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一丁

　　1924年11月5日，在冯玉祥麾下国民军士兵的注视下，逊帝溥仪乘车出神武门，回到了他的“家”——什刹海北岸的醇亲王府，“小朝廷”的时代宣告终结。

　　而就在离醇亲王府一箭之地的钟鼓楼，也完成了它们的使命。据朱家溍的回忆，“民国十三年，优待清皇室条件修改，首先取消了第一条‘大清皇帝尊号仍存不废’……连带着‘銮舆卫’当然就没有了。因而銮舆卫所派专司打鼓的旗鼓手也就失业了，从此北京的钟鼓声不再响了。”晨钟暮鼓，成为历史。

　　不过，北京城内另一个报时系统仍在运转，正午时分传来的隐隐炮声，提醒着人们时间的存在。这就是午炮报时。

1936年绘制的鸟瞰地图中南城午炮台的位置（67号）

　　午炮台能报时还能对时

　　午炮报时的方式，源于西方，最初由香港、上海等地的商人引入，为在中国生活的西方人服务。

　　1912年10月，内务部计划在北京城内安置一尊午炮，并由海军部、交通部在城中踏勘，寻找适合安放午炮的位置。

　　当年12月，两部大致拟定，在正阳门与顺治门（即宣武门）之间，安放炮位一处，大炮两尊，并在炮台上设置专电，便于各方沟通。预计购置大炮等成本，在大洋七百元左右，日常运行的费用为二百元。午炮台的时间，以上海徐家汇天文台的时刻为准。

　　午炮台具体何时开始投入使用，目前还没有准确的记载，只能知道大致在1913年左右。本拟于1913年7月31日进行预演，8月1日正式施放，后由于时局动荡，考虑到炮声可能会给城中民众带来恐慌，便暂缓投入使用，并有在当年双十纪念日重新启用的动议。

　　那么这样一处午炮台，究竟是如何起到报时的作用呢？不妨看看当年报纸记者探访时留下的记录。

　　1932年9月4日，《世界日报》的记者来到了南城午炮台，巡警贺永奎向他详细介绍了午炮台的设置及工作情况。午炮台设置在前门与和平门之间的城台上，正对着城内的电灯公司，“有砖砌长方台一，高约二丈余，长约二丈，广约一丈，其上有镔铁棚，此棚，所以蔽雨雪也……所谓午炮者，即置于台之前方正中，以两车轮架之，炮身有一铁撑，下端撑置于台面。炮身已接近锈烂，仅有一筒，前后洞穿。炮口口径为六生的，炮身长约一米突。”

　　根据后来的报道可知，这尊炮来自旧日的神机营。“生”可能来源于英文“centimeter”的音译，1生相当于1厘米，民国时期多用于军事装备的尺寸记录。至于为何仅剩下炮筒，贺警官的解释是施放过午炮之后，就会将炮闩卸下，以防止锈坏。

　　作为承担报时职能的午炮，最关键的问题在于时间是否准确。尽管在午炮台上也悬挂了一块精准的时钟，但施放午炮的时间，还需要由市政府决定，并由电话通知午炮台。据贺警官所言：“市府有一‘午炮推测室’，其中有计时仪器，分秒尤为准确。每届将放午炮前指一分钟，市政府即由电话中云：‘预备！’本处司炮人即持火立于午炮炮身之旁，准备点放。至准十二时，市政府由电话中云‘放’！本处即点火。火一点，炮声立响。”

　　对于今天习惯了精准时刻的人们来说，这种方式难免会有几秒的延迟，但在当时的生活节奏里，想必也是可以忽略的。

　　而对于午炮台的警员来说，这里的工作只是每天中午放炮吗？其实并非如此。这里还承担着日常对时的职能，此时，午炮台内的时钟便派上了用场。贺警官对记者说：“放午炮，固为必要之工作，但无论昼夜，此处不能断人，因为来电话询问时刻者太多，本处不问其系何处询问，一律按时钟答复，多一分，少一分，亦必详细说明。”

　　尤其是在早上七点到九点的时段，正是北平市内各大机关单位、学校团体、银行洋行等上班的时候，都会来电询问当时的时刻，以便校准各处的时钟，这也是午炮台的警员们最为忙碌的阶段。

1936年绘制的鸟瞰地图中，也标出了北城午炮台的位置（87号）

　　南城北城各一处午炮台

　　随着城市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城市中的汽车、电车等交通工具带来的声浪，开始提升整座城市的分贝。对于偌大的一座北京城来说，仅仅通过一尊旧式火炮的炮声覆盖全城，并不容易。于是在1921年6月，警视厅呈请内务部和陆军部，打算更换两尊巨炮，以提升报时的效果。于是内务部批准，在当时各座城楼内，选择合适的火炮进行替换。

