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根远

　　《熹平石经》石上书法，字体严整匀称，宽严得体，堪为汉代隶书标准，也是后世普遍认为的隶法正宗。其书丹者蔡邕是“楷书鼻祖”钟繇的老师，更被后世尊称为“笔法祖师爷”。明代书论家赵宧光在《寒山帚谈·学力》中说：“学隶必钟传汉碑，博之以蔡邕而上诸碑碣，六代而下，不得窥也。”由此看来，蔡邕隶书是学隶正宗。

　　《熹平石经》，于东汉熹平四年（175）立，蔡邕等人书，共46石。经董卓之乱和刘曜入洛，原碑早被破坏。字体方正，结构谨严，是当时通行的标准字体。碑林所藏《熹平石经》残石为《熹平石经》第三大的一块，1929年冬出土，1931年于右任以4000元天价购得。1938年，于右任捐与西安碑林。国家一级文物。

　　自从西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儒家经典成为封建帝王治国以及文人通向仕途的必读之书。为了保证神圣的儒家经书在传抄的过程中不出现讹误，古代封建王朝先后7次刊刻太学石经，而最早的一次就是由东汉才女蔡文姬的父亲蔡邕（yōng）主持刊立的东汉《熹平石经》。

　　石经源起

　　东汉末年，外戚、宦官交替专权，灵帝时期（168-189），以梁冀为首的外戚势力被摧毁，宦官气焰熏天。几十年后，困居四川的诸葛亮在准备出兵北伐前，在给刘禅的《出师表》中还特意谈道：“先帝刘备在的时候，每每与我谈到宦官专权，对被宦官裹挟的桓帝、灵帝都深感痛惜。”当时发生两次党锢之祸，清流被不断排挤。其实灵帝并不是浑然不觉，蔡邕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提议刻经就是对宦官专权的一种抵制。同时灵帝想要在士人阶层中寻找一股新势力对宦官进行制衡，于是《熹平石经》应运而生。

　　当然，这一切都是“以学术的名义”巧妙进行的。根据《后汉书·蔡邕传》记载，东汉熹平四年（175），学界领袖、书法大家蔡邕“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疑误后学”，于是“与五官中郎将堂谿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张驯、韩说、太史令单飏等，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邕乃自书丹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8年后，也就是光和六年（183），石经大功告成。当时刻了《诗》《书》《易》《春秋》《公羊传》《仪礼》《论语》7经，凡46石。碑约高196厘米，碑座高35厘米，碑宽97厘米。每碑行数35至38行不等，每行73或74字。

　　《熹平石经》建成于洛阳太学后，史书记载，学子竞相前往观看、摹写的车乘“填塞街陌”，一天就有1000多辆。想20年前，西安、洛阳这样的城市堵车亦属新鲜之事，遑论2000年之前，可见当时盛况非同一般。这一方面是因为此乃前无古人之举，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倡导刻经并主持书写的是当时的学界领袖、书坛泰斗蔡邕。当然，前面所述当时人们对宦官专权的愤恨就变得隐而不彰了。

　　笔法祖师爷

　　蔡邕（132-192），东汉文学家、书法家。字伯喈（jiē），陈留圉（yǔ）（今河南杞县西南）人。汉献帝时曾拜左中郎将，故后人也称他“蔡中郎”。他通经史，善辞赋，书法精于篆、隶，尤以隶书造诣最深，梁武帝萧衍（464-549）叹其书“骨气洞达，爽爽如有神力”。近人范文澜（1893-1969）在他的《中国通史简编》中肯定蔡邕写《熹平石经》是“两汉书法的总结”。蔡邕的隶书为东汉官方书法的标准字体，范氏评价并不为过。

　　蔡邕还是书法史上第一位书法理论家。“书者，散也，欲书先散怀抱”，就是他论述书法抒发情怀的艺术本质以及书家创作时应有的精神状态的名言。

　　大家知道，中国书法史上最早的双子星是“钟王”，即三国的钟繇（yáo，一作yóu）和东晋的王羲之。前些年，中国邮政发行“中国古代楷书”邮票，一套六张，第一张就是钟繇的《宣示表》小楷。而钟繇学的就是蔡邕。

