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辽宁日报）

转自：辽宁日报

为创作《南来北往》，高满堂体验铁路职工生活。

素素在大孤山踏访古迹。

邓刚观察新时代美丽乡村。

本报记者  杨竞

内容提要

在大连这片海与山交织的土地上，生活着一批独特的作家：邓刚描摹海的性格，素素打捞历史的细节，孙惠芬记录乡土的变迁，高满堂书写移民的史诗……他们的笔墨既书写海的这边，也叙述着山的那边。在他们的笔下，海与山不是风景明信片上的蔚蓝背景，而是有温度、有性格、有故事的生命体，浸着人间烟火。

海，连接故乡与他乡

大连，这座坐落在黄渤海之滨的城市，孕育着一种独特的“海蛎子精神”——外表坚硬粗粝，内里却跳跃着细腻、鲜活的生命力。

“经过一场生死考验，小海碰子想象不出还会有什么样的磨难能使他退却；但老海碰子的眼睛里却含着一丝忧虑。因为根据他的经验，风浪过后还会有更大的风险……”这是邓刚中篇小说《迷人的海》里的大连人。

在大连老虎滩的海岸边，头发花白的邓刚静静地站着，任凭海浪打湿了裤脚。八十载光阴，潮涨潮落，他与海的对话从未停歇。这片让他谋生于斯的海、令他化为文字感动无数人的海，早已融入他的血脉，成为他精神的原乡。

以大连渔民生活为载体，通过老海碰子与小海碰子在火石湾探寻海参的历程，隐喻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人的精神面貌，这是《迷人的海》的创作初衷。“作品里的每一朵浪花，都是我亲眼见过的。”邓刚坦言，他写老海碰子潜入冰冷海水的那一刻，描写的是他13岁那年冬天在海边捡海带的感受。他写小海碰子面对巨浪时的恐惧与勇气，描写的是他和工友第一次出海作业的记忆。

13岁的邓刚进入大连机电安装公司当学徒工。“工人经历是我最宝贵的财富。”他说，“它让我懂得了劳动的艰辛和尊严，理解了普通人的悲欢。我笔下的人物都有海风的气息，有汗水的味道。”

1984年，《迷人的海》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专家评论：“这部作品以磅礴的海之气势，展现了人类不畏艰难、勇于拼搏的精神风貌。”而对大连人而言，这部小说更亲切——它第一次如此真切地写出了这座城市的特征，写出了大连人骨子里的海性。

获奖后，邓刚又创作了《白海参》《山狼海贼》等一系列海洋文学作品，持续挖掘海与人的故事。大连的海与邓刚的故事，已经成为这座城市文化记忆的一部分。

大连人对海的书写并非单一色调，不同区域、不同时代的作家有着各具特色的海洋叙事。

在黄海岸边的庄河，有一个乡土作家群。他们虽然也在写海，但与邓刚笔下的海人与命运搏斗不同，海在他们笔下不再是迫在眉睫的谋生职场，而是转移为对海洋生态的关切和乡愁的载体，进而将海的味道、声音、景象转化为文化记忆的地理坐标。

周美华在散文《庄河与海》中写道：“庄河坐拥285公里海岸线……丰富多样的海鲜，吸引着无数食客前来探寻海洋的味道，也让庄河的美食在舌尖上绽放出独特的光彩……”在周美华的眼里，庄河的海不是装饰性的存在，不是远方的风景，而是渔家厨房的香味。

在当下许多沿海城市将自己的海洋文化包装成旅游商品时，庄河作家仍坚持写海洋的原始面貌、乡土记忆与生态关怀。如在庄河石城岛上土生土长的渔家女张海燕，在20年的文学创作中，她用已发表的50万字文学作品和20多个剧本来赞美这片蓝色的土地。同样出生在海岛上的潘龙也用《醉在海王九岛》等散文写他眼里和心里的大海，他笔下的海是一种通道，连接着故土与他乡。

作为北方重要的港口城市，大连人的视野随着远洋轮船伸向世界。这种地理优势塑造了大连人豪爽而不失细腻、传统而兼容现代的特质。大连话中那些生动形象的词汇，恰如海风般直接而富有感染力。

“海岸张开了热情的臂弯，群山谱写出一卷壮丽诗篇。槐香扑面发出盛情邀约，大连欢迎你，让我们携手山水间……”这首《我们在大连等你》歌曲，歌词是作家宁明创作的。

宁明曾是一名空军飞行员，他因爱这座城而书写这座城。“大连是我的第二故乡。我喜欢这座城市的气质和韵致，从里到外，它都透出了让我着迷的吸引力！”宁明说。

近年来，宁明为大连创作了近百首单曲和套曲歌词。

山，承载出走与还乡

大连山海相连，海傍着山，山抱着海。作家们深情地将目光投向这片土地上的山川、河流、乡村、田野……

在庄河那片有山有海的土地上，人们自然会想到“海王九岛”“冰峪沟”“歇马山”“天门山”“老黑山”“青堆子老街”“城山古城”等地理坐标。这些不仅是旅游景点，也成了作家孙惠芬笔下的叙事主体。

