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朱熹这首《观书有感》，以明澈如镜的方塘比喻治学之心，其中“渠”字的运用，历来引发不同解读。若重返朱熹所生活的闽地方言语境，“渠”实为第三人称代词“他”或“它”。

这一看似微末的字词选择，犹如一枚镶嵌在哲理诗篇中的语言密码，不仅映照出汉语代词千年演变的轨迹，更悄然揭示了朱熹如何在雅言与乡音、经典与生活、普遍之理与地方性知识之间，构建其独特而融贯的思想世界与表达体系。

“渠”作为人称代词，渊源甚古，是中古以降活跃于南方口语的常用词，后渐被文人采撷入诗文。从《三国志》中的“必是渠所窃”，到《世说新语》里的“渠会永无缘”，再到杜甫诗中的“世乱怜渠小”，这个字始终承载着一种贴近口语的叙述真实感。唐代寒山的“蚊子叮铁牛，无渠下嘴处”，更赋予其俚俗生动的趣味。至宋代《集韵》明确记载“吴人呼彼称，通作渠”，说明在朱熹的时代，此用法虽偏于方言，却在文献与诗歌传统中占有一席之地。朱熹在凝练的哲理诗中自然化用此字，既是对前代语言资源的承袭，更是其自身母语底色的无意流露，让高远的“天理”追问落在了亲切如常的对话口吻之中。

“渠”作为人称代词，在宋元以后的中原通语中逐渐式微，最终在普通话里退隐为“水渠”“渠道”等本义。然而，在广袤的南方方言版图上，它却获得了另一重蓬勃的生命，成为语言学上“活古语”的鲜活标本。今日的粤语、客家话、赣语、部分湘语与吴语，仍以“渠”或“佢”指称第三人称。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在朱熹长期著述讲学的闽北地区——建瓯、武夷山、建阳等地，乡音之中“渠”字依然日日响起。当地人在提及此字时，常会自然而然地与“问渠那得清如许”的诗句相联系。这种跨越近千年的语音对接，已远超简单的语言存古，转化为一种深沉的文化记忆与地方认同。方言在这里，成了接通先贤的无形纽带。每一次日常的“我与渠言”（我和他说），都是一次无声的文化传承实践。

朱熹本人对待语言的态度，呈现出一种极具张力的辩证色彩。在理念层面，他秉承儒家正统观念，推崇以中原洛阳音为标准的“正音”。他在《朱子语类》中曾直言：“若闽浙则皆边东角矣，闽浙声音尤不正。”这体现了传统士大夫对文化中心与语言正统的尊崇。然而，在具体而微的学术探究与教育实践中，这位严谨的理学家却展现出对方言价值的高度敏感与务实运用。他并非对方言嗤之以鼻，反而将其视为理解经典、贴近生活的重要凭借。在解读“二程”语录时，他特别考释其中的“洛中俗语”，如“鞭辟近里”“腔子”等，务求准确把握先哲的本意。

最能体现其方法论创新的，是他处理《诗经》《楚辞》古韵的“叶音”说。面对许多按宋代通语读来已不押韵的篇章，为使学生领悟古诗的音律之美，他主张临时改读字音以协韵。尽管后世音韵学家多批评此法混淆古今，但现代研究揭示，朱熹所改之音“有很大一部分是以闽音为依据的”。这便构成一个深刻的思想图景：在价值判断上，他尊中原音为“正”；在实证研究中，他却灵活地借助“不正”的闽地方音作为桥梁，去探求上古经典的“雅正”之音。这绝非矛盾，而是其“格物致知”精神在语言领域的真切体现，即不回避任何具体现象（包括方言），从中探求通往普遍之“理”的路径。方言在他手中，成为一种特殊的“格物”对象、一条理解历史与文本的可行途径。

这种对方言的认知与实践，如水银泻地般融入朱熹整体的理学建构与生命表达之中。他的“叶音”说，本质上是以共时存在的方言差异为镜，反观并试图重构历时的音韵变迁，这是一种以活的语言现实叩问历史真实的诠释学努力。其背后是“理一分殊”的信念：天下之理虽一，其表现却纷繁各异，方言语音亦是“理”之体现。而在教育传播层面，凝结其思想的《朱子语类》语言生动平实，呈现出一种“文白交融、雅俗共汇”的特质，其间自然夹杂不少闽方言的词汇与表达。这使得精微的义理探讨摆脱了纯粹书面文言的桎梏，在一种更接地气、更易共鸣的语境中展开，促进了理学思想的世俗化与普及化。

回归诗歌创作，母语的滋养更是赋予其哲理诗别样的生机与温度。“问渠那得清如许”，若以“渠”为水渠，诗意固在，然终隔一层；若以“渠”为方言中的“它”，则刹那之间，抽象的方塘被拟人化，诗句化作诗人与塘水之间充满默契的问答。那关乎“源头活水”的终极追问，因一个源自乡音的代词，而变得如此亲切可感，仿佛“理”本身就在这日常的对话中娓娓道来。在这里，方言非但没有减损诗的意境，反而成为哲理“活泼泼”生命力的最佳注脚，实现了深邃“理趣”与生活“情趣”的水乳交融。朱熹部分诗风质朴明朗、少用僻典的特点，或许正与其长期浸润于质朴而富有生活气息的方言思维有关。

从史籍记载中的口语词，到杜甫等诗人的笔下风物，再到朱熹哲理诗中的点睛之笔，最终沉淀于闽北乃至南方诸多地区的日常乡音之中，“渠”字完成了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漂流。它像一颗语言的种子，随风散落，在不同的文化土壤中生根发芽，串联起文献的雅正、思想的深邃与生活的温热。

透过朱熹与“渠”字的渊源，我们得以窥见中华文明演进中一个常被轻忽的奥秘：正统的“大传统”与地方的“小传统”之间，雅言与方言之间，并非决然对立，而是处在不断的相互渗透、彼此滋养之中。雅文化的活力，正在于它能持续从方言的活水源头中汲取养分；而方言的价值，也绝非止于交际工具，它承载着历史记忆、地域认同与群体情感，是普遍之“道”在具体时空中的生动绽现。

朱熹以其特有的学术敏感与实践智慧，将方言纳入其哲理探究与表达的体系，正体现了这种文化互动的精髓。他站在追求“天下之理”的高度，却深深懂得，这“理”需在包括方言在内的万事万物中去“格”、去“致”。如同那“半亩方塘”的清澈，离不开“源头活水”的涓涓不息，中华文化如浩瀚江河奔流向前，亦有赖于无数如方言这般深沉而亲切的支脉细流汇入与滋养。问“渠”那得清如许？那答案就回荡在这片土地上千百种未曾断绝的乡音里，流淌在如朱熹这般的思想者融汇古今、贯通雅俗的文化心史之中。

（作者单位：武夷学院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