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峰（蒋立冬 绘）

1936年，当时西湖博物馆的助理干事施昕更首先发现了良渚遗址；1959年，著名考古学家夏鼐首先提出了“良渚文化”的命名；2019年，良渚古城遗址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一距今五千多年的早期国家与中国文明的形成是什么关系，我们如何认识良渚文化中的王权与神权？良渚文化与同时代中原文化有怎样的互动和影响？在良渚遗址发现九十周年之际，《上海书评》采访了南京师范大学历史文博学院徐峰教授，请他谈了谈良渚文化及其与周边的关系。徐峰教授多年从事先秦考古学研究，近年重点关注区域文明的起源与形成，2021年出版有《建构神圣——良渚文化的玉器、图像与信仰》。他在访谈中指出：当今考古学界的文明探源研究在不同的区域会遇到不同的文明化模式。每一个区域里都有“重瓣花朵”，我们不能只是盯着美丽的花朵欣赏，别忘了红花周边还有绿叶。

《建构神圣——良渚文化的玉器、图像与信仰》，徐峰著，浙江古籍出版社，2021年11月出版，262页，58.00元

您在《建构神圣》一书中说：“良渚文化的历史可以被解读为玉器和仪式被群体视作神圣的历史。”我们该如何理解这句话？与同时期其他考古学文化相比，这是良渚文化最大的特点吗？

徐峰：我觉得可以从审美谈起。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审美。审美是人类理解、感知和评价世界（尤其是艺术和自然）中美的复杂能力和活动。不同时代不同人群的审美实践是广阔而多元的。从考古发现来看，新石器时代先民的审美别有韵味，表达能力已臻成熟。借不同媒材而展现的物质艺术，古朴如岩画，绚丽若彩陶，堪称“百花争妍”。而在距今约六千至五千年这个阶段，玉器在史前人类物质与精神生活中已占有鲜明的地位。有学者提出过“玉器时代”的概念，他们认为玉器并非一般的装饰品，还包含有“神”的含义，是巫术活动中不可或缺的一种工具。就分布于长三角地区的良渚文化而言，其文化核心表征便是数量庞大、种类多样的玉器及组合，还有繁缛神秘的玉器纹饰。玉器深度参与了良渚先民的物质、社会和精神生活，并成为身份、性别、等级的表征。例如琮一般出现在中、高等级的聚落和墓葬中。而在一些低等级的聚落中，玉玦、玉锥形器、玉璜是可以看到的，它们代表了史前普通人可以够得着或者说是让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有奔头的一类物品。我甚至猜测，像璜、玦这类玉器很可能在史前婚姻关系中起着一定的作用。

在关于玉器的知识中，玉器是人类开采玉料而后设计琢磨而成的人工制品。玉和玉器在其与身俱来的“物性”基础上又被不断融入人类主观赋予它们的意义。如“玉，石之美者”“夫玉，亦神物也”就当这么来理解。那么，玉器何以被视为神圣之物？还是须从视觉审美说起。《山海经·西山经》记载：“瑾瑜之玉为良，坚栗精密，浊泽而有光，五色发作，以和柔刚。天地鬼神，是食是飨；君子服之，以御不祥。”《荀子·劝学》中说：“玉在山而草木润，渊生珠而崖不枯。”鲜明体现了玉这种物质的非凡属性。玉乃是山川之精英。杨伯达曾精辟地总结：“玉之美是衍生事神之举的土壤。”

对于一个现代人而言，要切身体会玉器之美和玉的“泛灵论”（animism），最直接的途径就是接触玉器。拜考古大发现所赐，我们能在博物馆中见到史前精美的玉器。尤其拿红山玉器来讲，器型大、色泽亮，油脂感明显。在视觉和触觉体验下，现代人能够在审美感和神圣感的层面与古人心意相通。这种神圣感犹如日常体验表面的一抹弧光，可以化约为一种追求、意义和仪式感。宗教学家鲁道夫·奥托将神圣的体验描述为“令人战栗的神秘”，它包含了敬畏感和迷恋感两种心理情绪。前者指在面对神圣时，人会感到自身的渺小与卑微。“神圣”超越了日常经验，指向一种至高无上、令人敬畏的终极实在；后者指神圣具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吸引力，让人心驰神往。米尔恰·伊利亚德指出，神圣会自我显现，这种显现被称为“显圣”。神圣通过凡俗的事物来彰显自己，这些事物就成了神圣的载体。以《霍比特人》《魔戒》等奇幻作品闻名于世的英国作家托尔金曾淋漓尽致地表现过人类在面对神圣物时的迷恋乃至疯狂。至尊魔戒遇到了霍比特人史麦戈，开始了与他漫长的纠缠，史麦戈口中不断念叨着“precious”，心性为之腐蚀，样貌为之扭曲。可见，对神圣物的迷狂具有极大的副作用。《管子》很早就注意到了这点。《管子》中的思想主张君子不能贪玉。珠玉乃末用之物。贪玉会有亡国之险。清人王国维在评论《红楼梦》时亦曾指出：“所谓玉者，不过生活之欲之代表而已矣。”王国维认为“玉”不仅包括了世俗生活之欲，也包括了克服这些欲望之欲。

