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对外开放进入更高水平阶段，对外贸易领域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性愈发凸显。作为规范对外贸易活动、保障企业知识产权权益的重要法律，《对外贸易法》专章规定了与对外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内容，明确了进口货物侵权处置、知识产权滥用规制、跨境保护对等措施等关键制度，为维护对外贸易秩序、保护经营者合法权益提供了遵循。

北京时代华地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研究员徐新明在接受《中国贸易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本次《对外贸易法》修订，不仅从原则上宣示了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更通过创设一系列具体的制度与责任条款，将合规要求落到实处。

徐新明介绍，对于企业而言，此次修法意味着更严格的义务与更高的违规成本，企业需重点关注以下核心变化。

一是宏观政策标准更高、措施更灵活。《对外贸易法》新增第六条、第七条，要求国家建立与国际规则衔接的贸易政策合规机制。该机制虽然主要约束政府部门，但意味着未来贸易政策将更注重国际接轨，对企业的合规稳定性与可预期性提出了更高要求。《对外贸易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等条款，在列举传统管理措施的基础上，均增加了可依法“采取其他必要的措施”的授权。这显著扩大了监管措施的外延，企业需意识到其可能面临的管理措施将更具灵活性。

二是具体经营行为合规范围更广。《对外贸易法》新增第二十三条，在法律层面明确加工贸易的法律地位，要求企业严格遵守加工贸易禁止、限制类货物目录，并对制成品内销行为设立了明确的行政许可门槛（需取得配额、许可证等）。《对外贸易法》第三十七条在列举违法行为时，于“骗取出口退税”前增加了“逃避缴纳出口应征国内环节税”。这一修订将打击环节前置，扩大了税务合规的监管范围，要求企业必须加强全链条的税务管理。第三十八条将合规义务范围由外汇管理，显著扩大至“海关监督管理、外汇管理、数据安全保护等规定”。这意味着数据出境安全评估等数据合规已被正式纳入外贸经营者的法定义务，企业须建立相应合规体系。

三是知识产权专项保护升级。《对外贸易法》第三十三条明确提出要“提升对外贸易经营者知识产权合规水平和风险应对能力”。这预示着监管导向将从事后处罚转向事前预防，鼓励乃至要求企业建立覆盖研发、采购、销售全流程的主动知识产权风控体系。

四是法律责任与执行。针对同类违法行为，《对外贸易法》的罚款上限显著提高。例如，第七十一条对擅自进出口国营贸易管理货物的罚款上限，由五万元大幅提高至五十万元；第七十三条、第七十四条规定的罚款上限提升至五十万元或五十万元的一倍至五倍。违法成本急剧增加，凸显了合规经营的极端重要性。

新法不仅是约束，更为企业“走出去”构筑了国家层面的支持体系。徐新明表示，《对外贸易法》第三十二条增加规定“国家加强与对外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新增的第三十三条则明确规定，国家将“开展与对外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国际交流，积极推进与对外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对外谈判，建立健全海外知识产权预警和维权援助信息平台”。这意味着企业未来将进一步获得来自国家层面的大力支持，尤其是中小企业在海外遭遇系统性不公待遇时，《对外贸易法》为其提供了寻求政府通过外交或法律渠道进行沟通和施压的可能性，得以有效提升知识产权的合规水平和风险应对能力。

据了解，2025年以来，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法规体系持续完善升级，《国务院关于涉外知识产权纠纷处理的规定》于5月1日起施行，构建了涉外纠纷处理指导、维权援助、多元化解等全链条保障机制，还明确了对歧视性限制措施的反制规则；《民营经济促进法》同步落地，通过惩罚性赔偿制度强化民营经济原始创新保护；10月15日实施的新修订《反不正当竞争法》精准整治“傍名牌”等扰乱市场秩序的侵权行为。此外，最高人民法院也调整了知识产权案件管辖标准，形成了覆盖涉外保护、主体权益、市场监管、纠纷解决等多维度矩阵，为高水平对外开放筑牢知识产权法治屏障。

“《对外贸易法》与《国务院关于涉外知识产权纠纷处理的规定》一脉相承。《国务院关于涉外知识产权纠纷处理的规定》明确了政府提供风险预警、指导诉讼、协助取证等具体服务职能。《对外贸易法》的实施，将这些服务职能提升至法律层面，使其更具稳定性和权威性。”徐新明表示。

关于企业出海过程中如何应对知识产权风险，徐新明建议，首先，强化事前预防，做好海外布局。在进入重要海外市场前，企业务必提前完成核心商标、专利的海外注册申请，这是所有维权行动的根基。同时，对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等国际规则，对产品进行全面的检索，排查侵权风险。

其次，建立有效应对风险的内部管理体系。企业应建立包括风险识别、应急响应、外部律师协作在内的内部管理体系。在跨境并购等活动中，必须开展深度的知识产权尽职调查。同时，筑牢商业秘密保护屏障，通过分级管理、访问控制等技术和管理措施保护核心技术。

最后，主动利用国家资源寻求援助。遇到纠纷时，应第一时间向中国贸促会、地方商务部门等机构寻求帮助。积极关注并利用国家建立的海外知识产权预警平台的信息。对于复杂案件，可参考已成功运作的案例，探索联合行业协会、同领域企业组建“海外纠纷联合应对团队”，分摊成本，形成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