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驻日本特约记者 王 军 本报记者 倪 浩 本报特约记者 李 静

编者的话：据路透社12月24日报道，有日本官员表示，该国政府决定停止对大型光伏项目进行财政支持，以“保护自然生态环境、保障公共安全并维护景观风貌”。这是日本在能源政策领域开倒车的最新案例。多年来，日本一直因为减排目标缩水以及对化石燃料的“恋恋不舍”屡次成为国际社会批评的焦点。不久前，日本又一次获得了象征着消极应对气候危机的“化石奖”。日本在能源转型议题上展现出的保守与拖延，不仅是技术或经济选择问题，更是其政治意愿、利益博弈与发展理念的深刻反映。有观点认为，在全球气候危机日益加剧之时，日本若不能从根本上调整其能源战略思维，那么它不仅将难以兑现国际气候承诺，更可能彻底辜负从《京都议定书》时代便承载的期待。

“与全球减排的努力背道而驰”

路透社日前报道称，日本计划从2027财年起停止对大型光伏项目的补贴。有分析认为，在海上风电项目面临不确定性、开发商退出的背景下，光伏项目的潜在放缓可能进一步抑制日本可再生能源的增长。这给全球第五大二氧化碳排放国日本的减排目标增添了新的挑战。

这并非日本首次因能源政策受到批评。事实上，有媒体直言，日本已成为国际环保团体“气候行动网络”所颁发的、不光彩的“化石奖”的“常客”。该奖项自1999年起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期间颁发，旨在点名批评那些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态度消极的国家。据日本共同社等媒体报道，过去十多年，日本屡次成为这一不光彩“奖项”的得主。特别是从2021年到2025年，日本连续五年被点名，其中2024年是作为七国集团的一员“上榜”。

日本屡屡获得“化石奖”的原因包括：为印尼等发展中国家援建使用煤炭的火力发电站，导致温室气体排放量增加；通过将氢气和氨气与化石燃料混合燃烧等“掩盖问题”的手段，延长火力发电站的运营寿命，推迟向真正可再生能源的转型；在煤炭、天然气及石油等化石燃料上投入巨资；不断推动煤电站设备出口，与全球减排的努力背道而驰等。

日本能源转型的拖延与滞后，在其电力来源构成上得到直观体现。根据日本经济产业省资源能源厅发布的2023年度统计数据，该国的总发电量为9854亿千瓦时，其中天然气发电占比约为32.9%，煤炭发电占比约为28.5%，石油发电等占比约为7.3%，化石燃料合计占比高达68.7%左右。相比之下，包含可再生能源在内的非化石燃料发电占比约为31.3%。

日本不仅在本国国内减缓脱碳行动，还阻碍其他国家的能源转型。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东亚论坛今年7月发表题为《日本的“天然气帝国”阻碍了亚洲向可再生能源的转型》一文，称在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和2011年福岛核事故之后，日本大力投资液化天然气，“在我们今天所知的全球液化天然气贸易重组中，日本发挥了核心作用”。然而，随着国内市场对天然气需求的下降，日本的能源公司正在鼓励其他国家使用更多的天然气，而这可能减缓相关国家的脱碳进程。

国际环保组织“地球之友（日本）”的数据显示，自《巴黎协定》2016年生效到2024年，日本国际协力银行资助的26个海外天然气项目，已累计产生4.08亿吨碳排放，体量堪比一个全球前二十的排放大国。

行业团体正为政府制定脱碳政策？

据美国“外交学者”网站今年2月报道，日本计划到2035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在2013年的基础上减少60%。《巴黎协定》提出，到本世纪末，应将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幅控制在2摄氏度之内，并为把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而努力。有专家指出，要实现1.5摄氏度的目标，日本至少需要在2035年前减排81%，这意味着日本设定的上述目标远低于要求。

更关键的是，日本在淘汰化石燃料方面态度暧昧，其提出的截至2040年的能源战略并未包含明确的煤炭淘汰计划。该战略显示，到2040年，煤炭和其他化石燃料仍将占日本电力结构的30%至40%。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日本在海外仍持续投资化石燃料项目。美国“外交学者”网站称，日本通过其“亚洲零排放共同体”倡议推动区域脱碳，但化石燃料项目仍占据其通过该倡议投资的1/3以上。

在可再生能源发展方面，日本的目标也显得保守。日本气候政策智库“气候整合”执行主任平田仁子今年1月在《日本时报》网站上发表文章，称日本当前的目标是到2030年，将可再生能源在电力结构中的占比提高到36%至38%，而2040年目标仅为将这一比例提升至40%至50%。这意味着2030年后日本可再生能源在电力结构中的占比可能不会增长。此外，日本拥有巨大的海上风电潜力，但该国的计划仅为到2040年使风电在其电力结构中的占比达到4%至8%。平田仁子援引多项研究称，日本的风电目标至少可提高25%。

