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壁生

　　陈少明老师提出“做中国哲学”，并在三联书店出版同名著作，这一口号对当代哲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做中国哲学”不止是一个口号，更是一种建构当代哲学体系的方式。

　　“做中国哲学”的提出与演进

　　陈少明老师的中国哲学的研究，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早期的近现代思想研究，代表性著作是《儒学的现代转折》《等待刺猬》等；第二阶段强调经典解释，代表作如《〈齐物论〉及其影响》《经典世界中的人、事、物》等；第三阶段则是“做中国哲学”，代表作是《做中国哲学》《问物》等。这三个阶段彼此渗透，互相衔接，呈现了一个不断深化的学术过程，只是强调的重点不同。

　　“做中国哲学”并非固定概念，也没有唯一理解方式。广义上说，凡以建构中国哲学为目标的研究，都可称为“做中国哲学”。但核心问题在于：它与一般意义上的“做哲学”有何不同？部分学者，尤其是西方哲学背景的研究者，常将两者等同。但是，“做中国哲学”不是西哲“做哲学”的中文翻版，而是针对中国哲学自身的问题所进行的反思。简言之，凭借汉语进行思考、写作的学者，无论研究对象为现实经验，还是中西经典，只要是进行哲学理论建构，本质上都是在“做中国哲学”。

　　何谓“做中国哲学”

　　在当代哲学研究中，提出“做中国哲学”，是基于对一百多年来中国哲学研究的反思，以及对未来中国哲学建构的期待。

　　一般来说，“哲学”一词舶自西学，强调理论的抽象化与普遍性；“哲学”之前加上“中国”，在中国则容易成为“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西方化与历史化，是“中国哲学”研究的两种基本取向，这两种取向乃是中国哲学这一学科赖以成立的基础，也是“中国哲学”研究发展的必要动力。但是，过度西方化与过度历史化，也容易成为中国哲学研究的陷阱。前者在“中西”维度中，过度使用西方哲学概念，从而忽视中国文明自身的特征；后者在“古今”维度上，过度注重历史化，忽视中国当代哲学的创造。陈少明先生所提出的“做中国哲学”的方法，正是对过度西方化与过度历史化的克服。

　　“做中国哲学”，不止是哲学史研究，而且也强调从事中国哲学研究者的“哲学创造”。“做”带有“创造”之意，通过这种思维的创造性行动，既克服因强调“中国”带来的非“哲学”倾向，也克服因强调“哲学”而带来的无“中国”倾向。前者导致只有哲学史研究而没有哲学创造，后者则导致强调哲学而缺乏中国关怀。而“做中国哲学”的基本立足点，则在于研究者自身经验到的身体活动、道德生活、思维意识的经验，对哲学创造而言，这种经验既是“切己”的，也是古今、中西所共通的。

　　经典的意义：“做哲学”与经学传统

　　我们今天要谈“做中国哲学”，必须直面一个真实的现实处境。在文明的古今之变中，现代文明以西方为标准，中国便天然地成为了“古代”；而民族国家的建立，又使原本具有普遍主义色彩的经典，蜕变成了地域性的“中国”经典。“经典”的意义，从大经大法，变成古代的、特殊的思想。正因如此，赵汀阳先生在《中国哲学的身份疑案》中认为，中国思想传统划分为“经学传统”与“心学传统”，“经学”将思想变成文本解释学，只讲解释、不问本源；而“心学”发展出以“心得”为准的主观解释学，虽有新解，却无法超越经典界限。他由此判断，经学与心学轮流统治导致理论退化：经学把思想变成解释学，心学把思想变成心理学。

　　但是，对今天“做中国哲学”而言，仍然必须重新审视“经典”的意义。自现代学术转型以来，对经典的哲学研究往往自觉地历史化，使其成为了地方性、古代性的知识。然而对古人而言，经典传统是一个生生不息的传统。古人对经典的理解，是将其视为思想的榜样和来源，并使其与每一个新的时代发生关联。

　　像董仲舒、郑玄、朱熹这些注经家，虽标榜“尊经述圣”，但实质上都是在将经典当代化，从而创造出自己的思想体系。经典提供了思想的资源与榜样，而不是限制。这就像中国的书法：王羲之的《兰亭序》是伟大经典，后世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赵孟頫的笔法中虽能看到王氏影子，但没有人会认为王羲之限制了他们的创造。在哲学领域，像董仲舒对《春秋》的诠释、郑玄对礼学的改造、朱熹对《四书》的编定，都是以经典文本，发明了一套全新的哲学体系。

