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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福克纳短篇小说集》（【美】威廉·福克纳/著 李文俊、陶洁 等/译，北京燕山出版社·天下智慧文化，2020年1月版）收录了短篇小说《烧马棚》

康德把“头顶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并列，而威廉·福克纳的短篇小说《烧马棚》，让马棚燃烧的浓烟遮蔽了星空，把“发现道德律”的重量压到了一个十岁孩子的身上。

在《烧马棚》的开头，福克纳就呈现出了这个孩子面临的困境。有人指控孩子的父亲烧了他的马棚，治安官在杂货店断案。孩子不断告诉自己，那不只是爸爸的仇人，也是我的仇人，我们的仇人。孩子忍受着紧张和伤心，努力说服自己要替爸爸撒谎。治安官没有向孩子要一个说法，而是宣布不受理这个案件，孩子免于违背良心撒谎的痛苦。但当另一个孩子骂出“烧马棚的贼”时，孩子还是出手打人了。

当读者以为爸爸烧马棚是出于“以牙还牙”的报复心态时，福克纳让爸爸故意弄脏了少校家的昂贵地毯，并向孩子道出自己对于南方上层阶级的仇恨。在爸爸那里，这种朴素的仇恨是唯一的秩序。火，不仅象征着毁灭，也象征着这种几乎发自本能的仇恨。爸爸无法理解美国南方经历破坏、沉积和妥协后达成的复杂结构，他不明白，凭什么少校的宅邸气派华美，他和他的家人却只能住在被遗弃的、没有上漆的木屋。在火的秩序里，这是不被允许的；但在美国南方，这一切理所当然：土地是少校的，权力也是少校的，爸爸只是佃户，无权在少校的“地”上留下自己的痕迹。“地毯”是“土地”的隐喻，而“土地”是“权力”的保证。

在治安官判决自己一家应在粮食收获后赔付一些粮食给少校家以补偿地毯的损失后，孩子还幻想这次吃亏能让爸爸改掉动不动烧别人马棚的性格，就像之前幻想少校气派的宅邸能震慑住爸爸一样。他尝试顺着爸爸的心思说话，说秋收时把粮食藏起来，说一点也不给少校家，想平息爸爸的怒火。然而，对于爸爸来说，“烧马棚”并非出于一时的情绪，而是原则问题。孩子看见爸爸“脸上的神情还是若无其事，两撇花白的眉毛乱蓬蓬地遮在冷静的眼睛上，说话的声气简直很和蔼，很轻柔”，就以为爸爸不会去烧马棚了。

夜里，爸爸还是做起了烧马棚的准备。“火”是爸爸自我认知、自我统合的核心部分，他必须经由这样的行为维持自己的自我。原文的表述是“the preservation of integrity”，“对自我的完整、完善、正直、一致性的保护”。

爸爸要去烧马棚，孩子又迎来了一个伦理时刻：他的良心必须在“社会秩序”和父子亲情之间选择。他听从父亲的指挥把油桶拿来，随后挣扎着跑出了家门，向少校告密马棚有危险，险些被少校的人擒住。

孩子不辨方向地跑了很远，身后传来枪响。他跑到小山顶上，自言自语说爸爸是“好样的”（"He was brave!"）。“好样儿的！到底打过仗！不愧是沙多里斯上校的骑马队！”叙述者冷静地告诉读者，孩子的爸爸根本不是沙多里斯上校的手下，只是个搜刮战场资源的游勇。

孩子已经意识到爸爸“烧马棚”的做法不对，已经向少校告了密，已经背叛了他的爸爸，为什么还要夸赞爸爸的勇气呢？因为此刻孩子需要的正是勇气。孩子知道以少校为代表的上等人不站在他们穷苦人民这边，而爸爸的行为又是错误的，这意味着二者都不能给他任何的道德教义，都不能教会他什么才是“正确”的。

如果借用拉康的理论，一般而言，孩子会从父亲那里接受“父法”，也即从父亲那里得知并认可社会运转的秩序。偏偏《烧马棚》里孩子的父亲是社会运转秩序的对抗者，他无法把“父法”交给孩子。对孩子而言，“象征的父”（美国南方社会的秩序）与“生理的父”（他的爸爸）产生了冲突。孩子的名字巧妙地反映了这件事情，他叫“Colonel Sartoris Snopes”。父姓“斯诺普斯”之外，小镇传奇上校的姓氏“沙多里斯”也作为中间名出现了。孩子仿佛注定要在“斯诺普斯”的“火的秩序”和“沙多里斯”的“社会秩序”之间艰难挣扎。

在“象征的父”和“生理的父”之间二者择一，已经是件残酷的事情。更残酷的事情是，孩子哪边都没有选。“沙多里斯”不是他，“斯诺普斯”也不是他。从那个夜晚开始，他活在秩序的真空、道德的真空中。黎明将至，他将在他漫长的人生中凭自己的心去辨别善恶，并一次次回到那个浓烟遮蔽星空的夜晚。

（怀剑，自由撰稿人，哲学爱好者，关注文学）

怀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