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上观新闻）

新年第一个工作日，上海选择这样开启奋斗征程：召开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大会，发布9.0版行动方案。

这是上海连续第九年聚焦优化营商。数字的累加本身就是一种宣示——在变动不居的时代里，这种近乎执拗的“长期主义”，是一座城市给予市场最稳定、最珍贵的预期。

更值得一提的是，以往的优化营商环境大会，都是在农历春节后召开，今年提前到新年首个工作日，一种“起步就是冲刺”的紧迫感扑面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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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过去的2025年，上海收获了一份含金量十足的成绩单：世界银行发布的119个经济体的企业调查数据中，上海22项营商环境测评点达到全球最优水平，超过新加坡、纽约、伦敦、香港等传统标杆城市。数据背后，是“拿地即开工、开工即通电”的效率变革，是“检查码”应用后行政检查量同比下降40%以上的“无事不扰”，是“免申即享”政策无声润泽企业超611万次的便捷与温情……

从1.0到9.0，版本迭代的轨迹勾勒出上海营商环境改革从夯基垒台、立柱架梁，到系统集成、精准服务的升级之路。比如去年的方案将“企业感受”置于更重要的位置，说明上海营商环境的优化逻辑，正从“政府供给”导向到“企业需求”导向深刻嬗变。这既是对国际评价标准的敏锐呼应，更是对改革本质的深刻回归——所有制度、政策与技术革新，最终落点必须是市场主体的获得感。

今天发布的9.0版方案，“政务服务、市场竞争、产业生态、社会共治”四大框架，已然浸透这种“感受”的体温——不止于追求办事的“快”，更探寻服务的“好”与体验的“优”。比如，“拓展‘一件事’集成服务”与“完善惠企政策全流程服务”，直指企业运营中“环节多、政策散”的痛点；“优化监管检查”和“规制牟利性职业举报”，则挥剑斩向干扰企业正常经营的“隐性成本”与恶意滋扰。从“智慧好办”的AI赋能，到“清朗网络环境”的主动护航，再到“强化赋能街镇”的基层触角，方案4方面26条举措，如同精心编织的一张网，托住了企业发展全生命周期的每一份安心与便利。

更深刻之处在于，它试图构建一种超越简单“放松管制”的、更具活力的“新型政商关系”，追求的不是政府的“缺席”，而是更精准、更有为的“在场”。尤其是“打造友好适配的产业生态环境”与“打造多元协同的社会共治环境”两部分，鲜明地彰显着这种雄心。这意味着上海的营商环境优化，不仅是办事流程的便捷，更要打造一个有利于每一种生产要素活力竞相迸发、每一个创新念头破土成长的生态和人文系统。

2026年第一天，完成第四次修订的《上海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也正式施行。此前在实践中卓有成效的改革举措逐一固化、优化为法律条文，积极对接世界银行的更高标准，体现了上海“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改革”的坚定决心。

任何宏大的方案最终都要通过细节来兑现承诺。上海在落实部署中，强调了从督查调度、高质量培训到媒体监督、评估问效的全链条闭环管理。尤其是“营商环境体验官”制度和“媒体观察员”机制，引入真实的用户视角和独立的舆论视角，不断地校准政策供给与企业感受之间的“温差”。

从“新春第一会”到“新年第一会”，释放了怎样的信号？这是一座城市发展定力与智慧的具象——在这里，尊重市场、赋能企业、敬畏规则不是应景之举，而是一以贯之的坚定承诺。在资本与人才用脚投票的今天，这是“软环境”，更是“硬实力”，是一种让全球资源敢于在此长期下注的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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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第一会”在回顾成绩、部署任务的同时，也提出了不少振聋发聩的问题。

比如机制之问。为何营商环境建设中总是有一些长期存在、反复出现却未被根治的“顽疾”？这背后是条块分割的行政传统与企业发展整体性需求之间的深刻矛盾。政府按职能分工，企业却需在“块”上集成办事。这种结构性错位，使得跨部门、跨层级的协同往往停留在会议协调与文件流转，一旦触及权限与利益，便容易互相推诿、贯通不畅。上海为此建立了优化营商环境专班机制，试图以更高层级的统筹来穿透行政壁垒，但其成败关键，仍在于能否真正获得授权、打破部门藩篱，实现从“物理整合”到“化学反应”的跃升。