由此来看，良渚人琢玉是他们审美力的经典体现，是他们超越平凡生活，让自身的存在变得具有神圣感的一种饱含意义的社会行为。以玉为美，以玉为权，以玉为神。当然，受限于区域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不是每一个地区都达到了同等的审美水平，相应地通过物而呈现出来的神圣行为的浓度也自然不一。

良渚玉琮，徐峰摄于玉架山考古博物馆。

良渚文化广泛分布于环太湖地区，处于何种社会发展阶段？该如何理解良渚文化的国家形态？它是如何被论证的？

徐峰：良渚文化如今已是名声大噪，这与“良渚古城遗址”成功申遗有很大的关系。2019年，“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世界遗产委员会给出的评语是：良渚古城遗址展现了一个存在于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并存在社会分化和统一信仰体系的早期区域性国家形态，印证了长江流域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杰出贡献。我自己的认识是：在环太湖地区良渚文化分布范围内，一个以良渚古城为中心的早期国家形态已经初步发育或结晶了。

早期国家的起源在过去和当下的考古学界始终是一个重大问题。关于早期国家形成的理论性认识和个案研究也非常多。在现有的研究中，我们既能看到诸多共识，也有很多分歧。首先遇到的问题是，什么是早期国家？早期国家的定义是什么？谢维扬先生曾指出：“尽管没有一个公认的国家定义确实可以说是一种‘障碍’，但是学者们仍然有为开展这项研究所必需的一些起码的认识上的共同基础。”

关于国家的定义，中国学者对恩格斯所持“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或者说是阶级冲突的产物”最为熟悉。这个定义有几个关键词：阶级、矛盾、冲突。国家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同时又是在这些阶级的冲突中产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强大、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

马克斯·韦伯最早将国家定义为：“在一个给定的领土内对合法使用暴力拥有垄断权的组织。”而查尔斯·梯利则进一步认为国家是一个“在相当规模的领土范围内，一种有别于家庭与亲属组织，在某些方面凌驾于其他社会组织之上，行使强制性权力的组织”。马文·哈里斯的定义是：“国家是以中央集权化的官僚体系和由中央权威对臣服的社会分支实施的武力统治为特征的一个能被指定的政体制度种类。”詹姆斯·斯科特认为：“国家乃是组织机构，其包括各个层级的官员，专职从事税收的评估和征收，无论是谷物、劳役或铸币税收，并且对每一位统治者或一个统治集团负责。”

将研究者依据有限案例而归纳凝练出来的国家定义投入到无限的复杂历史和现实中去，两者之间有对应吻合，势必也存在排斥分歧。在广袤的时空内，国家的起源与形成呈现为多样、复杂和进程不一的历史。时间轴越往后，上述国家定义中的要素发展得越成熟。如一般认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进入了国家阶段。考古学对于二里头文化的研究，也证实了二里头文化代表了广域王权国家。越往前，比如要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来观察社会形态，就要稍微复杂一些。根据文明探源工程的总体认识，距今5800年至距今3500年的长时段被划分为古国时代和王朝时代。良渚文化属于古国第二阶段。

既然良渚古城遗址展现了一个区域性早期国家形态，那么，按照恩格斯对国家的定义，我们是否可以认为在崧泽文化晚期至良渚文化早期的某个时段曾经发生过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历史现象呢？良渚文化遗存中确实有阶层分化的证据，但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状态在考古学证据中难以留存。即便有，也难以定量和定性。

关于良渚的早期区域性国家形态的论证，更多是从“强制性公共权力”这一方面入手的。赵辉先生在《良渚的国家形态》一文中首先就遇到国家的定义问题。他说国家的本质包括两个方面：（一）按照“地区原则”来划分自己的人民；（二）强制性的公共权力。第一条内容不适合中国历史的情况。他采用了第二个特征，即具有强制性的公共权力。他结合良渚文化发达的社会分工、一系列精美的手工制品、大体量的工程建设、较强的社会动员能力和高效的组织管理能力等认为良渚古城内存在一个强制性的公共权力，并以此为依据指出良渚的国家性质。

科林·伦福儒与刘斌合撰的论文中的观点与赵辉相似。古城的规模、墓地所记录的社会等级（或许也可称“阶层”），以及仅在显贵墓葬中发现的极精美的玉器，还有公共工程的规模，不仅包括莫角山建筑，还包括高坝和低坝。这些因素的结合表明，良渚古城遗址的规模和复杂程度或许超过了酋邦社会所见。

