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廷帆（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中国商业经济学会理事）

近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正式启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只区域基金同步设立运行。这是“十五五”规划支撑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的关键布局，也是在国际科技竞争加剧背景下，构建自主可控创新资本链条的战略举措。

当前正值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物制造等前沿技术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的关键窗口期。大量处于种子期、天使轮的硬科技项目陷入创新的“死亡之谷”——技术可行性已初步验证，但商业化路径尚不清晰，规模化应用仍需时日。这恰恰是技术转化最需要资本耐心陪伴的阶段，却也是逐利性资本最为“怯场”的时刻。这种由“短钱”主导的创投市场，使得真正需要长期陪伴的原始创新反被冷落。

在这一背景下，国家创投引导基金的入场具有多重战略意义：一是逆周期注入信心。国家级基金的启动向市场释放了明确的政策信号——国家将长期、坚定地支持创新创业，这本身就是对市场预期的有力引导。二是填补市场失灵。以政策性资本介入高风险、长周期、高外溢性的原创技术领域，为“从0到1”的硬科技项目提供“第一桶金”，弥补市场化资本的结构性缺位。三是构建创新网络。国家引导基金并非取代市场化基金，而是通过与各类市场主体的协同互动，促进资金、知识、管理经验的流动，编织起支持创新的生态网络。

此次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设立的一大亮点是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只区域基金的同步设立。这并不是简单的地理覆盖式的资源分配，而是基于国家战略的精准落子。

三大区域代表着中国创新版图的三种范式。京津冀依托全国最密集的高校院所资源，长于基础研究和“从0到1”的原始创新；长三角以全球最完整的制造业集群为底座，在工程化放大、产业链整合和规模化量产上优势突出，擅长将实验室成果转化为可交付的产品；大湾区则凭借毗邻境外市场的区位优势与灵活的体制机制，在应用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和全球化运营上独具特色。三大基金并立，构建了一个从基础研究—技术转化—产业化应用的完整创新全链条，适配不同创新类型的资本支撑体系。

在整体部署下，京津冀专注源头突破，长三角承接工程转化，大湾区完成市场验证与全球拓展——这种梯度分工、接力创新的模式，将大大缩短科技成果从实验室到市场的转化周期。这样的布局也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题中之义。创新要素的高效流动，是统一大市场的核心要求。三只区域基金在国家层面的统筹协调下，有望打破资本、技术、人才跨区域流动的隐性壁垒。资本的跨区域配置，将带动知识、人才、数据等创新要素的协同流转，真正实现“研发在此地、转化在彼地、市场在全国”的开放创新格局。

国家创投引导基金承载着支撑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宏大使命，其意义远超一般性的产业投资。

“十五五”规划建议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摆在战略任务的第一条，并对未来产业进行了前瞻布局：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这些代表着新质生产力方向的战略性领域，无一不具有高度的技术不确定性和超长的投资回报周期。对此，规划建议明确提出发展创业投资，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国家引导基金正是这一“风险分担机制”的制度载体。

此外，“十五五”规划建议要求完善新型举国体制，全链条推动集成电路、工业母机、高端仪器等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决定性突破。这些“卡脖子”领域的技术攻关，需要长周期、高强度的资金投入，而这恰恰是市场化资本难以承受之重。国家引导基金的设置，正是为这些攻坚任务提供金融支撑。在外部科技封锁日益加剧的背景下，构建自主可控的创新资本循环体系，确保关键技术领域不会因为外资渠道收窄、资本断供而陷入停滞。

国家创投引导基金的设立，有望通过更深层的制度改革，破解“激励兼容”的经典难题：如何既容忍失败，又防止道德风险？如何既坚持政策目标，又尊重投资的专业判断？

从当前创投市场的现状出发，国家创投引导基金可以在以下三方面进一步探索与尝试：首先，国有资本参与创投，最大的掣肘往往不是资金不足，而是“不敢投、不敢亏”的考核压力。国家引导基金应率先探索“容亏”机制，以投资组合整体收益而非单一项目成败作为考核基准，将战略价值、技术突破、产业带动等综合效益纳入评价体系，在制度层面解除“投早投小投硬科技”的后顾之忧。其次，应通过合理的让利机制和风险分担安排，引导市场化资本跟投早期硬科技项目，形成“国家引导、市场跟进、风险共担”的投资格局，放大财政资金的杠杆效应。最后，从长远来看，受制于风险偏好约束、投资比例限制和考核机制束缚，社保基金、企业年金、保险资产等“长钱”进入创投市场的渠道仍然狭窄。国家引导基金的实践，应当为放宽社保基金、保险资金、企业年金进入创投行业探索可复制的制度路径，从源头上改变创投市场“短钱多、长钱少”的资本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