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倩倩

　　遇到困境不可怕,可怕的是你没有做出努力。

　　在中国数字植物标本馆(CVH)这个平台,输入“普陀鹅耳枥”会看到50条检索记录,按照时间排序,最早的采集记录来自于1930年,这是时年62岁的钟观光先生1930年5月15日在浙江普陀佛顶山采集的。这次采集一共制作成三份标本,两份是有花无果的完整枝条,另一份只有零散的几片叶子,猜测是做标本时掉落或者剪切下来的小枝,舍不得扔,也做成了一份标本。

　　这是国人对于普陀鹅耳枥的第一份记录。

　　仔细查看,你会发现这里面隐藏着很多信息。首先是标本的完整度和精美度,不得不说,再回看那3份标本时,我的心中产生了“精致”“平整”“用心”等词汇,这3份标本的叶片都是完整展开的,平平地铺在台纸上,叶与叶之间尽量错开,尽力展示每个完整的叶形,而总体布局又不失科学性和自然性,如果说制作标本是一种艺术,那么这3份标本给我的感觉就是科学和艺术的化身。透过它们,你能看出制作者的用心、审美和平静,以及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

　　然而,这份极致的用心,最初面对的却是一个“无名”的谜题,钟先生采集后,将其谨慎地标记为“94号、桦木科”。也就是说,钟先生将其判断为桦木科的标本,但具体是哪一种还有待鉴定。

　　制作完成后,这3份标本首先被保存在钟先生任职的浙江大学农学院,紧接着,枝条完整的两份辗转到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植物标本室,编号分别为15527、23656,另一份被静生生物调查所植物标本室收藏,编号为24273。

　　从这些编号里,可以推测下这两个研究机构的情况,当时各自均收藏有2万份以上标本。而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创立于1922年,静生生物调查所设立于1928年,在几年的时间内能达到这个收藏量,难能可贵。

　　1932年,在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任职的郑万钧先生接触到了那两份标本,经过郑先生鉴定,认定其为桦木科鹅耳枥属中的一个新种,因其采自普陀,便将其命名为“普陀鹅耳枥”,学名为Carpinus　putoensis　W.　C.　Cheng,文章发表在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丛刊。其中Carpinus为其属名,意为鹅耳枥属,putoensis为其种名,为中文“普陀”的拉丁化写法,W.C.　Cheng即为郑万钧先生姓名的威氏拼音写法,这是我国在1958年推广汉语拼音方案前,用拉丁字母注音汉字的方式。

　　自此,那3份标本得到鉴定,而佛顶山慧济寺后门西侧那株200多年的大树也有了名字:普陀鹅耳枥。

　　郑先生鉴定命名过很多物种,但普陀鹅耳枥是最为特殊的一个,因为它还有一个名字:地球独子。

　　为何这样称呼它,“独”顾名思义是“唯一”,没错,在慧济禅寺旁的那棵大树,是该种在全球唯一幸存的原生母树。

　　其实,它本不算孤独,只是因为种种原因,很多树木都倒下了,包括它的同类,而它幸存了下来。但是人来人往,很少有人意识到它的价值。直到上世纪80年代,人们才惊然发现,这已是地球上唯一的一株普陀鹅耳枥了。

　　如果它也倒下了,那么普陀鹅耳枥这个物种在极大概率上就要被宣布灭绝。

　　如何避免这种悲剧,首先需要分析下濒临灭绝的原因。对于普陀鹅耳枥,普遍认为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人为原因,一个是其自身原因。人为原因是滥砍滥伐,自身原因是其繁殖率低。

　　有一种说法是普陀鹅耳枥并非中国原产,最早是由缅甸僧人引进到普陀山,但是其在原产地早已绝迹。而普陀山又处于舟山群岛之中,种子很难扩散到大陆,所以导致它的生存地域有限。另外,普陀鹅耳枥虽是雌雄同株,但雌雄花期不一,雄花早于雌花开放,两花相遇的时间有限,且因大风、天气等原因,授粉概率低。

　　可惜,即使结了果,种子的空壳率也很高,有研究人员曾经剪开一个又一个种子,发现种壳之内是空的、不饱满。在几千颗种子中,种子的饱满度只有2%左右,而这样的空壳种子是没办法萌发出幼苗的。

　　更令人忧心的是,即使饱满的种子,也不是个个都能发芽,那株原生母树的种子发芽率只有50%。再加上种种外界因素,能从种子长成植株的概率很低,以至于在母树旁边迟迟没有发现新的幼苗。于是,多年过去了,普陀鹅耳枥渐渐走到了濒危的地步。

　　好在,人们及时意识到了这一点,并开展了研究和保护。

　　首先是对原生母树的保护,人们将母树周边的土层翻松、施肥,砌筑排水沟,修筑围栏,进行病虫害防治等,近年还在周边设置了摄像头,进行全天候实时监控,工作人员也会定期去现场查看。而对于台风、干旱等极端天气,也会按照预案进行风险排查。

　　接着,是扩大它的种群。工作人员首先采用了两种方式,一是无性繁殖,二是种子繁殖。无性繁殖即扦插、嫁接、组培等方式,通过这样的方式培育出来的植株和母树基因完全一致,但也存在风险,因为一旦感染了某种病菌,可能整个种群会成片倒下。而种子繁殖则可能在授粉时产生基因突变。于是,工作人员开发出湿沙保存种子的方法,并且营建种植林,在不同的海拔高度尝试培植其幼苗。

　　通过上述种种方式,普陀鹅耳枥种群得到扩增,新的植株开始繁衍。

　　但是普陀山是一个海岛,地理区域有限,如果想要更好地解除风险,还要扩大它的生长范围。于是,一颗颗种子或者幼苗被运送到杭州、上海、庐山等地,而这就是另一种保护形式:迁地保护。

　　当然,新的保护方式也在继续探索,2011年9月29日,在发射的“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上,就搭载了普陀鹅耳枥的种子。

　　如此,经过众人多年的努力,曾经的一株普陀鹅耳枥已经扩展到几万株,并且在不同的省份开始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而这一点,在我们开始提到的CVH平台里,就有体现。1992年之前,普陀鹅耳枥的标本采集记录均来自浙江,但是从1992年开始就有了来自上海的标本,这是种植于上海植物园内的一株。紧接着,江西、江苏、河南等省份也陆续出现了普陀鹅耳枥的采集记录。

　　“地球独子”终于不再孤独。

　　有时候,仔细观察一份数据,你可以从中得知很多信息,就像我观察这50份标本。但是,最让我感动的,是这些信息背后折射的光芒、力量与信心。普陀鹅耳枥暂时避免了像平塔岛象龟“孤独的乔治”那样走向灭绝的悲剧,这是人类和其自身的共同努力。而我们人类,尤其是每一个个体,在生命的旅程中,也有可能面临低谷和困境,作为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你,我想,也许我们也可以像拯救普陀鹅耳枥一样拯救自己。

　　(作者为上海科技馆藏品保护与研究中心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