熟悉良渚文化考古历程的学者都能意识到古城和水利系统的发现对于促进良渚国家性质这一认识的重要性。古城与水利系统格外折射了强制性的公共权力。赵辉的判断是：“这是一整套系统工程，而其背后一定存在着一个高度权威的社会动员和管理机制。推测它具有相当程度的强制性色彩，当不为过！”我对权力强制性的程度曾有疑虑。首先我赞成大体量工程必然需要有效规划和管理，否则难以完成。为了更好地理解良渚古城的特性，我曾将古城与圩做过比较，指出二者都是“万夫兴力役”，建设过程中隐藏着阶层矛盾。但是，是否一定是在政治强制力推动下来完成以及强制到什么程度是可以商量的。这种工程可以是逐年平均或非农忙时节（冬修水利）投入劳动力缓慢完成的，那么其间所体现的强制性就不那么突出。而且，古城被认为具有防洪功能，在自然灾害面前，民众为了安居而在贤能之士带头下组织起来完成大型工程的可能性完全存在。这与中国历史上自上古时期就存在选贤任能的政治实践密切相关。实际上，即便是非集权的和非等级化的社会结构也能组织实施水利工程。此外，如果大型工程具有极高的强制性，相应可能会出现较大规模劳动力的死亡（典型如始皇陵和长城的修建所导致的），而从当前良渚文化的考古发现来看，这种强制力所导致的非正常死亡现象很不突出。

除了强制性外，如果认可良渚的国家形态，那就相应也要讨论早期国家的官僚制这个国家要素。但是碍于史前时期没有文字记载，这一块几乎没有讨论。我曾结合韦伯关于官僚制的标准简略讨论了良渚古城和水利系统建设与管理过程中涉及的官僚制元素，认为有些元素已经具备，但不能百分百满足。

总之，我们能够在良渚文化的考古证据中看到早期国家形态的若干要素，但是单一地观察这些要素，还不能在其与早期国家形态之间建立精准且稳固地联结。只有将多种证据结合起来推论，良渚的区域早期国家的轮廓和内容确实是不易忽视的，其早期国家的图景颇似印象派绘画，整体有形、细节模糊。又如藤上之瓜，尚未发育到“瓜熟蒂落”的程度。实际上，这正是早期国家形态结晶的常态，因为“早期国家更多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起事件——要指定出国家诞生的精确时刻是不可能的”。

在莫角山上远眺，徐峰摄于良渚国家遗址公园。

良渚发达的水利系统会让人联想到魏特夫的名著《东方专制主义》中提出的“治水社会”的观点，良渚文化强大的王权和神权与此有关联吗？

徐峰：良渚文化古城外围水利系统的发现也给水资源政治这个老话题带来了新材料。众所周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德裔美国学者魏特夫以马克思关于古代亚细亚专制国家的论述为出发点，旁征博引地力图证明中国古代专制国家的权力来源于统治者对东方大河流域“治水社会”所负有的特殊公共服务责任——组织、兴修与维护大型水利工程。

魏氏说治水政权常常是神权政权，在许多治水社会中，世俗权力的最高代表也是最高宗教权威的体现。就这一点而言，良渚社会倒的确是一个王权和神权相结合的社会，或“神权主导的复合型古国”（宋建先生的形容），也可以说是一个水利社会。这一点在世界古代文明中确实有据可依，比如在吴哥文明中，被神化的统治者始终与水库、河流和稻田水利网络的建设紧密相连。

然而魏特夫的问题在于，他将东方专制主义、水利社会这些概念安置到整个古代中国，这显然是不正确的。所以在很早之前，魏特夫的“治水社会”与“东方专制主义”在中国史学界遭到几乎一边倒的批判。如上所言，良渚文化的水利设施的发现并不表明良渚社会有着极高的强制力。恰恰相反，环太湖地区多中心并存、自治和竞争的态势有着长期的历史传统，颇有原始民主政治的特征，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当今社会。

那么以良渚古城为核心的区域早期国家的统治模式、领土范围是怎样的呢？

徐峰：既然上面谈到这个区域早期国家形态发育得尚不成熟，那么我们对其统治模式、领土范围应该有个预期。直截了当地讲，很多细节还有些模糊。拿领土范围来说，以良渚古城为核心的区域早期国家能覆盖多大的空间范围？据浙江省考古人员的意见，大雄山与大遮山之间的“C”形盆地应该是这个早期国家的核心范围。这片空间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南北约五千米，东西约十千米。在行政区划上，这里以前分属于良渚、安溪、长命、瓶窑四个乡镇，现被合并为良渚、瓶窑两镇。几个镇的规模略等于一个古国是完全能令人接受的。在这片区域的地形地貌中，山、川也十分明显。自然山川虽不能完全隔离文化和人群的交流，但确实起到边界限定作用，有助于生活在山川界限范围内的人群形成地域和文化认同。

