也面临被侵权的困境。值得关注的是，2025年年初武汉东湖高新区人民法院在一起案件中明确裁定，用户通过设置调整关键词、参数、风格光影效果所生成并挑选的AI图像，凝结了其“智力劳动成果”，受著作权法保护。这一判例为界定AIGC创作的法律属性提供了重要参考，但大规模的确权与维权仍面临巨大挑战。

治理范式的协同：迈向“负责任的创造力”

面对AIGC重塑青年文化版图的不可逆趋势，简单排斥或放任自流皆不可取。构建一个健康、有活力的青年文化新生态，需要技术、平台、法律与教育等多方协同，引导技术赋能“负责任的创造力”。

技术层面须强化“溯源”与“标识”。严格执行AI生成内容的强制标识规定，并探索嵌入不可去除的数字水印是建立信任的基础。平台应开发更先进的算法，不仅用于推荐，更用于主动识别和过滤涉及虚假信息、侵权内容及违背公序良俗的AIGC梗。

平台必须压实主体责任，增强AI识别。平台不能躲在“技术中立”的背后，而应主动将推荐算法的权重向优质、有益、富有创造力的内容倾斜。对于明显有潜在不良影响的内容潮，应建立快速响应机制，打破“越看越推”的恶性循环。同时，强化“人+机”审核，增强对AIGC内容识别的能力，跟上AI生成工具的发展步伐。

法律与规范需与时俱进。应进一步完善针对AIGC的著作权、肖像权等相关法律法规，明确各方权责。同时，对利用AIGC实施诽谤、诈骗、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必须依法严厉打击，如广州一男子为炫技用AI伪造“车展不雅视频”被行政拘留。

最为核心的，在于提升青年群体的媒介素养与创新伦理，引导青年辩证看待AIGC：它既是强大的创意工具，也可能成为“脑腐”的诱因。鼓励青年将AIGC技术能力用于积极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例如探索传统文化、科学知识的全新表达，而非沉溺于制造空洞的感官刺激或伤害性的恶作剧。

AIGC驱动下的青年“梗文化”，既折射出技术赋能下文化创新的无限活力与平民智慧，也映照出娱乐至上可能潜藏的文化空心化、伦理模糊化与认知浅薄化风险。这场变革的核心，不仅是技术迭代，更是一场关于我们如何创造意义、分享情感、界定现实的社会实验。

文化活力不在无节制的解构与同质化的复制之中，而在于基于尊重、关怀与深度的创造性建设。唯有当技术创新、人文精神与社会责任协同导航，这场由青年主导的文化浪潮，才能汇入人类文明博大深沉的海洋，让技术真正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与文化的繁荣进步。

【作者系中国计量大学科研处（人文社科处）副处长、艺术与传播学院教师】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