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2025年会上，贯穿始终的除了对过去一年心血与成绩的欣慰、与同行相聚的喜悦，更多的是对行业生存与发展的思索乃至迷茫。

在经济下行、监管趋严、互联网募捐红利见顶等因素的多重夹击下，中国公益行业，尤其是企业基金会正面临愈发严峻的考验：2025年企业基金会数量首次出现负增长，注销基金会数量达118家；企业基金会年度收入首次出现下降，且收入渠道高度单一的痛点仍未解决。

危机亦昭示着新的生机。本次年会提供了一个关键洞察：中国企业公益的未来，不再取决于“钱袋子”的厚度，而在于发展战略的深度。公益对企业来说，必须从“花钱部门”“塑造形象”等老套路中挣脱出来，真正融入企业的发展脉络中，为企业与公益行业的共同进步提供新的增长动力。

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2025年会现场

凛冬已至：缺钱、缺人、缺新生力量

企业一直是推动我国公益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尤其在顶层设计愈发重视慈善事业的背景下，企业参与公益早已不止于捐款、救灾等浅层行动，而是通过成立企业基金会、设立慈善信托等一系列多样化的方式，实现企业发展与公益事业探索同频共振。

但是，当生存问题已经成了头等大事，企业传导到公益部门的便不再只是理念倡导或资金支持，而是直接且现实的资源收缩与战略重压。

作为连续三年负责解读“中国企业基金会观察报告”的嘉宾，和众泽益创始人、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ESG研究中心主任王忠平在解读《2025中国企业基金会观察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时，给出的第一个关键词就是“压力”。

和众泽益创始人、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ESG研究中心主任王忠平

最紧迫的压力是收入的大幅下降。《报告》数据显示，2024年企业基金会年度总收入为265.76 亿元，较2023年下降 25.66%。从企业基金会年度平均收入来看，2024年该数据为1727.96 万元，同比下降19.86%。

收入缩水叠加企业基金会收入来源高度单一的固有短板，就让许多企业基金会在经济下行的大背景下，日子变得格外艰难。上海复星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张翼飞在圆桌环节坦言，以前基金会需要捐赠可以直接向企业或者老板伸手要，“现在不行了，没钱了，老板在老家要捐一个楼都没钱。”福建省恒申慈善基金会秘书长游劢则表示，自己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不太清楚企业第二年会给多少钱。

第二个明显的压力是企业基金会增长数量失速。数据显示，新成立企业基金会的数量在2017年达到峰值后，虽在后续几年仍保持百家以上的增长规模，但至2023年、2024年，新增企业基金会数量分别仅有62家、35家，出现近乎断崖式下跌。

王忠平还指出，近两年注销和撤销的企业基金会数量分别是118家、51家，较以往也有所增加。他认为，出现这一趋势的主要原因是基金会对企业的贡献值不够。

缺钱、缺少新生力量之外，企业参与公益面临的更严峻考验是缺人。《报告》显示，2022～2024年这三年间，企业基金会的专职员工平均人数稳定在3人左右，部分机构甚至仅有1至2名专职工作人员。

上海芮葭灵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悦享新知）创始人高瑞

上海芮葭灵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悦享新知）创始人高瑞的发言，道出了每一位从业者的困境：“不管我们的团队再小，我们面对任何一个复杂的议题，都希望从政策宏观到实践微观去看见、理解、互动、对话、链接和协同。其中的复杂性和我们低配版的组织形成鲜明的张力，我们每个人都处在这样的张力当中。”

韧性何来？从“成本中心”到“价值引擎”

压力之下，企业参与公益的韧性不容小觑。这种韧性首先体现在超过95%的参评企业基金会获得了3A及以上等级，在内部治理、合规性与专业性上达到了行业基本要求。

更重要的是，在收入承压时企业基金会的支出仍在上升。2024年，1538家企业基金会年度总支出238.33亿元，与2023年1660 家企业基金会披露的169.81亿元总支出相比，在披露基金会数量降低的情况下，总支出同比涨幅高达40.35%。

不过王忠平也提醒道，这一涨幅主要由头部企业基金会的重大项目驱动。更值得关注的是，在压力之下，一些基金会已经探索出了新的生存法则——如果不能从企业白拿资源，那就用公益领域的资源帮企业创造价值。

浙江锦江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吴悦

浙江锦江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吴悦提供的案例证明，公益可以成为企业新业务的探路者。锦江基金会依托自身在新材料领域的优势，帮助目标县域的学校实现教学设备信息化升级时，自身的光学膜产品吸引供应商投下亿元规模订单，参与项目的技术人员还依据市场需求自主研发出“纳米黑板”新产品，为企业开辟了教育装备的新赛道。

