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说什么？”

“听不懂，嗨，跟着听呗！”

这番对话发生在正定县文庙的大殿里。游学团的导游正仰着头，举着手电，指引周围的游客向上看，口中不断地说出“平梁”“四椽栿”“驼峰”“叉手”之类的词语，尽管导游努力地想让身边的游客看得清晰，听得明白，但在大多数人眼中，头顶不过是许多或横或竖，或正或斜，或大或小的木头或木块组成的黑压压的一片，纵横交错宛如蛛网。如果不是导游提醒，恐怕进入大殿的人几乎不会想到抬起头去看一看他们头顶的梁架。

不仅今人如此，古人亦复如是，他们迈入这座大殿时，不会抬头去仰望自己的头顶，目光甚至只会与大殿正中的神龛短暂的相交——毕竟，直视至圣先师神灵乃是冒亵之举——然后低头垂目看着脚下的地板——至于梁架，那是木工的事。

在今天，这可不仅仅是木工的事了，古建热的流行，让人们愿意将目光停留在那些古建筑的梁柱构架上，也愿意抬起头去看一看那被长久忽视的部分，通过古建构架去重新认识古人的营造智慧。

导读部分作者｜李夏恩

摘编部分原文作者｜刘妍

一段从梁思成开始的引入

正定县文庙确实是个古建典范。它的最早发现者，正是如今在古建研究者与爱好者心中供着小小祖师爷神牌的古建研究先驱者梁思成。1933年4月16日，华北事变动荡未歇时，这位32岁的研究者坐上了前往正定的火车。在考察了如今举世闻名的北宋建筑隆兴寺摩尼殿和大悲阁，见到了佛光寺发现之前的所谓“半座唐构”开元寺钟楼后，收获满满的梁思成一行，因为得到了滦东局势紧急的新闻，正准备缩短日程，打道回北平。但他们却在等待返程的余下半日里，忽然想起还有正定县文庙不曾参看，于是决定“不妨去碰碰运气”。

但这次碰运气，却让梁思成得到了一次巨大的发现。就像挫败女神总是用自己的衣裙遮住胜利女神的荣光一样，刚刚踏进已经改造成正定女子乡村师范学校的县文庙大门的梁思成，就被迎面的前殿的平庸样式弄得大失所望：

“我差不多回头不再前进了，忽想‘既来之则看完之，比较是好态度，于是信步绕越前殿东边进去。果然！好一座大成殿；雄壮古劲的五间，赫然现在眼前。”

尽管梁思成正要“雀跃高兴”之时，忽然被人从身后一拍，失惊回头正好迎面撞上了这所女子学校的须发斑白的老校长——他显然被当成了偷溜进女校的不轨男青年，在经过了一番解释后，半信半疑的老校长引导着他们参观了这座大成殿。告别时，梁思成告诉老校长：“这大成殿也许是正定全城最古的一座建筑，请他保护不要擅改，以存原形。”

在后来发表在《营造学刊》的《正定调查纪略》中，梁思成如此介绍这座大殿：

“五间大殿都那样翼翼的出檐，雄伟的斗拱，别处还未曾见过。殿平面五楹，深三间，但内柱前后各向外移一步，使内槽加大，前后成围廊一样的宽度。内柱之上用四椽伏（五架梁），梁架用简单的驼峰及斜柱构成。四椽伏之下还有内额一道。内柱与檐柱之间，则用双重枋联络，自斗拱上搭过。斗拱五铺作，单拱，偷心造。在柱头上只有两跳庞大的华拱，向外支出，第二跳上有令拱与耍头相交。补间铺作并无华拱；只有柱头枋上浮雕刻拱，其下安侏儒柱；角拱及角梁后尾，则搭在单根的抹角梁上；建筑构架如此的简洁了当，如此的合理化，真是少见。《县志》称县文庙为明洪武间建，但是这大成殿则绝非洪武间物，难道是将就原有古寺改建，而将佛殿改为大成殿的？”

在文章的最后，梁思成发出了自己的疑问：“以此殿外表与敦煌壁画中建筑物相比较，我很疑心它是唐末五代遗物。”