　　据说有一天，喜欢文艺的曹操带着他的相国钟繇到大臣韦诞家里做客。韦诞自然是觉得蓬荜生辉，热情招待。酒酣耳热之际，韦诞有点把持不住自己，问钟繇：“老钟，听说你是学蔡邕的。”钟繇连连称是。韦诞迷蒙的眼中流露出得意的光芒，问道：“你读过蔡老师的《笔论》吗？”《笔论》是中国书论史上的最早名篇，开篇就提出“书者，散也”的著名论断，随后则论及书法作品应取法于大自然中各种生动、美好的物象，强调书法艺术应讲究形象美，符合客观事物的规律和表现人的心理状态。《笔论》有一小部分被收入宋代陈思的《书苑菁华》中，才得以保存流传至今。

　　钟繇遗憾地说还没有。韦诞对书童高声吩咐：“把蔡中郎的《笔论》拿出来，让钟相国看看。”钟繇接过《笔论》，眼中露出如饥似渴的光芒。韦诞突然意识到了些什么，马上吩咐书童赶快把《笔论》收起来。钟繇殷切地对韦诞表示还想多看一会儿，韦诞死活不愿意再拿出来了。钟繇急得捶胸顿足，胸脯都拍紫了，他可能是太激动了，竟然休克了。曹操也是无可奈何，赶快给钟繇喂下丹药，估计是速效救心丸一类，钟繇才慢慢缓过神来。最终钟繇还是没能多看蔡邕《笔论》一眼。

　　后来，精擅书法的韦诞去世了，临终时嘱咐一定要将蔡邕的《笔论》与自己随葬。得知此事后，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钟繇吩咐手下：“去，把韦诞老师的墓给我挖了，一定把蔡中郎的《笔论》给我找到。”

　　这个传说由来已久，非常著名。其实钟繇不可能挖韦诞的墓，因为钟繇（151-230）先于韦诞(179-253)23年去世。但无论如何这随葬、挖墓传说，都是对蔡邕书法满满的肯定呀！

　　生不逢时

　　可惜《熹平石经》生不逢时，历经天灾人祸，问世仅400年就被完全毁坏。汉献帝初平元年（190），董卓杀入洛阳，烧毁洛阳宫庙，太学荒废，石经遭遇第一次破坏；公元439年，鲜卑拓跋焘统一北方后，先后派了两个刺史管理洛阳。因为洛阳毁坏严重，要进行重新建设，而且这两老兄特别尊崇佛教，不少石经被砸掉用来修筑佛塔了；北魏灭亡后，国家分成东魏、西魏，东魏定都邺城（今河北临漳）。东魏皇帝认为《熹平石经》属于过去的国家最高文化的象征，遂下令将洛阳残存的石经运到邺城。只可惜在渡黄河的时候，有一大半石经掉进了河里；北周确定政权后，重修洛阳，又把石经从邺城运回洛阳；隋朝建立，定都长安，开皇六年（586），文帝下令又把石经从洛阳运到长安；到了唐太宗时期，魏徵重新整理《熹平石经》，这才发现保留下来的石经已经连十分之一都不到了。

　　此后，在宋代、20世纪二三十年代、1973年和1980年，《熹平石经》在洛阳都有几次较大发现，约汇集残石9000余字。其中以第二次发现最多，包括现存最大的有624字的《熹平石经·春秋残石》（现藏台湾历史博物馆）和下面将提到的《周易残石》（现藏上海博物馆）。