吴悦表示，企业的经济责任是社会责任的基石，但是必须厘清二者的逻辑关系，“因为我们要解决社会问题，种这个善因，才顺带有了这些经济效益的体现。”

上海复星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张翼飞

上海复星公益基金会则走得更远，不仅能为企业提供服务，还能实现自我造血。上海复星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张翼飞甚至表示，他一点都不羡慕以前的自己，因为那时候自己只是基金会这个捐赠通道中的一个“工具人”，“要么集团给钱，要么捐出去，我就是搞一点合同什么的。”但是集团不再给编制和预算的压力，倒逼复星基金会五年间的筹款量已经远远超过之前8年募资金额的总和。

这种强大的自我造血能力，需要基金会向企业借力的同时，也向企业展示自己的价值。在新冠疫情暴发期间，复星基金会采用灵活捐赠的模式，即有需要的企业可以向复星基金会捐款，复星基金会则利用复星集团的全球供应链网络，为企业采购物资并转运到需要的医院和社区。甚至在上海民政局做海外捐赠时，张翼飞也可以自信地表示“找我就行”。

这两家企业基金会的探索，其实都标志着企业公益实践正在尝试一次深刻的范式转换：基金会不再只是消耗资源的“成本中心”，而是能够整合技术、供应链、专业能力来回应社会需求，并在此过程中反哺企业战略的“价值引擎”。正如王忠平所言，企业基金会要从单纯花钱的部门转变为战略部门。

在变局中锚定共同坐标

讨论了行业的困境与先行者的探索后，再回看本届论坛的主题“共建可持续价值”，似乎多了些不同的感悟。当前任何一个社会议题的复杂性，都远远超出单个机构的能力边界，多方“共建”才是实现可持续价值的必然路径。

在被问及“企业基金会应如何妥善处理与所属企业之间的关系，以促进双方的协同作用和资源共享？”这一问题时，多位与会嘉宾都表示应该由出资人回答这一问题，因为基金会所做的工作很大程度上根植于所属企业创立基金会的初心。这意味着，企业想要参与可持续价值的共建，需要思考如何给公益事业定位。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陆铭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陆铭指出，在当前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的背景下，“投资于人”是最重要的发展趋势之一。对于公益行业而言，除了关注老人、儿童等弱势群体，还可考虑帮助外来人口建立融入城市的能力。

企业重新思考的同时，基金会也要充分发挥自身能动性，不要把自己局限于“拿多少钱、办多少事”的角色中。

广东省绿芽乡村妇女发展基金会秘书长邹伟全

广东省绿芽乡村妇女发展基金会秘书长邹伟全分享了自己的经验：某企业在今年上半年开始与绿芽讨论捐赠卫生巾事宜，绿芽深知自己最擅长的是乡村儿童性教育，从长远来看这也是能带动更多有效改变的事业。为了让企业支持自己做性教育，“我们筹款对接的同时可以说对捐赠人是陪伴式的，甚至还要给企业家提供情绪价值。”好在最后企业在捐赠卫生巾的同时，也投入资金支持了绿芽的儿童性教育工作。

这一案例说明，想要争取更多共建的力量，需要基金会对自己的信念与需求有所坚持，才能争取到与目标相匹配的支持。

“我们总是在谈可持续的项目、可持续的资源、可持续的影响力，为什么不来聊一聊项目官员的信念是不是可持续？筹资经理的房租是不是可持续？我们年轻人想扎根在这个行业好好干的心是不是可持续？”北京基业长青社会组织服务中心高级经理周妍的发言，将我们的视线又拉回了自身。

当项目进度被繁杂的票据和报表拖累、年轻人因为收入太低不愿留下，公益行业自身的可持续性已经被逼到了悬崖边，再谈去支撑其他领域的可持续价值，就显得过分奢侈。

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2025年会主题“共建可持续价值”

因此，“共建可持续价值”这一命题，或许首先应当回归到对公益行业自身生态的审视与修复上来。整个行业必须正视并改变其运作系统中的缺陷，包括从业者的低薪酬水平、模糊的职业发展路径、过于繁重的工作压力等等，只有年轻人心怀热忱并能体面扎根，公益行业才真正具备可持续的内生力量，进而稳健地扮演好“共建者”的角色。就像周妍在发言结尾时说道：“我们离开公益行业将难以为继，只有我们留下，世界才有被改变的可能。”

可持续的价值，从来不会诞生于无法持续的系统中。论坛所展望的“共建”图景，最终依赖于每一个环节——无论是企业、基金会，还是身处其中的个人——都能健康、有力地持续运转。这条路或许漫长，但唯有从关怀行业自身的可持续性开始，我们才可能真正走向一个更有韧性、更能共生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