四椽栿、驼峰、内额、铺作、华栱、侏儒柱、抹角梁……你会发现梁思成口中的这些词语，与九十年后游学团导游口中的描述如出一辙。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些名词给人的第一印象确实是“他在说什么？”但对谙熟这套术语的古建研究者和爱好者来说，凭借这些名词，却可以在脑海中搭建起这座古建的基本框架——因为这些词语都来自古建研究的圣典，所谓的“营造天书”北宋《营造法式》。梁思成正是解开这部“营造天书”的玄秘的开拓者，后世的研究者与爱好者也是步踵这位前驱的脚步，步步迈进。

但是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些专业术语依然让他们和古建隔着一层厚厚的屏障，少数古建圈中人也将其作为圈内交流的“学术黑话”，你只有掌握了这套术语才能进入这个圈子，成了一种炫学和排外的方式。（其实这套术语和医学里的各种疾病名称一样，都算不上真的“学术黑话”。但古建圈确实有些圈内人方便交流的“黑话”，比如“农明房”，指虽然年代是明代但是结构和雕饰都毫无特色的建筑。）

就像神话产生于对未知事物的脑补想象，术语迷雾笼罩下的古建，自然也产生了许多“神话”，比如“榫卯”结构让中国古代的建筑和家具不使用钉子。这样的“榫卯神话”直到今天依然在著名的应县木塔下各式各样的导游口中频频现身。

能够走出术语迷雾，蹚过神话之河，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把那些术语说清楚。建筑史学者刘妍的《榫卯：东西方木构文明的关节》是这样一本书，我们耳熟能详的“榫卯”真正的厉害之处，不在于它让中国古建和家具不使用一根钉子的神话，而是“它不仅是中国的，而是东西方各个木构文明的共同选择，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孕育出不同的形态，应不同的建筑需求产生不同的组合形式”，“包揽了从构件联结、施工配合到结构稳定的全部功能”。

下文摘编特意没有选择书中讲述榫卯的部分——关于这一点，最好是直接看书，而是选择了其中讲述古代建筑木构架的内容，即古建中的“抬梁”与“穿斗”。

根据刘敦桢先生《中国建筑史》中的解释，抬梁式木构架是“沿着房屋的进深方向在石础上立柱，柱上架梁，再在梁上重叠重层瓜柱和梁，最上层梁上立脊瓜柱，组成的一线木构架。”而“穿斗式木构架也是沿着房屋进深方向立柱，但柱的间距较密，柱直接承受檩的重量，不用架空的抬梁，而以数层‘穿’贯通各柱，组成一组组的构架。它的主要特点是用较小的柱与‘穿’，做成相当大的构架。”这两种木构件被认为分别主宰了北方与南方的古建筑的构架样式。但就像刘妍在书中所指出的那样，两者之间其实有着漫长的“灰色地带”。在这片灰色地带中两者常常互相借鉴，交叠使用，并不存在刻意的分庭抗礼。

比如闽东著名的宋代建筑典范罗源陈太尉宫就是个典型范例。平棊（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天花板）之下，眼睛可见的露明部分为抬梁构造，而在平棊以上，看不见的草架，用的却是穿斗构造。古代的匠人并不在意区别，哪种合用就用哪种。这种“随遇而安（排）”的精神，或许才是中国古代匠人真正厉害的地方。

罗源陈太尉宫正殿横剖图，出自阮章魁编著《福州民居营建技术》，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6年5月，第55页。

希望上文出现的这些古建术语没有让你丧失继续阅读下文的兴趣。对了，或许你有兴趣想知道，已经过去了九十年，梁思成先生当年对正定县文庙年代提出的疑问，如今有没有得到解答？（如果不感兴趣，可以跳过后面的这段）。

2010年8月，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对正定县文庙大成殿的明间脊槫和明间北侧上平槫取样，进行了C14测年并进行树木年轮校正，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明间脊槫的年代真值在置信区间内38%置信度的末端，也就是1352年前后，符合《真定县志》记载的创建于洪武七年（1374年）的记载。而北侧上平槫的年代真值位于置信区间内68.2%置信度的末端，也就是1463年左右，也符合《真定县志》中明天顺六年（1462年）重修的记载。换言之，正定县文庙的内部构架很可能是明代的遗存。

但奇怪的是，这次检测却没有对梁思成最关注的外部“雄伟的斗拱”进行取样，而这恰恰是这座大殿“与敦煌壁画中建筑物比较”最相似的地方。所以，梁思成的疑问，依然有待科学检测——没法子，科学就是这么枯燥无趣。还是不用一根钉子的“榫卯神话”更吸引人一些。

