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时期，商品经济迅速发展，民众的权利意识普遍觉醒。民间追求财利的争讼频发，其中较为普遍的是亲属之间的争业诉讼。此类案件与一般民事案件不同，要求司法官在裁断时不仅要“平息讼争”，更要“巩固人伦”，对其法律素养与道德水平要求极高。司法官需审慎考量判决对当事人生活的影响，尤其是在涉及家庭、抚养、赡养等的民事案件中，一份兼具法理与温度的判决，更能有效化解矛盾、促进社会和谐。

　　一桩争业疑案的由来

　　《名公书判清明集》是南宋时期判牍案例的汇编，汇集了胡颖、吴恕斋等多位官员处理诉讼案件的判词，生动展现了南宋法律制度的实践样貌与法律文化特质，也深刻揭示出宋代社会中财产、继承、婚姻、契约等法律问题的复杂性。书中记录了一桩养子与亲生子之间的争业案件，该案由宋代著名司法官胡颖裁断。《宋史·卷四百一十六·胡颖传》记载：“颖为人正直刚果，博学强记，吐辞成文，书判下笔千言，援据经史，切当事情，仓卒之际，对偶皆精，读者惊叹。临政善断，不畏强御。”此案是胡颖在湖南任提举常平期间审理的，其中牵涉养子的继承权、异姓兄弟分家析产、契约的法律效力、别籍异财等丰富法律议题，堪称分析中国古代民事司法智慧的典型案例。

　　案件的当事人谭友吉兄弟二人是谭念华的亲生儿子，但不仅被逐出家门，且在谭念华死后未继承到任何财产。而李子钦作为谭念华的养子，反倒继承了所有财产。此为何故？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隐情？经过胡颖的细细查问，案件诸多细节浮出水面。

　　据李子钦所言，谭友吉兄弟不学无术，与其父谭念华矛盾极深，早在嘉定年间就将田产擅自典卖。自己虽为养子，但与谭念华感情深厚，养父对他十分喜爱，自愿将所有财产由他继承。

　　难道真如李子钦所言，谭念华自愿传产、谭友吉兄弟擅自典卖田产？案件审理决不可偏听偏信，胡颖随即传唤谭友吉兄弟核实情况。谭友吉兄弟二人将诉讼缘由和盘托出。据二人所言，李子钦小时候随母亲改嫁到谭念华家，受其长育之恩，已三十年，与亲生父子无异。而李子钦背德忘义，与其母造计设谋，离间谭念华与亲生儿子的关系，图占谭念华之家业。谭念华受后妻蒙蔽、被李子钦蛊惑，不仅驱逐亲生儿子，还逼迫谭友吉兄弟虚写契字，将全部田产划归李子钦；兄弟二人当时隐忍签字，是唯恐重伤父亲之心，直到父亲去世后，才因走投无路诉至官府。双方各执一词，证言截然相反，案件真相亟待进一步核查与厘清。

　　躬亲推鞫，定分止争

　　宋代审理民事案件，司法官尤为重视“情实”，即梳理案件事实、还原案件真相，普遍主张推鞫得情，坚持公正裁判。该案中，胡颖在掌握双方陈述、了解案件基本情况后，便迅速锁定两大争议焦点：一是李子钦提供的十份契约是否具有法律效力；二是谭念华在世时，谭友吉兄弟是否有权处理财产。

　　李子钦所提交十份契约，是谭友吉兄弟书写的将全部田产归李子钦所有的契约。为查清契约的真伪，胡颖指令官府对李子钦提供的十份契约进行细致核验，结果发现诸多疑点：五份契约订立于嘉定十年之后，另五份契约订立于绍定、端平年间，均为谭念华健在时发生的事情，其子谭友吉怎么可能擅自典卖田产呢？即便出于谭念华的意思，对于所立契约，谭念华也应当一并签字画押，为何嘉定年间的五份契约、绍定年间的一份契约，都没有谭念华的签字？其中签字的只有绍定三年、绍定五年和端平元年、嘉熙元年四份契约而已。再核对契约到官府钤印的时间，那些嘉定年间所立契约，其中有三份是在淳祐二年二月钤印，相隔有二十四五年，绍定年以后的五份契约也有一份是同一时间钤印的，相隔也有十三四年。

　　案件核心事实逐渐清晰。胡颖在对这两项重要细节进行分析后，初步判定这些契约明显与法律规定相违背。关于田宅诉讼的受理与契约效力，《宋刑统·户婚律·典卖指当论竞物业》明确规定：“诸典卖田宅，皆得本司文牒，然后听之。若不相本问，违而辄卖买者，财没不追，地还本主；过二十年，虽无文牒，亦不在论理之限。”意思是典卖田宅需经官府核准，契约不全或超过二十年的，官府不予受理。该案所涉契约存在签字不全、补印延迟等重大瑕疵，且部分契约订立时间与钤印时间相隔过久，符合“契约瑕疵+时效存疑”的不予受理情形，其法律效力本就存疑。胡颖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谭念华在世时谭友吉兄弟对财产的处理是否属于“别籍异财”。别籍异财是指“分家另立户籍、分割家产”，宋代对别籍异财的禁止规定承袭唐制。法律明确规定“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由此可知，别籍异财行为在主观上当属故意为之，而该案中，谭友吉兄弟是在受威逼之下书写的契约文书，属于违背当事人意愿，因此该契约当属无效。