这片区域早期国家的核心——无论是从政治等级抑或象征层面——是由莫角山宫殿区、反山墓地和古城共同烘托的。莫角山遗址很可能是良渚文化神圣的礼仪中心。反山是良渚显贵者的墓地。从布局上看，古城和莫角山遗址恰好呈现了圆和方的结构。良渚文化中最负盛名的玉琮就是外方内圆的形制结构。莫角山和古城方圆的结构依托于土和水两种物质呈现出来。城内最高处是莫角山，其四周很可能有壕沟环绕，城内整体环境是湿地，局部位置有池苑镶嵌。站在这座高台上，视野开阔，体现了王者居中居高的特点。古城的外面，也是低洼的沼泽湿地。良渚人在建城的同时也对城外有统一规划。他们在湿地沼泽中堆建高地以供居住。莫角山和其周围的湿地明显构成了“丘与水”的景观模式，颇似后来历史中的“辟雍”或“瀛台”，可被视为一种微观宇宙，具有“中心-象征”的意义，它所代表的是“世界的中心”，圣殿和圣城就坐落在那里。

在莫角山东坡的考古发掘中，考古人员发现一片堆积厚达二十多厘米的炭化稻米，折合约两三万斤米，此地或许是一处仓储遗迹。到目前为止，古城内还没有发现稻田遗迹。那么这个仓储之所中的稻谷是从哪来的呢？是周边聚落中的农人上交的吗？在附近的临平茅山遗址，考古发现了面积达八十多亩的良渚时期的稻田遗迹。在玉架山遗址，由环壕组成的完整的良渚文化村落遗址被揭露。除了稻谷外，莫角山东南脚下钟家港河道里出土了许多玉石残料，可能用于雕刻花纹的燧石渣块等，考古人员推测此地有高端玉器制作区。在古城南面的卞家山遗址，发掘区内发现一百四十余根木桩，分布于岸边，其中一批密集伸入水域，可能为水边埠头。在卞家山遗址，考古人员还发现两条大型灰沟，它们被推测为船舶停靠的人工港湾。灰沟中出土了一个长达两米、直径零点八米，有千余斤重的木墩。其两侧各有一对牛鼻孔，可能用于拴船。把这些结合起来看，良渚古城依靠水路来集聚不同的资源。

詹姆斯·斯科特关于早期国家有不少灼见。斯科特认为：“只有在土壤肥沃以及水源充沛之地，其生态环境才可能容纳进一步的农业发展和人口增长，因此也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中，最早的官僚国家才有可能出现。”在他看来，是谷物造就了国家。要理解谷物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关键在于一个事实，即只有谷物可以充当征税的基础，因为它们看得见、可分割、可估价、耐存储、易运输，并且“可定量配给”。其他农作物——如豆类、块茎或淀粉植物，虽然也有某些适于国家所需的品质，但没有哪种作物能像谷物那样，一身兼具所有的优势。环太湖地区的良渚早期国家不仅有稻作，也有渔捞经济，多样的生业经济形态也符合早期国家的特征。

以良渚古城为中心的区域早期国家和太湖北部，太湖东部，也就是今天的苏锡常沪地区的良渚文化又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徐峰：这是良渚文化研究中大家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环太湖地区是良渚文化的核心分布区，太湖就如同一个小型地中海，环湖而居的人群共享着大体相似风格的陶器、玉器、生业经济和精神信仰、可以交流的口头语言，就如同今天的吴语方言圈一样。这些散布的文化形态是以一个个规模不一的聚落的形式体现的。聚落代表的是一个个或大或小的社会。考古学界已普遍认可良渚文化的核心分布区域宏观上可以分成三块：苏锡常地区、上海地区和余杭地区，这是按照当代行政区划来分的。这三块区域大致以太湖为中心，都属于环太湖地区。在这些区域内，都有重要的良渚文化考古发现，较为著名的有武进寺墩、江阴高城墩、青浦福泉山、昆山赵陵山等。

然而考古学文化和政体组织毕竟是两个概念。同一个考古学文化可能对应多个，也可能就一个政体。这源于物质文化和社会领域之间可能的差异。李峰先生在他的《西周的灭亡》中曾经说得很清楚：“通过将一个地区内考古遗存的分布与关于这个地区的金文以及文献记录中潜在的历史过程相联系，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地区是否处于西周国家的政治支配之下。”良渚文化时期不具备文字记录，所以要评论良渚文化空间格局与当时政体的关系是非常困难的。我倾向于认为环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是多中心格局，即便以良渚古城为中心的区域早期国家形态已经呈现，但是苏南、上海地区的良渚文化聚落还不至于处在这个早期国家权力的笼罩下。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多中心的“城市国家”格局。若以星辰作喻，余杭一带的光辉似乎更耀眼一些。“国家性”的程度更为饱满。这里我用“城市国家”来形容良渚文化的格局是想强调这个国家形态的非领土性。赵鼎新先生在其《儒法国家：中国历史新论》一书中对东周时期城市国家的非领土性已经论述得很详细，东周时期尚且如此，自不必说良渚文化时期了。同样需要思考的是，如果说良渚文化持续了一千年时光，那么其社会组织形态难道一直是早期国家形态吗？很值得怀疑，早期国家是脆弱的，很可能经历过形成和退化的反复。