以上由李夏恩撰文。

以下内容经出版方授权节选自《榫卯：东西方木构文明的关节》，内容有删节。

《榫卯：东西方木构文明的关节》

作者：刘妍

版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5年11月

抬梁与穿斗

在当代建筑史教科书中，抬梁式构架以柱承梁、梁上叠梁、梁头承檩为特征，官式建筑可以结合斗栱（铺作层），普遍使用于中国北方地区以及高等级建筑；而穿斗式则以穿枋串联柱子、以柱承檩，普遍使用于南方地区。二者同为梁柱框架结构，占领中国最为广大的领土，并衍生多种变体或混合形式。两种结构均为本土原生、中华文化区特有的结构形式，属于中国建筑最具代表性的结构特征。

就像大多二元对立的概念均伴有过渡性的灰色地带，抬梁与穿斗在中国亦不存在泾渭分明的分界线。譬如长江沿线兼具二者构造特征的“ 插梁式 ”构架，其类型归属曾一度饱受争议。而中国南方的抬梁式官式建筑，也兼容了许多穿斗做法。在我看来，我们不需要纠结如何将所有的灰色归入黑或白之内，而当坦然承认灰色正为黑与白的融合。但理解灰色区域的前提，仍须对作为原型的黑白两极做出深刻的理解。

但上述“定义 ”，仍然遗漏了这两种原型的一些根源本质。

除了结构形式上的差异，抬梁、穿斗在建造方式上亦呈现两种截然不同的组织逻辑。较之形式外观，建构逻辑更加深入本质：我们已经了解，穿斗构架以横架为单元，在地面上整体拼接横架、扶立，再纵向相连。构件之间相互穿插，构架之间相互串联。与之相配合，榫卯关系也以侧向插接关系为主。

而抬梁结构则以水平结构层为单元，构架的搭建，亦层层上垒。为了配合“搭积木”般的建造施工，构架中的绝大部分榫卯，都开在构件上下表面。无论柱身上下的直榫、插榫，柱额相接的燕尾榫、箍头榫，还是檩梁相交的桁碗，都满足于以从上向下安插的方式来安装，这在北方匠作中称为“上起下落”。

简而言之，穿斗构架以串联为结构组成，亦以串接为节点构造；抬梁结构以层叠为结构组成，亦以层叠为节点原理。局部的节点构造与整体的结构组合采用同样的构成逻辑，这种结构与构造的“ 同构 ”性，是中国木构架的一个特殊之处。

北方官式建筑涉及主要榫卯类型。马炳坚《中国古建筑木作营造技术》，科学出版社，1991 年，126—128 页。

汉代的“抬梁”？

传统建筑史叙事认为，抬梁与穿斗至迟在汉代发展完善。其中穿斗形式的建筑在汉代发展成熟，其形象在汉代南方明器中大量出现，这一点相对确凿。抬梁的出现时间值得深思。传统建筑史著作中有两种常见证据：一是从春秋时期文献“ 山节藻棁 ”中表示梁上短柱的“ 棁 ”字判断抬梁结构出现于春秋，但我们很快将在后面看到，屋架短柱绝非抬梁的出场证明；另一种常见的论证是将汉代明器与画像砖中的两个图像称作抬梁实例—— 但今天看来，这两个图像均很可疑。

传统建筑史叙事中的“汉代抬梁式结构”案例上：河南荥阳汉墓明器；下：四川成都画像砖，摹自刘叙杰《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一卷）》，532 页。

二者中河南汉墓明器的例子，相当明确地绘画了中央的立柱，以及下方两条等长的水平线。在抬梁结构中，屋架梁栿的长度是层层递减的，因此它可以安全地排除于抬梁结构。四川成都的屋架形式虽然看似符合前文的抬梁屋架，但同时又混合了可疑的南方技术特征。由此，两个常用来代表汉代“抬梁 ”结构的样本，一个被排除，另一个便成了孤例，而这枚孤例又来自南方（四川），今天的穿斗核心区。当我想要找到更加贴切的早期抬梁案例，却惊讶地发现，唐代以前，从先秦直到南北朝时期丰富多样的建筑图绘中，符合我们今天对“ 抬梁 ”定义的实例几乎无处可寻。确凿的抬梁屋架， 在考古材料中，一直到唐代才真正完善和流行。

