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12月中旬，周恩来同志在杭州参加由毛泽东同志主持召开的中央会议后，来到上海。他告诉上海警备区司令员王必成，24日他要在上海警备区接见驻沪陆海空部队团以上干部。当时，我是上海警备区政治部宣传部新闻干事、《解放军报》特约记者。政治部根据王必成的指示，要我参加接见并做好新闻报道。

那是我第一次受命采写有关国家领导同志活动的新闻报道，心情既激动又紧张，生怕完不成任务。当时没有照相机和录音机，为避免记录讲话内容时出问题，我特地将几支钢笔都吸满了墨水。

刚吃过午饭，我就匆匆赶往司令部附近的军人俱乐部礼堂。礼堂里按兵种划分了几个方块，坐满了1000多名团以上军官。我当时只是一名20多岁的尉级军官，因为承担新闻报道任务，在会场上受到“特殊照顾”，不但同领导一样被安排在第一排，距离主席台位置很近，而且我的座位前还有一张小桌子，便于我伏案记录。

下午2点左右，周恩来在王必成和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等同志的陪同下，大步走入会场。在热烈的掌声中，周恩来健步登上主席台。待会场气氛安静下来，王必成致辞，请周恩来给大家作指示。那天，周恩来身着黑色呢子服装，神采奕奕。他首先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三军驻沪部队表示慰问，随后针对当时国内外形势、军队任务以及部队干部的思想动向，讲了敌我关系、党和军队关系、军政关系、军队内部关系和军民关系5个方面的问题。周恩来还谆谆教导大家，要保持和发扬党和军队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进一步加强军政、军民和官兵关系。周恩来讲了两个多小时，内容丰富。我集中精力，一边听一边紧张记录，连头也不敢抬，生怕漏掉重要信息。周恩来讲话后，同大家合影。

周恩来的重要讲话，对当时加强军队革命化建设具有重大意义。《解放军报》编辑部闻讯后，很快打来电话，要我立即整理出一篇报道发过去。听完报告已是下午4点30分了，时间十分紧迫。我回到办公室翻开记录本，开始摘录周恩来讲话的重要部分，最后赶写成一篇不到2000字的新闻稿。由于自己政治水平低，对讲话精神一时领会不全面、不透彻，整理过程中把一些重要讲话给漏掉了，再加上时间紧，也来不及仔细推敲、修改，就匆忙通过王必成交周恩来审阅。

天渐渐黑下来，寒风吹打着窗户。我在紧张之余，忘却了饥饿，坐在办公室里静静守着电话，等待首长的指示，不敢贸然离开一步。

晚7点左右，周恩来的秘书打来电话，通知我立刻到周恩来下榻的锦江饭店去取稿子。我到达锦江饭店时，已经是晚上7点一刻了，工作人员早在门口等待，迅速将我领到周恩来的房间。周恩来正伏在办公桌上，聚精会神地修改那篇新闻稿。他见我进来，和蔼地示意我在旁边沙发上坐下来等着，继续埋头修改。不一会儿，他修改好了，面带笑容把稿子交给我。我本想说声“谢谢”，但当时太激动、太紧张，而且怕耽误他宝贵的时间，拿了稿子就匆匆告辞。

当我满怀兴奋、准备跨出锦江饭店大门时，周恩来的秘书追了上来，把我的稿子又要了回去。秘书告诉我，周恩来同志看到离开会的时间还有一刻钟，他想再看一遍。

我跟着秘书返回周恩来的房间。周恩来重新摊开稿子，又从头到尾仔细看了一遍，修改了一些地方，然后和蔼地交给我。

当我回到办公室，打开稿子一看，一篇不到2000字的新闻稿，周恩来改动的地方竟有30多处，甚至连标点符号也没有放过。例如，我在整理“形势和任务”一段时写道，干部要“加强敌情观念”。周恩来在这句话前面加上“随时”两个字，又在这句话后面添加上“和战斗准备”。这样改动以后，这句话变得更加完整和准确了。又如，我在整理“军民关系”这一问题时，原来写的是“近几年来，军队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有些疏远了”。周恩来把它改成“我们军民关系基本上是好的，但是，有些部队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有些疏远了”。这样，既肯定了军民关系主流的一面，又指出局部存在的问题，避免了片面性。我看着看着，不禁为周恩来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精神而敬佩。

第二天，《解放军报》在一版刊发了周恩来亲自修改的这篇新闻稿。稿子见报后，我在感动之余，以《难忘的一件事》为题，向军报编辑部汇报了周恩来改稿过程以及自己所受到的教育。那份留有周恩来多处修改笔迹的新闻稿，已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历史文物，珍藏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来源：解放军报

作者: 张哲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