良渚文化时期的中心与边缘是怎样的关系，您曾提出良渚文化对周边有一种虹吸作用，能具体谈谈吗？

徐峰：中心与边缘的关系在人类历史上始终是一个复杂而深刻的主题。中心往往象征着权力、财富和文化的集中，而边缘则被视为次要、从属甚至被忽视的存在。中心-半边缘-边缘的结构将是一个长期历史现象，但也并非一成不变，以区域而言，河东河西三十年，区域分流和权势转移在历史上已经发生很多次了。能够说不变的是中心-边缘这个空间结构和世界体系下永恒的竞争。就环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时期而言，伴随着社会复杂化进程的深化，一个属于江南水乡的“世界体系”正不断发育。

美国社会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阐释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如何将欧洲、非洲和美洲等多个地区逐步整合形成一个庞大的世界经济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核心区域是西欧，拥有强大的中央政府、复杂的官僚体系、强大的军事力量、先进的技术和多样化的经济结构（特别是高附加值、资本密集的工业和服务业）；边缘区域是东欧及整个西半球，为核心地区提供原材料、初级产品和市场，其发展模式受制于核心地区的需求；半边缘区域是地中海沿岸的欧洲，为核心区域提供高成本的工业制成品（如丝绸）、资本信用和香料，半依附性的佃农是主要的劳动力形式。

回到良渚文化时期，在环太湖地区，乃至放大到长江下游地区，这种中心-边缘的结构也可以看到。良渚古城所在的余杭地区是一个核心区域，核心是由若干指标而凸显的。如相较于周边更为发达的、多元的经济形态、多种区域来源的物资在中心区域汇聚、大型的纪念性建筑、先进的手工业体系、更成熟的象征性表达，宫殿基址、更为多元的人口，等等。是很多种因素共同烘托出一个中心。当然，也是因为早期国家所代表的中心崛起后具有了虹吸效应，能够吸引周边或其他地区的各类资源。

试举三个例子。一个是凌家滩文化的精髓为良渚文化所吸收，这在考古学界得到普遍赞同。换言之，巢湖流域的史前文化动能起码部分向太湖地区转移；再看太湖西南部，从宜兴南行，到长兴、湖州和安吉，地形由水乡向山地缓缓过渡。马家浜文化晚期时已有聚落发展，至崧泽文化时期呈现较为繁荣的景象。然而进入良渚文化时期，形势发生变化，聚落变得零零星星，良渚文化遗存所见不多，很可能原来生活在这一区间内的人群迁移到了平原地区，湖州与余杭毗邻，良渚古城核心区的虹吸效应已经起了作用；还有一个例子是从周边吸收原材料，半边缘和边缘地区满足核心区的发展需求。良渚文化既然以繁荣的玉文化为核心表征，那么就需要持续的玉料供应来支撑。玉料从何而来？已有的研究表明，天目山系存在玉矿的成矿条件。这就是说良渚从其周边的山地中获取玉料、木材等资源，也意味着早期国家人群要和山民打交道。玉料还可能来自更遥远的周边。有不少研究良渚玉器的学者认为良渚人从辽宁岫岩引进玉料。辽宁与环太湖地区相隔甚远，中间隔着山东与江淮地区。而恰恰在江淮地区发现了由南至北多个遗址中的良渚文化遗存，包括蒋庄、陆庄、花厅等遗址，都有典型良渚玉器的发现，花厅遗址更是见证了大汶口文化与良渚文化的“两合”现象。这些处于良渚文化和大汶口文化中间地带的遗址，是否曾经扮演资源中转和传递的角色，耐人寻味。

中华地大物博，每一个区域都堪比重瓣花朵。区域中心就是花心，离花心距离远近是一层层的周边。如此一来，“中心-边缘”结构的转变对应着区域之花开花谢。中华之花是由大大小小的重瓣花朵构成的。

考古学界近年的主流研究是文明探源。良渚被认为实证了中华五千年文明，而有些地区似乎没有进入文明，为什么？文明起源的动力是什么？

徐峰：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的地理环境塑造不同的文明化进程。面对自然环境，生物体的第一本能是生存。然而地理环境（生境）不一，不同时代的环境中的人获取资源的能力、方式和结果都各不同，导致的文化面貌、社会变化也相应不一。生命就是一场竞争。人类受进化过程的支配，也受到生物界弱肉强食、适者生存法则的考验。竞争与选择，伴随着人类文明发展的整个进程，是确保文明推陈出新的一大动力之一。在地理环境给定条件的基础上，这也可以理解成区域文明化进程的起跑线是不一样的。