孙惠芬出生、成长于庄河。她坦言：“几十年来，我把自己放逐在故乡大地的沟沟岔岔里，收获了太多故事。在我确定了我的乡土写作必须承载精神还乡这一主题的时候，我自己也走在精神还乡的路上。从出走到还乡，每个生命都要面对。所以，乡土文学的新使命，对我而言，就是如何通过写作，去探索乡村人性的精神超越。”

孙惠芬一直在“出走”和“还乡”中寻找精神归处。她写作的40年正是改革开放的40年。这40年里，人们历经土地承包、商品经济大潮、打破城乡壁垒、乡村城市化建设……可以说，乡村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对她个人的写作来说，文学中的乡土，只经历了两个阶段：一个是出走，一个是还乡。

1997年写的《歇马山庄》是孙惠芬的“出走”之作。那时正是江河奔流时代，她刚离开县城不久，还停留在“出走”的抒情阶段，所以作为写作者的她，情绪必然影响叙事。到后来，她与故乡有了距离，能够站在故乡之外看故乡，便不一样了，于是创作了她的“还乡”之作《紫山》。

《紫山》这个小说题目是在此前十几年就起好的，那时候孙惠芬经常返乡，每一年，朋友都招呼她去庄河北部山区参加活动。那里有一座老黑山，常年雾气缭绕，有阳光的日子，山就变成了紫色，她就为自己的下一部作品取名“紫山”。2025年，在《紫山》研讨会上，与会专家一致肯定《紫山》是孙惠芬创作的高峰，认为这部作品突破了传统乡土书写模式，以心灵史视角记录乡村现代化转型，在人性挖掘与精神探索上达到新高度，为当代乡土文学提供了重要样本。

从早期《歇马山庄》《上塘书》到近年《吉宽的马车》《寻找张展》，孙惠芬带着深沉的情感，目光始终聚焦在辽南大地上，她不仅书写人物与风物，更将乡村与乡村人的精神、性格融入文字里，这正是她“出走”与精神“还乡”在文学上的体现。

大连的乡村，多的是连绵的丘陵和蜿蜒的山路。春天，地里的糜子刚冒头，嫩绿的一茬茬；秋天，满山的苞米黄澄澄的，风吹过沙沙作响。这里的人，大多与土地打了半辈子交道，手掌粗粝，眼神格外清亮。他们中有的人，不仅会扶犁握锄，还会在昏黄的灯光下把日子熬成文字。

这群写家乡的人，不像孙惠芬那样写“出走”和精神“还乡”，站在大连外看大连，他们就扎根在这片土地上，一辈子不动，直面乡土。蒋宝春即是其中之一，他会种“猪嘴”糜子、编筐编篓、养蜂、酿酒，闲下来就以散文化语言写家乡，《远离大山》《铁匠》《烂谷子》《一车柴》等，最终有100篇散文收到《烟火》一书中。

蒋宝春的文字，没有章法，没有技巧，像他编的筐，每一根柳条都实实在在，撑得起一个空间，装得下生活的重量。他笔下的那些句子从土地里长出来，带着泥土的湿润和草根的韧性，语言朴实，文字温柔。如《铁匠》中他写村里的老铁匠铺关门的那天：“锤子最后一次落下，火星子溅到墙上的年画上，熄了。老李头用油布包起大锤，动作轻得像包一个婴儿。”

而在这片土地上，更有无数支笔，也像蒋宝春那样正在记录着“猪嘴”糜子的长势、铁匠铺的火光、烂谷子般的人生、一车柴火的重量……

在《月色下英那河》《远逝的乡痛》《走出英那河》等6本书中，王嗣元也在写乡村的山川、河流、田野。

这些从辽南土地里生长出来的文字，或许粗糙，或许笨拙，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点：诚实。它们不美化困惑，不逃避琐碎，就像辽南的庄稼人，面对旱涝虫灾，依然年复一年地播种、耕耘、收获。

历史，见证来路与归处

大连的海见证了中国近代史的波澜壮阔——甲午战争的悲壮、殖民时期的屈辱、20世纪中叶“闯关东”的艰辛、新中国成立后的建设热潮。对大连作家来说，海和山是他们创作的“母题”，历史也是他们自觉触碰的“命题”。