　　对当代中国哲学的创造而言，经典的意义同样毋庸置疑。简言之，使用汉语进行哲学创造，便只能是“做中国哲学”。这里的“中国”不只是地域概念，更是一种“汉语的方式”。简言之，“做中国哲学”就是以经典为中心，以汉语为方式进行的哲学创造。

　　在这一过程中，经学传统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要素，可分为以下几类：

　　其一是实在性概念，以及这些实在性概念衍生的一系列概念。实在性概念主要是对客观世界的命名及理解，如宇宙间的天、地、四时等等，人世间的父子、君臣、夫妇等等。衍生性概念以实在性概念为基础，如从“天”的特征发展出来的“天下”理论。实在性概念更具本源意义，在历史上这些概念所指向的对象不断变化，但这些概念本身一直存在，甚至在现代社会仍然适用，只是现代哲学研究并没有将之充分理论化。

　　其二是形而上的符号表现出来的哲学问题，例如道、性、气、天理等等。这些符号所指向的对象，常常是哲学史研究的基本范畴，这些概念在每一个时期的哲学史中都具有当代性，今天的“做哲学”，仍然是将这些概念当代化的过程。还有一些储存在经典世界之中，但不一定以哲学概念表现出来的人、事、物，例如著名的“庄周梦蝶”等等，这些内容同样是现代哲学研究的对象，并且以之为对象的研究可以不止哲学史描述，而且是哲学理论的现代创生。

　　其三是思维结构与思维方法。例如《公羊传》“三世说”在康有为思想中被发展为一套历史哲学，“三统说”曾经在董仲舒思想中成为一套政治哲学理论，而这种政治哲学理论没有在现代思想中当代化。

　　不论是传统哲学概念，还是哲学问题、哲学思维，如果能够充分理论化，便可以成为当代哲学创造的根基。而“做中国哲学”正是强调要从现代人的角度对之进行理论化、哲学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做中国哲学”具有巨大的生命力。如果中国传统思想在未来还能产生意义，必然要通过这种方式，使传统真正实现理论化与哲学化。只有将最古老的经典视为现代哲学创造的“要素”而非“成品”，我们才能在现代语境中真正激活古典智慧。

　　文明的视野：哲学的普遍性

　　哲学本身都是某个文明的产物，但哲学又追求普遍性，这之间存在一种张力。

　　中国历史上曾多次面对外来思想或外来王朝，但思想的普遍性从未动摇。只有当西方文明的深入，与中国固有文明发生碰撞，普遍性才成为问题。中国人意识到自己的哲学不再普遍，不是因为遭遇到异质的哲学，而是遭遇到异质的文明。哲学的普遍性的丧失，背后不是哲学问题，而是文明问题。

　　在现代“哲学”研究中，哲学的普遍性植根于深厚的文明，而不是植根于个体的理性。从精神突破的角度看，是精神突破创造了普遍性的文明，在此基础上才有普遍性的哲学。先有文明的普遍性，哲学的普遍性才获得真正的意义。

　　目前，以本源性、普遍性为特征的哲学，有两个可能的发展方向：一是返回文明自身，保守性地成为文明的最高主宰者与解释者，其危险在于可能导向特殊主义化或民族主义化；二是超越文明自身，革命性地开拓出新的普遍性，创造无文明根基的、全新的哲学形态，其危险在于可能使哲学彻底远离生活与经验，变成纯粹的语言游戏。

　　超越这两种可能的不同方向，是在文明立场中保持哲学面向本源问题的普遍主义品质。文明立场意味着哲学是在文明中展开，哲学探寻本源问题，本源问题的实质是普遍性的，但其存在形式是经典，其表达是民族性的语言。经典与汉语，构成中国文明的主要形式。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在现代汉语语境中“做哲学”，其表现形式事实上便是“做中国哲学”。

　　本源意味着普遍，作为最早的典籍以及对这些最早典籍的阐释，经学及其传统提供了对本源问题最丰富的探索。这些思想观念为当代人以汉语“做哲学”提供了最为深刻的思想要素。今天的哲学创造，仍然要面对现代问题，返回经典，温故知新，才可能有真正的哲学理论建构。只有植根于伟大文明的哲学创造，才具有真正的普遍性意义。也就是说，今天的哲学创造，仍然在经学传统的延长线上。这一思想脉络，从上古圣贤，到孔孟荀，到董仲舒、郑玄、朱熹，直到现代。

　　人类社会正在由一个分裂的世界变成一个共同的天下，普遍性永远在构建的过程之中，在时间上向未来开放，在空间上向未知开放。但是，普遍性必须有基础，有基础的普遍才是真正的普遍，因此，普遍性在时间上回归过去，在空间上必然要返回自身文明的原初经验之中。

　　（作者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清华大学中国经学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