良渚文化时期，农业发展水平进步，带来稻米产量提高，引发人口的增长。除了农业和渔猎业外，也要多加注意这一时期的商品经济和贸易。环太湖地区发展商品经济有先天优势。河湖相连如蛛网散布，便利了交流运输和贸易，比起以驴子或马车的陆路运输，其经济效能不知道高到哪里去。“没有水路运输，也就无国家可言”。詹姆斯·斯科特如是说道。在明清江南市镇兴起的过程中，有两个模式特别重要。对于理解史前江南社会复杂化，我觉得不妨参考。一个是“因市成镇”，指因为商贸、买卖形成人口聚集，镇集的功能逐渐完善。这虽然是明清时期，与史前相距甚远，但是聚落之发展都是立基于同一片水乡环境，聚落、市镇兴起的动力和机制是相通的。已有若干考古学者注意到，到崧泽文化晚期时，以玉石为中心的商品交换经济已经得到发展。长江下游便利的水路交通加强了各地的交流，促进了“崧泽文化圈”的形成。各类用于交换的物资，比如石锛、玉璜、稻谷、鱼虾等，应该在地理便捷的枢纽性聚落汇聚，产生大大小小的集市，满足了聚落人群的消费需求。很多聚落由此兴盛起来，少数人在交换经济中积累了财富，私有制发展，引发社会阶层的分化。

另一个是“因寺成镇”。也就是因为某些宗教性场所而吸引和聚集了周边人群前来朝拜，逐渐形成市镇。在历史人类学的认识中，土地庙是村落形成的起点。庙在村落社区发展的过程中具有凝聚人心的作用。庙宇是村落社区空间的外在表征，从精神层面整合了村落社区，因此庙宇与村落社区空间的发展密切相关。城市化同样如此，乡村聚合为镇，村镇聚合形成城市是乡村向城市转化的最普遍的途径之一，而城市化的另一种普遍过程，是围绕某个重要的城市机构，如宗教中心或堡垒形成城市核心。这种强调庙在市镇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有着普遍的认识论基础。保罗·惠特利认为寺庙是文明的最早中心。这其实是在表明，意识形态力量在团结地域组织的过程中具有特殊作用。惠特利断定，最早的主要城市制度不是市场或城堡，而是礼仪性神庙综合体。

回到良渚，良渚文化兴起的过程中，原始宗教与信仰的力量无疑是起过作用的。王巍先生讨论过原始宗教与祭祀活动显著增强了社会内部的凝聚力，在社会结构层面成为推动阶层分化与权贵家族形成的关键动力。在谈及国家形成的主要理论时，中村慎一先生曾建议补充一个“神殿经济学说”。简单来说，就是在宗教活动的中心，各种神的祭祀以巡礼和捐献的形式来集中人和物资。中村认为，神殿经济学说最合适于说明良渚文化。从“燎祭”遗迹，在玉器上雕刻的“神徽”等的广泛分布来看，在良渚时期特定的对神的观念已普及，由此可知宗教已在系统化。余杭莫角山遗址，由于存在着大型燎祭遗迹及大型建筑址，因此被认定为举行宗教仪式的中心。大规模的祭祀在那里举行，巡礼者从各地来访，许多捐献物集中在那里，这成为了良渚遗址群占据突出地位的源泉。物化的意识形态通过纪念性建筑、仪式物品和文字形式来调动社会关系，成为社会权力的重要来源。这一点在社会复杂化的研究中正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此外，原始宗教信仰与祭祀的限度也为良渚文化的衰亡埋下了伏笔。

良渚博物院内描绘莫角山遗址的油画，徐峰摄。

再来看其他地区的文明起源状况。这一点我想以古丹阳泽流域为例简单介绍，可作为环太湖地区的一个镜像来思考。早在距今六千年前，在南京的南部有一个范围极广的丹阳大泽，西起安徽芜湖，东至高淳东坝下坝。丹阳泽地势平坦、河湖不分，在地质学上被称为河湖相沉积地层。在漫长的岁月中，受到地质地貌、气候气象、水文等自然因素影响，河流携带的泥沙在沉积动力减小的区域沉积下来，逐年淤积，丹阳大泽逐渐变浅，加上人为围湖造田，大泽最后只剩下南漪湖、固城湖、石臼湖三个较大一些的湖泊。这个区域的史前文化和社会进程由高淳薛城遗址和郎溪磨盘山遗址得以窥见。从考古发现来看，新石器时代薛城遗址的生业经济当以渔捞业占主导。广袤的丹阳泽为薛城先民提供了丰富的水生资源。捕鱼的陶网坠出土了很多。渔捞业在高淳地区有着很好的传承。民国时代一份高淳渔业报告指出：“石臼湖在县境之北，俗称北湖。长约五十里，阔约六十里，……盛产银鱼，沿湖捕鱼最盛之村庄为武家嘴、中保、后保、薛城、长乐、肇倩及唐倩七处。”若要比较农业经济的话，则高淳土地贫瘠，农村生产力，较他县为差。与稻作经济相比，渔捞经济并不利于经济力量的累积性发展。剩余产品、人口增长不足、社会分工程度低，这都对社会复杂化的深化有所限制。从社会关系来看，薛城遗址所体现的距今五千多年的人际关系还相对平等，阶层、贫富分化不明显，低于同时期的环太湖地区。从考古学研究的视角来看，石臼湖畔的史前社会复杂化程度还没有达到所谓的“文明”标准，属于“无国家”（non-state）的社会。