　　至1928年12月，又有新的动议出现，这一次的想法更为大胆，想要把午炮台直接移到城中的制高点——景山之上，甚至已经进入当时北平市政府的市政会议议程之中。不过，这一方案遭到了当时管理景山的故宫博物院的抗议，院方认为景山属于古迹，且有游人参观游览的需要，将午炮台这样的设施挪移至此，会对古迹保护造成影响。除景山外，鼓楼、北海白塔等地也都成为备选，但也因为同样的原因不了了之。

　　直至1932年9月，在市民的呼吁建议下，北平市政府又提出新的方案，即在北城另设立一处午炮台，这样一南一北两处炮台，即可解决声音覆盖面不够广阔的问题。最终，仿照南城这座午炮台的设置方式，将位置选定在安定门与德胜门之间的城墙上。

　　至于火炮的来源，北平市政府还专门致函当时的历史博物馆，想借用午门前陈列的铁炮两尊，以作为午炮之用。最终多方协调未果，在南城午炮台上作为备用的一尊德国克虏伯老炮，被挪至北城使用。

　　1932年12月，有报纸的记者登上了德胜门以东城墙上的中心台，记录下了这座马上就要投入使用的北炮台样貌：“高约三尺，南北二丈余，南首作斜坡式，东西约八丈，上盖铅棚，由台东拾级而上，中为炮车，上架炮位，全部黑潮炮身首展红色，并包以红布，盖均谓近日所布置也。台北为墙垣凸处，西北角小屋两椽，为炮手长警驻守之处，东北角狭屋一间，为收藏火药处。”

　　驻守在这里的警员，依旧是在南城午炮台上服役了二十余年的贺永奎，根据他的介绍，这里的操作模式与南城相同，仍是在十一时五十左右开始接收来自市府午炮推测室的指令，至十二时准点施放。

　　1933年元旦正午，南北午炮台一齐发炮，宣告投入使用。同年9月，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两周年的日子，午炮台鸣炮五响，以示铭记国耻。

　　1936年12月，《世界日报》“大众公仆”系列的记者再次登上南城墙上的午炮台，为后人留下了这座炮台珍贵的记录。此时的午炮台，与1932年采访时所记录的样貌大致无二，只是更为残破了。

　　“在这房子的对面，突然孤立的一个小亭子，可是这个亭已经是破坏不堪了。亭顶的铅棚，已经缺了好几块，他说被风吹的，早已无踪了。在亭子中央，安放着一个轻易看不到的一个奇怪东西，那就是所说的这个炮。上面盖着一块铅板，他将铅板拿开，就看这个炮了。在炮身后边，有两个车轮，支撑着炮身，再看炮筒，约有四尺余长，炮口直径约三寸许，若按这个形势来看，与现在新式的炮，所差无几。

　　再由炮口望着看时，可就大不相同了。不但炮口这边是空洞，炮筒那边，也是一个空筒……在这个亭子，大约有一丈多长，并且地面用水泥来制成的，还有几块不成方矩的石头，来顶着炮……”

　　这篇报道的内容颇为全面介绍了午炮台的日常，与此前的采访内容变化不大，不过有两个比较有意思的细节。其一是午炮所用火药来源。根据警员的介绍，这类爆炸物并不容易购得，他们主要是从制造烟花爆竹的花炮局购买，一次释放所用的火药量在一斤左右，他们一般一次要购得一个月左右的药量。而且火药的质量也需要严格把关，毕竟作为报时所用，出现哑炮或者明显的延时，就是很大的问题。

　　其二是炮声所传播的范围。接受访谈的警员举了一个自己的亲身经历，以说明不同城区人们对于声音感受的差异。有一次他去黄村看亲戚，看到许多地里耕作的农夫，不约而同地扛起锄头回家吃饭。他很疑惑地问当地人，有人和他说：“你没有听见吗？城里放午炮。”他这才意识到，炮声所传播的范围，要远超他的想象，而作为在城中生活久了的人，已经不再有如此敏感的听力了，更不要说他这样一位每天近距离施放火炮的炮手。

　　午炮台报时的制度，基本延续到了七七事变之后。在1939年的年中，报纸上还有关于午炮台的新闻，可以想见，至少在1939年，午炮台依旧运转。

　　1946年10月1日后，重新恢复了午炮台授时的模式，此后推行的夏令时也曾以午炮为报时标准，但不难想见这种精度有限、颇为复古的报时方式，已经不太适用于老百姓的生活节奏，在动荡的时局中也难以维系。

　　1958年9月，北京电报大楼落成，此后的整点时分，《赞美新中国》和《东方红》两首乐曲，开始回荡在北京城上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