那么从此处开始，当我们讨论唐代以前木构架的发展，“ 抬梁 ”“穿斗 ”两个词便不甚适用了。这两个词都是近代学术中，中国学者针对存世历史建筑的总结甚至“发明”。其中“抬梁 ”来自学者的创造，“ 穿斗 ”来自四川地区民间匠师。当我们面对历史早期的构架演化，要重新约定一下术语。

在本书中，我们将典型抬梁构架的屋架—— 即水平梁木金字塔形层层相叠相退的结构 —— 称作“ 叠梁屋架 ”。将典型抬梁构架的屋架之下，柱子与水平构件（梁、额）形成的构架， 称为“柱梁构架 ”。如此， 我们便在唐以前的早期结构中彻底回避了“ 抬梁 ”一词。当我们使用“ 抬梁 ”时，均指唐代之后叠梁屋架与柱梁构架形成的“成熟 ”的结构体。

抬梁结构中，屋顶构架与柱梁构架可以拆分成两部分，但穿斗构架则上下成一整体。我们将穿斗构架中柱子与水平梁木（穿枋）组成的构架，笼统称为“ 柱枋构架 ”；将用穿枋透穿柱子、形成具有一定刚度的柱枋框架的技术，称为“穿架技术”。

叉手

唐以前的木构屋架若非叠梁，北方建筑采用何种形式搭造屋顶？

从汉代直到唐代前期，大量绘画、石刻、石室（石棺椁）等建筑绘画与模型显示，北方汉族地区建筑传统中，“ 叉手屋架 ”为压倒性的主导。其盛行范围甚至东至日本。

宁懋（或宁想）石室，带蜀柱，北朝，藏美国波士顿博物馆，摹自曹汛《北魏宁想石室新考订》，《中国建筑史论汇刊》2011(00），77—125 页。

叉手屋架为三角屋架，下部为平梁，梁上立两根“斜柱 ”即“叉手 ”，呈“人 ”字形交于脊部、托举脊檩。东汉《 释名 ·释宫室 》曰“牾，在梁上两头相触牾也 ”，正是描画这种结构。三角形屋架中央， 有使用或不使用中柱（蜀柱）两种做法。

“ 叉手 ”一词出自《 营造法式》。至于其时，叉手配合蜀柱的使用已成定制。屋架中央的这根短柱，正是先秦文献中“ 山节藻棁 ”之“ 棁 ”。《 营造法式》“ 大木作制度 ”中，明确将“棁 ”与“叉手 ”联系在一起：“ 侏儒柱，其名有六：一曰棁，二曰侏儒柱，三曰浮柱，四曰棳，五曰上楹，六曰蜀柱。斜柱附，其名有五：一曰斜柱，二曰梧，三曰迕，四曰枝摚，五曰叉手 ”。同样的释名又见于《 营造法式》卷一“诸作异名”。

“ 叉手 ”或“ 扠手 ”之词同样保留在日语里，以“ 扠首竿 ”或“ 扠首棹 ” （sasuzao）称呼斜柱， 以“扠首束 ”（sasuzuka）称呼中间的蜀柱。

随着屋架规模的增大，单侧斜木的跨距由一椽增至两椽，屋架进深由两椽增至四椽。这种规模的叉手屋架国内所存不多，更常见于日本早期建筑。而甘肃高台地埂坡晋代墓室出土的仿木结构最为特殊，因地下墓室为拱顶，人字形叉手在顶部托两檩，表现出近似“ 卷棚 ”屋顶。卷棚顶在汉唐之间不见于考古资料，有可能是原型为三檩四椽构架，受制于墓室拱顶而省略了脊部。

甘肃高台地埂坡晋墓土雕大叉手屋架，吴荭等《甘肃高台地埂坡晋墓发掘简报》，《文物》2008(09），29—39+1 页。

汉唐之间的图像资料表明，叉手是汉至北朝北方建筑屋架的绝对主流。甚至晚至唐宋，在“ 真正的叠梁 ”出现之后，仍然有大量图像资料表现为叉手屋架。叉手被叠梁的替代，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叠梁以增入的平梁“ 切割 ”了叉手的斜柱，将叉手化整为零、推至一隅（屋顶），再渐渐弱化淡出，经历数个世纪之久。

今天存世最早的可以确认的叠梁屋架，正是存世最早的地上木构建筑—— 五台山南禅寺大殿。屋架顶层的叉手与下层托脚之间的关系，暗示着去不久矣的通长叉手结构，以及叠梁取而代之的方式：第二层梁进入屋架、打断通长的叉手，切割为叉手与托脚两段。这种“ 叠梁+顶部叉手架+托脚 ”的结构，几乎是唐宋遗存几乎全部木构屋架的通行做法，并有宋代官方建筑法规为其“背书 ”。