当作为早期国家的良渚在东方崛起后，良渚与其周边地区构成了早期国家与非国家、城与乡、中心与边缘的结构。谷地国家的产生使国家治理下的定居者与边陲之地的化外之民，或事实上处于自治状态的人群有了明显的区别，并进而产生了相互影响的关系。早期国家的出现就是社会复杂化进程中的“异质性”。良渚文化也影响到高淳地区，甚至更西边的区域，如皖南、江西等。从地理地形上看，由东向西也是水乡低地社会与山地高地社会的区别。总的来讲，良渚文明是水的文明。从早期国家诞生开始，人类社会对水的驯化要大过对森林的驯化。迈克尔·曼用“社会笼”来形容明确的、固定的、有限的社会和地域疆界。人类生活在其中。也可以用“围城”的意象来形容早期国家。在围城内，有相对稳定的经济形态和集体的安全感，生产生活资料的相对富足、精神宗教层面具有凝聚力。但与此同时，生活在早期国家的制度框架中，也要承受身份阶层等级的压抑、大劳力工程的辛劳。以及，定居生活及其所包容的人口拥挤、改造环境引发的卫生状况，会导致“密集条件下生成的疾病”。我们不妨遐思一下，在崧泽文化时期，随着社会复杂化程度加深，原本区域之间相对平等和均质的社会逐渐被阶层、贫富分化等异质性状态所打破。到进入相当于良渚文化时期的某个历史时刻（或许是数十年的阶段），良渚周边的人群一定感受到环太湖地区在这个阶段起来了。我想这种对比现象在历史上发生过很多次。研究民国历史的学者谈到过上海都市的兴起，以及相应地周边城乡之民的进城和离乡运动，也有从都市返乡和归农。当良渚时期区域早期国家诞生之后，中心与周边的反差无疑产生了。对于良渚人来说，是否“历史感”变强了。他们有了王、巫等显贵人物，虽然还没有文字，但是前文字状态的刻划符号显著增多。有了统一的徽章。而对于周边的像古丹阳泽流域的人群而言，在反差之下，是否后面称之为“桃花源”“山水”“渔樵”意象的基因也在这类地区萌发？这样的与文明、国家无缘的社会在广袤的地图上还有很多。

斯科特对那些处于文明和早期国家门槛之外的社会给予了特别的敬意。在他看来，未被“文明”编织的人群（如水上人、山民）享有着农耕人群只能奢望的自由。那些处在发达考古学文化周边的人群曾经有过一段自在的流金岁月，享受着一种古朴的自由。实际上，处在古丹阳湖流域的高淳在历史上一直被定位为“边县”。从长江下游东西视野看，其处于环太湖水乡和皖南黄山山地的过渡带。相对南京主城区，她也偏在一隅。她的方言属于吴语圈的边缘。高淳的桠溪镇在2010年11月被世界慢城组织授予“国际慢城”的称号，是中国首个国际慢城。薛城遗址曾出土一件史前陶龟。桠溪国际慢城的草地上曾经展示过一只金箔折纸而成的斐波那契蜗牛（Fibonacci Snail）。是对高淳慢慢的、老庄式的、诗和远方气质的最好表达。所以，当今考古学界的文明探源研究在不同的区域会遇到不同的文明化模式。每一个区域里都有重瓣花朵，我们不能只是盯着美丽的花朵欣赏，别忘了红花周边还有绿叶。