还有问题的主动发现和解决机制。随着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新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也会不断产生，必须及时跟进，在解决具体问题中，动态提升营商环境的质量。

现在发现问题已经有不少的渠道，包括领导干部“四百大走访”机制，职能部门局处长走流程、营商环境体验官机制，工商联、行业协会等对企业诉求的收集机制，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联系基层机制，各相关单位和智库的跟踪调研机制，12345企业投诉热线机制等等。但这些机制比较分散，也容易碎片化，如何加强统筹，对各方反映的问题定期评估，深入分析，强化对共性问题、重点问题和突出问题的研判，推动从解决一个问题上升为解决一类问题，还需加把劲。

又比如作风之问。政府部门的服务质量和效率、干部的工作作风和态度是影响影响营商环境的重要因素。这绝非泛泛而谈。优化营商环境，本质上是政府治理理念与行为方式的深刻变革，但在具体场景中常常遭遇问题。企业反映强烈的诸多难题，比如知识产权维权周期长、破产办理协调部门多达20余家、网络数字内容审查效率偏低等，固然有制度设计不完善的因素，但核心症结往往在于职能部门的担当精神缺位。

举一个例子，现在企业融资服务的丰富性、多样性、针对性与市场需求还有明显差距，全市各区普遍建立了融资服务中心，但这些中心大多只是提供贷款的咨询、产品推荐等填表服务，企业贷款还是要花钱找中介。全市与银行签约的中介机构达2000多家，这就很说明问题，中小企业融资成本仍然较高。

还有“依法履职”异化为“自我赋权”，将法律的“鼓励”条款被执行为“强制”要求，折射出深植于部分行政部门的“权力惯性”。同样，政府招投标中的顽疾、行政执法中的不规范、检验检测的造假风险，以及“好差评”制度未能形成有效倒逼等问题，都拷问着政策举措究竟是追求“真效果”还是“伪亮点”。优化营商环境如果沦为一场追求改革数量、忽视企业口碑的“内卷式竞赛”，便是最大的形式主义。

最后还有能力之问。优化营商环境是一项高度专业化的工作，要求干部不仅是程序执行者，更应是懂经济、晓科技、通法律、善管理的复合型人才。但从现实来看，从窗口人员到招商专员，从热线接线员到执法检查者，“问不倒的行家里手”仍是稀缺资源。“一知半解”“茫然不知”“随意拍脑袋”等现象，暴露的是系统性专业训练的缺失。当干部无法精准理解政策意图、无法清晰阐释规则要义时，政策在传递过程中必然产生耗散与扭曲。如何构建一个可持续的能力培养体系，使专业素养不再是个人禀赋，而是岗位标配？

这其中，法治能力的培育尤为关键。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政府首先要做守法的楷模。某些部门“自我赋权”的冲动，正是法治思维缺失的典型表现。这要求司法部门对政府文件合法性审查的监督机制，必须硬起来、实起来，防止“依法行政”异化为“依权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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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年第一会”所发出的“优化营商环境之问”，归根结底是治理现代化的核心之问。它提醒我们，营商环境的竞争，已从比拼优惠政策的“浅水区”，进入比拼整体治理效能与公共服务质量的“深水区”。衡量成效的标准，必须彻底从“我们推出了多少项措施”，转向“企业解决了多少实际问题、获得了多少真实便利”。

这需要一场从理念到机制、从作风到能力的系统性重塑。政府部门必须真正树立“整体政府”意识，打破“部门主义”的窠臼；干部队伍必须摒弃“官本位”思维，确立“服务生”定位；所有改革举措必须坚持以企业需求为起点、以企业感受为终点。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更要清醒地认识到“革命尚未成功”的复杂性与艰巨性，以“干字当头，奋力一跳”的决心，直面问题、刀刃向内，才能将企业的“痛点”“堵点”真正转化为政府改革的“着力点”“突破点”，让一流的营商环境，从纸面承诺化为生动现实，成为高质量发展最坚实的支撑。

原标题：《“新年第一会”的优化营商环境之问 | 锋面评论》

栏目编辑：方翔

来源：作者：新民晚报 潘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