　　另外，根据邻居的证词可知，李子钦随母亲改嫁时并无随身财产，其生父也没有田产，李子钦成年后也不曾经营过什么营生，全靠谭念华供给吃穿用度、支付婚娶费用。其母阿魏素来憎恨谭友吉兄弟，常在谭念华面前进谗言，导致谭友吉兄弟被驱逐，只留李子钦在身边。谭念华的所有财物，则全部传给李子钦，田产以虚假买卖名义划归其名下，至于房屋之类的财产，一并归李子钦所有，谭友吉兄弟不曾分得一毫。综合以上全部证据，胡颖认为：“谭念华之抚鞠李子钦，过于亲子，则李子钦之视谭念华如亲父，则谭友吉兄弟皆亲兄弟也。父母在堂，兄弟之间，其可自为交易乎？论至此，则所立之契，非特无谭念华押字者不可用，虽绍定以后四契，内有谭念华押字，亦不可用矣。”

　　宋代民事诉讼中，异姓兄弟为争财产起争端的情况不少。北宋文学家欧阳修曾言：“世道衰，人伦坏，而亲疏之理反其常，干戈起于骨肉，异类合为父子。”该案中，亲生儿子被驱逐、养子图谋家产的情形，正是这种人伦失序的缩影。此时，案件事实已全部查清，财产归属问题本可直接依据律法裁决，但李子钦是否应分得财产，却成为棘手难题。

　　严格按照律令规定，李子钦犯有离间他人父子、侵吞家产之罪，本无资格参与财产均分，但顾念天理伦常，加之谭念华对其十分喜爱，胡颖认为可“特给一分”。据此，胡颖对案件作出判决：将李子钦提供的十份契约当厅勾销作废，指令县衙行文下达所在都保，召集谭氏族长，将谭念华所有田产以及以李子钦名义买入置办的财产，一并依照条令在谭家诸子中均分。李子钦如此罪状，本不在参与均分之列，姑且因长期共同生活，加之谭念华对其钟爱，特地给予一份。其离间他人父子、圈占他人财产的罪行，却难以全部宽恕，从轻责杖刑一百。

　　跟随胡颖从案件受理、事实认定、法律适用到最终判决的全流程，可清晰窥见宋代司法官审理亲属纠纷的三重解纷智慧。首先，在查清案件事实基础上精准援法定罪、灵活适用法律；其次，充分考量天理人情，以判决巩固人伦秩序；再次，坚持宽严相济、抚民以仁，平衡惩戒与教化。整个审理过程实现了天理、国法、人情的有机统一，展现了传统中国民事审理的特色价值追求。

　　断罪援法理，判决睦人伦

　　对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不仅需要传承其精神内核，更要在司法实务层面发掘其当代价值。宋代的亲属争业纠纷与现代家事纠纷存在诸多共性，胡颖审理案件的思路与方法，对当下家事案件办理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其一，厘清案件事实与亲属间的身份关系是首要工作。亲属间由于特殊的身份关系，证词可能存在包庇或虚假之嫌。该案中，胡颖并未轻信任何一方证言，而是通过询问邻居，结合契约的查验结果与邻居的证词，综合考虑作出决断。在现代民事司法中，亲属纠纷中往往人身关系与财产关系交织，精准识别身份、严谨运用证据，不仅是查清事实的基础，更直接关系基层社会秩序的稳定。

　　其二，法律适用对案件的审理至关重要，正确理解立法意图是正确适用法律的前提。胡颖对别籍异财的含义进行了探寻，该案中，谭友吉兄弟虽然客观上存在别籍异财的行为，但从主观上看，这是二人的无奈之举，并不存在分家析产的故意，因此对其不作出处罚，且由此推出李子钦所持财产分割契约的不真实性。这种对立法意图的洞察，不仅尊重了纸面上的律法，更回应了现实逻辑，从而在司法实践中调和了法理与情理，达到良好的治理效果。当代社会，一些民事案件所涉伦理亲情因素更为盘根错节，司法裁判时，尤需在遵循法律规范的基础上，探求其目的与精神，实现司法公正。

　　其三，兼顾人伦情理是化解家事纠纷的核心。正所谓“清官难断家务事”，亲属纠纷的特殊性在于其背后的情感联结，审理时应对此重点考量。胡颖在最后判决中对李子钦犯罪行为进行惩罚，同时考量天理人伦，仍然给李子钦分了一份家产。谭念华的喜爱之情说明李子钦在作为养子期间对养父是尊敬的，最后均分的财产属于谭念华所有，从情理角度看，李子钦获得一份家产符合人伦礼法的要求。在判词最后，胡颖也通过恰当的方式对当事人进行理性说法、柔性劝导，平衡法理与人情。

　　胡颖审理的这桩“随母嫁之子图谋亲子之业”案，巧妙地化解了异姓兄弟之间财产继承的深层矛盾，充分展现了中国古代民事司法中事实、法律与伦理三者并重的内在逻辑，为当代司法实践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历史参照。当代民事案件审理中，不妨汲取古人的智慧，在坚守司法公正的前提下，注重化解情感隔阂、维护家庭和谐，实现案结、事了、人和，最终达成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

　　（作者单位：贵州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