古丹阳泽流域两处重要的史前遗址

您用神圣空间形容良渚古城，良渚出土的大量玉琮，似乎是他们沟通神圣与世俗最重要的工具，你如何看待玉琮这种器物？

徐峰：玉琮是中国物质文化史上格外能够体现“物的社会生命”（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的一种典型器物。我们经常讲中华文明的一个典型特征是绵延性。那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玉琮正是体现这种绵延性的典型器物。玉琮见证了复杂社会中一种特殊类型的、神圣的威望物品的创造与流通。玉琮是良渚文化的典型玉器之一。被称为“琮”的这种玉器的社会生命始于良渚文化。玉琮的总体形制是内圆外方，好像方柱套在圆筒的外面，圆筒内空，上下贯通，圆筒略高出方柱，形成上下凸起的部分被称为“射部”。四方成角状，良渚人以角作为中轴线上下琢刻人面和兽面。倘若从整体的层面来讨论良渚文化玉琮的社会生命，我们会说琮这类器物最大的“生命转折点”在于良渚文化的衰亡。随着良渚文化的解体，玉琮的母文化背景就此消失。在后良渚文化时期，不同类型的玉琮将会在各种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开始它们的生命史。在黄河上、中、下游的晚于良渚文化的考古学文化中，都有玉琮的身影。如齐家文化有玉琮，一般为外方内圆的造型，呈现了和良渚玉器非常亲密的联系，但是也有一目了然的差异。齐家文化遗址出现的玉琮多以素面为主，偶有简陋的横线或分角纹饰，说明齐家文化时期的宗教信仰和图腾崇拜方式是非常独特的。在先秦两汉时期，也有不少琮的发现。另外，如果从活态传承的角度看，宋代仿古复古运动兴起，瓷器的制作也模仿琮的形制，出现“琮式瓶”。宋元明清时期一些形制简单，但具有“中心-四方”特征的玉器也呈现为琮形。甚至很多当代建筑也模仿玉琮之形，尤其是良渚申遗成功后，良渚作为一种文化品牌为杭州的文化产业发展赋能。凡此，皆可视为琮形的一种活态传承和“符号化”。最近，河北承德平泉的东山头遗址出土一件红山文化玉琮形器。从公布的照片信息来看，琮形器与良渚文化的经典玉琮造型是不大一样的。但是，俯视观之，恰好也是方圆组合。整体呈矮圆柱体，平面刻凿出一个方形，方形的中间是上下贯通的圆孔。将这件器物与其他若干考古学文化中的琮形器（如薛家岗文化中的琮形器、大汶口文化中的骨雕筒）以及方圆结构的遗存联系起来看。我们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琮的社会生命表现为中间大、两头小的特征。在良渚文化之前，已有少量雏形的琮；经典和成熟的玉琮出现在良渚文化中；在良渚文化之后，不同背景中的玉琮形制和纹饰都有变得简约化的趋势，良渚玉琮所具有的内涵也不断被解构和遗失。新出的红山文化玉琮形器也给了我一个启示，良渚人固然是有创新意识的，但并非前无古人。良渚玉琮的个性是从大时代诸文化共性中涌现出来的。良渚文化的创造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良渚文化璀璨辉煌过，最终也衰落了，隐入历史的尘烟。您怎么看待良渚文化的衰落？良渚文化对商周文化有什么影响？

徐峰：衰落的研究吸引了包括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乃至政治学者的兴趣。许多壮丽的文明遗址引发幽古之思，人们在抚今追昔时，不免产生疑问：为什么有些社会得以繁荣延续，有些社会却走向衰亡。良渚文化何以衰落的探索是良渚文化研究与生俱来的话题。原因很简单，考古学者在注意到良渚文化，尤其是玉礼器兴盛的同时，也几乎同时观察到良渚文化光芒在距今四千一百年左右的消失。俞伟超先生曾结合史学记录中“尧、舜之时洪水滔天”的记载而较早抛出“良渚何以衰落”这个问题。

要谈论良渚文化的衰落需要不短的篇幅。我总体的意见是不能止于单因论的解释，如洪水说、海侵说等，单因论类似个体“突然的猝死”；而是主张环境灾难、社会危机和应对无力三者相互交织，终于呈现出一种文化疲惫、辉煌难续的结局。

良渚衰落了，繁花凋谢。历史变成了传说，传说变成了神话。越五百年，中原中心趋势形成，王朝时代开启。“无处非中”的时代转变为“允执厥中”。要“宅兹中国”，要“问鼎中原”。曾经的中心此时被对比成了周边。中原之花盛开，一个更大的重瓣花朵在孕育，花枝在蔓延，这就是日后的“华夏”之花。

区域的发展处在不断的分流中。良渚文化衰落后，并非消逝了无痕。玉碎仍有光，若流星拖尾，延绵至青铜时代。很久之前，张光直先生讨论过商文明中的“东海岸传统”，像龟甲占卜、玉琮等都属于东海岸的文化成分。要说良渚文化对商周文化有什么影响。这个工作通过文化因素分析是可以看出一些端倪的。以纹饰来说，良渚玉器上的菱形纹、“鸟-兽-鸟”纹样组合、介字型纹、眼睛纹等在青铜器装饰中均能看到；以礼制来说，良渚古礼曾传承至商周文明中。严志斌先生近年讨论了良渚文化、二里头文化、商文化墓葬中玉锥形器、玉柄形器、圆陶片、漆觚的空间关系，认为漆觚在良渚文化时期、夏商周时期墓葬的器物组合，特别是酒器组合中占有重要地位。玉锥形器与玉柄形器形态上存在递变关系，使用方式上都是榫接于木棒上置于觚中以祼酒。他认为祼礼的来源相当古老，良渚文化时期就在江南地区流行，在二里头文化时期进入中原，随早商文化的开拓而广布，并传承至西周时期。中原地区三代文明汇聚四方精华，融合创新，我们可以将这种现象称为“周边古礼的中原化”。

澎湃新闻记者 黄晓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