　　此次发现源于徐森玉（浙江吴兴[今湖州]人，名鸿宝，字森玉，文物鉴定家、金石学家）和马叔平（浙江鄞县[现宁波市鄞州区]人，名衡，字叔平，金石学家、书法篆刻家）两位前辈。近代的柯昌泗在《语石异同评》中记载：“民国之初，辛壬癸甲间（1921-1924）洛阳金村镇汉太学旧址地中所出残石中，杂汉石经不少，吴兴徐森玉鸿宝、鄞（县）马叔平衡游洛见之，识为石经。随时购归分藏之，拓以传世，于是洛人始知为石经。”

　　蔡邕书法如此高妙，后人终因石经复出而得见。故当时出土石经十分抢手，随出随卖，曾致每字3块银元。此批残石主要为徐森玉、马叔平、文素松、陶兰泉、于右任、白竖、潢川吴氏、胶县柯氏、江夏黄氏、闽县陈氏及北平图书馆所得。因为金石学家对《熹平石经》趋之若鹜，故出现了不少伪刻，其中天津的方若（1869-1954）就曾误收大小百石。

　　《熹平石 经·周易残石》在1925至1929年出土于洛阳。原为一石，后分裂为二。其上半高65厘米，宽49厘米，厚16.5厘米，两面共463字。先归张定业，后转江西文素松，继属合肥李氏，后藏于上海博物馆。其下半段高32厘米，宽65.5厘米，两面共444字。为民国十八年冬出土，民国二十年（1931）于右任以4000元天价购得，每个字九大洋。最初购买时，于右任只付了半价，未带走残石。民国二十二年（1933）于右任委托杨虎城借去南京公干之机，路过洛阳补给古董商2000元余款，取走残石，带到南京交给他。

　　于右任收藏的这块《熹平石经》到底有多贵呢？当时，早年也曾经任过陕西省省长的国民党元老李根源与于右任一起在洛阳开会。他也抽空在洛阳买了93方唐墓志，其中就有写出“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的唐代大诗人王之涣的墓志。这些墓志拉到苏州李根源曲石精庐，足足拉了两火车皮，才用了2000元。于右任买的这个《熹平石经》残石，当时几乎可以买近200方唐墓志。

　　重回碑林

　　民国二十七年（1938），西安碑林重修完成，民国政府主席林森亲为题记。于右任秉持“天下为公”的理念，将这块《熹平石经》残石与300多方大名鼎鼎的鸳鸯七志斋藏石（多数为北朝墓志）一并捐与西安碑林。

　　1936年于右任所藏碑志运抵西安，暂存文庙。当时日寇已逼近潼关，并开始对西安空袭。受命保存《熹平石经》的西安碑林管理委员会主任张鹏一先是将其埋藏于碑林东院。日本人开始轰炸西安后，为了保护于右任捐献的鸳鸯七志斋藏石，号称“关中淹博士”的张鹏一将300多方珍贵墓志埋在碑林院中，并用沙袋加固碑林中的名碑与展室大门。

　　1939年10月，张鹏一独独抱着《熹平石经》残石，坐着马车，一路颠簸回到富平老家董南堡村。到家后，他将这块残石吊在后院的枯井中，并禁止任何外人开启井盖，以免走漏风声。1943年10月，弥留之际的张鹏一对孩子说：“这方《熹平石经》是于院长的宝贝，以后一定要还给于院长。”抗战胜利后，张鹏一之子张午中唯恐石经发生不测，写信给于右任的一位好友张文生，希望其将残石尽快设法运走，后来这位故友将《熹平石经》残石运至陕西三原县于右任资助的民治学校，不久又转运到于右任之侄于期家中。 1952年，陕西文管会派刘自椟等从三原运回残石，重新安置于碑林，《熹平石经》终于结束了其13年的漂泊生涯，重回碑林。

　　（作者为西安碑林博物馆研究员）

　　东汉《熹平石经》

　　近现代拓本

　　68cm x 91cm x 2

　　此为《周易》残石。1929年出土于洛阳，出土时即裂为上下两段，此为下段。

“利瀹无咎”四字

“六龙以御天”五字

“君子豹辩”四字

“非一朝一夕”五字

“或跃在渊”四字

“亢龙有悔”四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