早期叉手屋架最有趣的案例，为北宋时期正定隆兴寺转轮藏殿，其叉手分为两层，下层单侧跨超两椽。转轮藏殿的案例，可能正可告诉我们叉手屋架被叠梁取代的原因之一：当建筑的进深过大，单组叉手不能胜任，便出现了多重叉手的“ 接力 ”，而多重叉手的上下相叠，形成了叉手梁的重叠，这正是叠梁的始现。

作为技术源起讨论，隆兴寺转轮藏殿时代略晚，但并非孤例。早之于它，远在丝路的敦煌，这种介乎叉手屋架与叠梁屋架之间、上下两层三角形构架的做法，还曾见于盛唐时期的建筑图像，如果这是一种时代风尚，考虑到边陲的滞后性，当在更早的时期流行于中原。

很快，匠人们就会意识到，重叠的三角屋架中，中间的斜向构架作用甚微，也不甚美观。它们被省略后，便形成了我们更熟悉的叠梁+叉手+托脚的搭配。

在这个搭配中，最先退出的是托脚。这也很自然，它们的结构功能近于无，除了作为对于远古制度的纪念别无所用。而纪念物的功能，叉手显然更具代表性。托脚消失后，屋架顶部的叉手在一些地区延续。而早在托脚消失前，叉手的结构作用就已让位于中央的蜀柱，从托举脊檩变成侧扶脊檩，并愈渐纤细，彻底沦为一种符号，终于在中国大部分地区绝迹。

元永乐宫三清殿。托脚已经消失，顶层叉手保留。

北京故宫太和殿。叉手托脚完全消失。

由此小结，汉至北朝之间，最盛行的结构是叉手结构即三角构架，其跨度能力至少可达四椽。叠梁屋架或抬梁结构随着建筑进深的增大而出现，最初可能是多层三角构架相叠，这便已经出现了上下相叠的水平梁木，并出现了用叠梁肢解、取代叉手屋架的可能性。随后，叠梁与被“ 肢解 ”的叉手（顶层叉手与下层托脚）曾在一定时期之内并存。随着叠梁势力的扩大，托脚率先消失，叉手逐渐细弱，最终消失。叠梁成为屋顶结构的主人。

叉手屋架虽然在官式建筑中消失，但毕竟三角屋架自身存在技术上的合理性和材料上的经济性，类似的构造原理仍可在民间建筑中寻见踪迹。在“ 不讲究 ”的民居中，作为一种便捷经济的屋顶做法并不罕见，而在特定区域，甚至会形成地方性的建造传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山东－河南－淮北地区的“ 金字梁 ”结构，它们中有的呈现相对“ 纯粹 ”的三角屋架状态，有的则与叠梁构架交杂混合。作为一种区域性营造传统，已经得到许多学者的注意，并常常被当作古时叉手结构的遗存、“ 活化石 ”。

我却认为，并不一定。

在多雨地区，需要坡屋顶排水，便会出现两坡式的三角屋顶。而对于三角屋顶，三角屋架便是一种自然、直观、符合结构理性与经济理性的技术选择，技术门槛并不高。在下面的章节中，我们将看到三角屋架在欧洲，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发展历程，以及在民间建筑中的广泛应用。它是一种具有野草般生命力的结构形式（种子）。对于木构技术相对发达的民族与地区（土壤），可以轻易地以自发的状态出现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 只要满足当时相适的文化、技术历史环境（生长环境）。在中国的正统建筑观念中，对于横平竖直构架的偏爱，可谓一道“ 除草剂 ”。但在正统观念鞭长莫及的偏远地区，它可以在民间建造中一次又一次、重新被“ 发明 ”或者“ 发现 ”。简而言之，它不需要是延续自7世纪建筑传统的“ 活化石 ”。它可以在17、18、19世纪随时被民间匠人“ 创造 ”出来，然后，只要没有“ 除草剂 ”喷洒过来，便可扎根、延续下去。不需要任何古远的“榜样 ”。

福建周宁县禾溪村“一颗印”民居，左侧厢房使用从文化上更加“正统”的穿斗屋架，而右侧厢房使用更加简易方便的三角屋架。

导语/李夏恩

原文作者/刘妍

编辑/西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