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邯郸晚报）

□王蕾

曲周县文化馆的文物展室内，那卷泛黄的康熙圣旨静静地躺着，朱红玺印虽褪去几分鲜亮，却依旧藏着一段跨越三百年的家族传奇。我对先祖的记忆，正是从祖父摩挲着堂屋祖宗轴的温暖掌心里开始的。

小时候，昏黄的灯光下，祖父总爱指着家里供奉的祖谱上“常州都司、凤阳府游击、讳定远之位”的字样，一遍遍讲起那段藏在圣旨里的往事——三百多年前，一道来自紫禁城的圣旨，让家族一世祖王定远从安徽凤阳的漕运码头，一路策马北上，最终在冀南曲周的沃土上，扎下了王氏家族的根。而那卷圣旨，正是这段迁徙故事的起点。

清朝前期，漕运与盐、河、兵并列为四大政，是中央集权的重要体现。康熙年间的江南，漕运河道上百舸争流，从“鱼米之乡”到繁华京都，南粮北运保证了封建王朝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彼时的王定远还是江南凤阳卫常州帮领运千总，官职正六品，直隶于漕运总督（清早期“江南省”包含今江苏、安徽等地）。他一身戎装立在船头，护着满载漕粮的船队乘风破浪，既要防备沿途出没的匪患，又要协调各帮船户化解纠纷。寒来暑往，风吹日晒，黝黑的面庞和磨破的靴底，都是他奔波的见证。

这份实打实的功绩，终获朝廷认可。康熙四十二年，一道圣旨伴着锣鼓声，敲开了王家的大门。因先祖立功，朝廷嘉奖他“加二级”，并将恩典推及其父母。“奉天承运，皇帝制曰”，朱红的玺印落下，先祖的父亲王廷被封赠为正五品“武德将军”，母亲薛氏也获封“宜人”（清代五品官命妇封号），喜讯传开，乡邻争相道贺，真是一门荣耀，风光无限。

先祖仕途的阶梯，自此铺展开来。凭借漕运生涯的赫赫声名，他一路擢升，先任正四品常州都司，镇守江南漕运枢纽；再升凤阳府游击，官至从三品，手握一方兵权。更难得的是，因行事沉稳可靠，期间他还被皇帝特授“钦加运铜衔”，肩负“滇铜京运”之重任，押运关乎国家财政命脉的铸币所用铜料——这份差事，是朝廷对他最大的信任。

而他与曲周的缘分，似乎早已注定。依据清代官员“地域回避”制度，先祖既能在江南历任要职，其原籍或许正在北方。致仕之后，最终选择落户直隶省广平府曲周县——这里既是拱卫京畿的腹地，也是卫河漕运支线经行之处，水陆通达、商贾云集、民风淳朴。对这样一位半生行走运河、熟悉北地风物的将领而言，在此安家或许是他最好的慰藉。

到曲周后，先祖虽褪去官袍，却未丢武将风骨。他将治军之策用于齐家，以“忠勇、守正、勤勉”教导子弟；又把半生积累的漕运、调度之才，用于协助乡里整修水利、调解纠纷。每逢时节，他常召集族中青壮习武强身，一为防匪患保境安民，二则延续将门传统。祖谱上左右两侧“钦加运铜衔”与“帮运铜千总 袁氏之位”的字迹，不仅铭刻着他的功绩，也暗示其夫人亦或出身漕运世家，或是因夫获荣，二人携手，将江南的干练与北地的豪迈融为一家之风。

或许是荣归故里，或许是择地而居，又或许是他押运铜料、督办漕运途中，与这片冀南平原结下不解之缘……究竟先祖为何来到曲周，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自他带着家眷从水乡江南奔赴而来，他和后人在此繁衍生息，从此便将一段江南武将的传奇，永远写进了冀南的厚土之中。

而那份见证家族起点的圣旨，也随着岁月沉入家族记忆的深处，成为一代代人心中共同的牵挂。文革时期，年少的父亲曾亲眼目睹祖上传下来的弓矢和盔甲等被从家中搜出后当街焚毁，而那卷圣旨幸免于难，后被送入县文化馆保存，那卷轴的黄、御宝的红，从此便烙印成他半生的念想。如今，父亲已年逾古稀，我陪着他和母亲走进县文化馆瞻仰，当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取出那卷圣旨，馆内悄然无声——绢色虽旧，墨迹犹清；龙纹隐约，玺印犹红。父母指尖轻轻摩挲，眼中满是动容。我忽然明白，他们触摸的何止是一段文字、一方朱印，更是那条穿越时光的河流：从江南的漕船，到曲周的田野；从先祖跪接恩纶的庭院，到今日我们静静伫立的展馆。那一刻，我知道，三百年的岁月仿佛从未走远。

康熙四十二年的春天，圣旨抵达王家。迎着2026年的春天，我们如约见它。十一代人走过，运河潮声已沉淀为族谱的墨痕。这卷圣旨早已不只是文物，它是江南烟水与华北沃野的约定，是先祖与后辈间延续精神血脉的温度，更是岁月长河中那份跨越了三百多年的抹不掉的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