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铭（北京经贸职业学院教师）

　　云居寺及石经山位于北京市西南的房山区，因保存有大量石刻佛经而被称为“北京敦煌”。寺院始建于隋朝，历经唐、辽、金、元、明各代持续刻经，成为我国现存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石刻佛经遗存。房山石经始刻于隋大业年间（605年），由静琬法师为护持佛法而发起，至唐贞观十三年（639年）其圆寂后，弟子代代相承，刻经事业绵延千余年，共镌刻经石14278块，收录佛典1122部、3572卷，总字数逾3500万，形成宏大的“石经图书馆”。

　　目前，学界对房山石经的研究多集中于文献整理、宗教义理与历史考证等方面，如《房山云居寺石经》《北京房山石经研究文献汇编》等成果，已形成扎实的文献基础。然而，从书法风格演变角度进行系统梳理的研究仍较为薄弱，尤其缺乏与敦煌写经、碑碣墓志等材料的对比分析。

　　佛教刻经书法整体以楷书为主流，自北朝摩崖至明清刻经，虽历经时代变迁，楷书的地位始终未变，除了准确传递文字信息的功能之外，也体现出宗教文本对书写工整性与庄重性的内在要求。

　　隋代一统南北，楷书法度初步建立。唐代国力强盛，楷书因其庄重雄强与大唐气象相合，进入发展全盛期。房山石经在这一时期也反映出楷书规范化、法度化的趋势。唐贞观八年（634年），由静琬所刻《华严经堂题记》碑书风疏朗清劲、精整洒脱，笔法露锋起笔，行笔畅快，兼具北碑之刚健与初唐楷书之规整。清代查礼评其“字画端好，有欧褚楷法”，体现了承前启后的艺术风貌。

　　《妙法莲华经》是静琬早期刊刻的代表作，行列整齐，书风以中锋藏锋为主，结构纵向伸展，横画收笔不重顿，与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风格相通，反映了初唐对隋代书风的吸收与发展。与同期敦煌写经相比，房山石经更强调刻工技艺与石质载体的结合，笔法更显刚健；与龙门石窟造像题记相比，则更注重经典文本的系统性与书风的连续性。

　　辽代自圣宗起重视刻经，房山石经由此进入发展高峰期。此时以小碑经版为主，依《千字文》编号，书风多取法颜真卿、柳公权、褚遂良等唐代书法家，线条瘦劲圆实，法度严谨。早期风格硬朗紧峭，晚期则追求方中寓圆，体现出辽代书法在唐风基础上的本土化调适。

　　金朝建立后积极吸收汉文化，书法受颜、柳、褚影响显著。此时的石经书风兼具颜体之厚重与柳体之挺拔，结字中宫收紧、外围疏朗，笔法方折挺劲。如《佛说八部佛名经》便取法欧、柳，刻工精良，体现出金代在融合南北书风上的努力。

　　元代的刻经规模与艺术水准较前代有所不及。但作为其中代表，高丽僧慧月于至正元年（1341年）补刻的《重修华严堂经本记》，书风苍劲古朴，骨力挺拔，线条粗细变化平缓，结体厚重而中宫留白，体现出元楷在唐宋风格基础上的简化倾向。

　　明代为房山石经刻制的最后阶段，这一时期规模虽小，但因董其昌等书法名家的参与而品质颇高。碑版规格统一，行列整齐，书风洒脱流畅。董其昌所题“宝藏”二字，笔墨饱满、气韵生动，可视为明清帖学书风在石刻中的体现，亦为房山石经书法之璀璨尾声。

　　房山石经跨越千年，始终以楷书为主体，在书法风格上具有明显的系统性与延续性，这与敦煌写经的多样性、泰山经石峪的摩崖气势、龙门石窟的民间工匠风格形成对比。房山石经更强调经典文本的完整性与书写法度的严谨性，体现出宗教信仰与艺术追求的双重价值。

　　目前，房山石经主要保存于云居寺石经山藏经洞与地宫中，部分拓片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等单位。近年来，通过数字化扫描、石质保护与环境监测等科技手段，石经的保存状况得到改善，但其长期保护仍面临石质风化、温湿度控制等挑战。未来，可结合多光谱成像、微痕分析等技术，进一步研究刻工技艺与石料特性对其书风的影响，还可结合科技检测、跨地域对比等方法，深入探讨其在书法史、宗教传播与文化交融中的多重意义。

　　房山石经的艺术成就源于时代文化环境的塑造，写经者多具较高文化素养，佛教对工整性的要求与地域石刻传统共同影响了其书风面貌。书丹者取法欧、颜、柳、赵诸家，融会贯通，形成兼具法度与个性的艺术表现，书写与镌刻的完美结合将平面书法转化为立体石刻，增强了石经的艺术表现力与感染力。

　　房山石经不仅为佛教典籍的保存作出巨大贡献，也为中国书法史留下了连续而珍贵的实物遗产。今天，深入挖掘房山石经艺术，不仅有助于理解佛教与书法的互动关系，也为当代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与活化利用提供了重要借鉴。

　　《光明日报》（2026年01月18日 0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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