从《旅顺口的往事》《闯关东》《大码头》等作品中可以看到，当作家的笔墨转向历史时，书写便带上了一种清醒的自觉，如同完成一篇必须递交的“命题作文”。这种从自发母题到自觉命题的创作轨迹，也同时勾勒出大连文学独特的精神地形。

旅顺口的地理，决定了旅顺口的命运。古港、重镇、要塞、基地——它们是旅顺口曾经的身份，也是旅顺口无法拒绝的沧桑。在漫长的古代，旅顺口始终保持着一座天然古港的素仪：对中原而言，它是招慰道上的一个驿馆；对边夷而言，它是朝贡道上的一个客栈；对战争而言，它又是交锋对手的必争之地。

俄国人“留下的咖啡馆”，日本人建造的“砖木结构小楼”以及那些“仿佛能听到异国腔调叫卖声”的街巷。“我站在老铁山灯塔下，看两股海流厮磨、纠缠，像极了这片土地记忆的无法和解。”这是作家素素在《旅顺口的往事》中的叙述。

诗人闻一多曾写过《七子之歌》，旅顺口是其中一“子”。每年的抗战胜利纪念日，这里的孩子都会用稚嫩的童声反复吟唱这首诗。在《旅顺口往事》中，素素并没有以高亢的语调去复述那些宏大的历史符号，而是诚实且细致地描摹：“中国的土地，外国的名字；中国的百姓，外国的规矩。这便是那个年代旅顺口的某种底色。”

往事越千年，一页一页看，事事难忘，页页惊心，回首往事是素素写旅顺口的姿态。素素坦言：“旅顺口的往事太沉重了，它是一个大题材，也是一项大工程。不论是决定写它，还是在写的过程中，我都一直心怀忐忑，生怕我承不起它的重，写不出它的悲。所以，我采取的是刀耕火种的方式，一边做阅读笔记，一边做田野调查，最后坐下来一个字一个字地敲。”

从《独语东北》《流光碎影》到《旅顺口往事》等十余部散文集，素素的东北地域历史散文创作，是以一种对东北文化的挚爱、眷恋诉说着一个具有反思意识的知识女性与历史对话的情感历程，是用本土经验讲述的本土故事，是一步步走向文化自觉、走向负责任的历史叙述。

与素素用历史文化散文的表达方式来对历史还原、凝望和思考不同，高满堂用镜头为历史和土地立传。从业42年间，高满堂累计创作1100多集电视剧，其中95%的作品聚焦乡土题材。

“作家必须有自己的创作根据地，而这片土地的巨大磁场，能够吸引你不断去开辟。”高满堂坦言，自己的故乡涵盖东北与山东两地，齐鲁文化、东北本土文化千百年来的胶着碰撞相融，孕育出独特的地域肌理，成为他取之不尽的灵感源泉。从《闯关东》系列到《老农民》《老酒馆》，他始终扎根土地，既书写艰苦岁月里的劳作坚守，也记录新时代乡村的变革图景，让历史地域文化的厚重底蕴在故事中自然流淌。

“走一里不回头，爹娘的眼泪湿了袖口；走百里不回头，爹娘给了咱精神头；走千里不回头，好汉不恋热炕头；走万里不回头，走到关东山白了头。”这是高满堂创作《闯关东》第三部时的原创歌词。质朴滚烫的文字里，既有对先辈迁徙岁月的敬意，也藏着他对乡土创作的赤诚——土地不仅是地理坐标，更是精神来路与归处。

谈及未来创作，高满堂透露，20年后重启“家”系列IP，继当年热播剧《家有九凤》后推出新剧《家有七郎》。而此前备受期待的《冬去春来》也将于春节后与观众见面。他表示，将继续锚定乡土题材，深挖土地中的文化密码，用更多鲜活作品诠释乡土的永恒魅力。

大连作家以群像的姿态在中国文坛立足，徐铎也是其中之一。他把笔墨伸向大连古城金州码头上干苦力的人。19世纪末，山东文登乡下孔家两兄弟为生计所迫“闯关东”的曲折人生经历成为他长篇小说《大码头》故事，将小人物的命运和剧烈动荡的时代大背景以及深广的社会生活交融在一起。

“当年，亲历码头的那些‘小杠’们已经不复存在了。再过二三十年，我们这一代人也不复存在了。恐怕，再也没有人知道从前的码头了。”徐铎说，“我写作30年，年轻时曾经为了功利，为了名声。但是经过这30年之后，我才真正体会到了写作的快慰。”

潮起潮落，日月更迭。大连的海还在那里，大连的山还在那里，大连的历史也还在那里，大连作家还在继续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