“真正的问题不仅是日本的政策是否符合气候协议，问题的核心在于谁来决定未来——是化石燃料行业，还是承受气候冲击最严重的民众？”据美国“外交学者”网站报道，数十年来，日本的气候政策制定过程一直被支持维持化石燃料的声音主导，独立专家意见被公然边缘化。构成日本气候运动主力的年轻人认为，该国的减排目标之所以缺乏雄心，是因为它照搬了国内最大的行业团体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的提议。这也就是说，日本主要的二氧化碳排放者正在为政府制定脱碳政策。

平田仁子以她的亲身观察详述了去年日本部分能源政策草案的出台过程。她表示，整个2024年，日本几乎每周都举行政府委员会会议，主要由经济产业省主持，涵盖广泛议题。然而，平田仁子及其团队发现，在讨论能源政策的核心平台——战略政策委员会的会议上，每次都会分发各分支委员会早已准备好的文件，成员每人仅有3到4分钟发言时间，很少进行真正的辩论。对于熟悉该过程的人而言，这些委员会的会议室并非公开讨论的空间，而是为政府主导政策背书的场所，其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是预先确定的”。

平田仁子提到一个插曲：在一次联合会议中，一名年轻委员质疑整个流程并呼吁在2024年12月就更具雄心的目标进行讨论，这意外引发了热烈辩论。有委员称终于能进行“有意义的对话”了，但一周后，由时任首相石破茂主持的两场内阁会议迅速原样批准了相关草案。平田仁子称，在整个过程中，最具影响力的经济产业省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而委员会自下而上的结构让化石行业代表得以积极参与并强力维护其利益。

除了政策制定机制的问题，日本固有的经济结构也为能源转型设置了障碍。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日本经济研究学者王佳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钢铁、汽车等大型传统产业在日本经济和政治中占有重要地位，也是日本工业碳排放的大户。这些行业的转型需要巨额投资和颠覆性改变，导致日本政府在政策制定中倾向于选择更保守、渐进式的转型路径，如推广混动汽车而非纯电动汽车，推广氨混烧而非直接淘汰燃煤。王佳认为，总体上，日本的能源转型政策看上去是有目标、有行动的，但其路径选择被国际环保团体认为是不够积极，甚至是具有误导性的。

“有缺陷的能源计划威胁全球气候目标”

1997年12月11日，经过长时间谈判，《京都议定书》在日本京都诞生，成为迈向《巴黎协定》的重要一步。据英国《卫报》等媒体报道，议定书设定了第一承诺期减排指标，要求在2008—2012年间将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削减5.2%。1997年担任联合国气变大会东道主的日本，将这份议定书誉为历史性突破，因为它首次为发达国家设立了强制减排目标。

“日本的气候与能源政策未能承继京都遗产。”英国《卫报》这样写道。平田仁子表示，可再生能源在契合日本“S+3E”（安全性+能源安全、经济效率、环境保护）能源政策核心原则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太阳能和风能有助于减少化石燃料进口、缓解燃料价格波动并改善贸易平衡。她强调，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正急剧下降，甚至已经低于煤炭和液化天然气发电成本，且是经过验证、可快速部署的脱碳技术。然而，尽管优势明显，日本政府的叙事却长期聚焦于可再生能源的供应不稳定、地方反对等负面因素。

王佳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日本面临的能源转型困局源于一个核心矛盾，即保障能源安全与实现彻底脱碳两大目标之间的矛盾。在这种矛盾的抉择中，日本倒向了更重视能源安全的渐进式路线，在战略实现上寄托于未经验证的技术，这在国际行动上表现为明显的利己主义。

日本的能源转型路径已经招致国际社会及媒体的广泛批评。《日本时报》2022年发文称，从《京都议定书》到“化石奖”，不作为玷污了日本气候形象。平田仁子批评说，日本的能源计划危及真正的气候危机解决方案。

彭博社2023年表示，日本成为了“被能源转型遗忘的国度”。欧洲《现代外交》杂志今年6月发文，批评了日本在东南亚地区进行的“洗绿”行动。美国“外交学者”网站则直指“日本有缺陷的能源计划威胁全球气候目标”。文章称，当世界关注美国退出《巴黎协定》时，日本正悄然站在悬崖边缘，其能源与气候行动计划不仅辜负国内期望，更对全球共同目标构成了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