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塞拜疆新闻网12月24日文章，原题：中国为何不急 在全球政治中，支配地位往往通过高调宣言和力量展示来衡量，而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则像围棋大师般行事——低调、谨慎而稳重地落子，更注重战略纵深而非肤浅的表面声势。

乍看之下，领导权所需的一切要素似乎都已具备。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科技领域飞跃发展，全球基础设施网络不断扩大，拥有全球最强大的军队之一。但北京并未自诩为新世界秩序领导者，而是提出“和平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这并非偶然，也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植根于深厚的历史记忆、哲学传统与务实考虑精心构筑的多维战略。

这种行事方式的根基在于中华文明本身——其历史观具有循环而非线性的特征。儒家强调和谐、社会等级与克制，道家奉行无为而治，孙子兵法主张不战而胜——这些共同构成了独特的思维范式。

中国人铭记那段“百年屈辱”，那场创伤性经历带来持久的影响。在国际舞台上，中国具有耐心。这种耐心体现在“通过参与而非支配实现领导”的外交模式。

中国避免直接介入全球冲突和危机解决，而是通过多边机构扩大自身影响力，比如创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积极推动“金砖+”机制，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推进倡议……中国并非试图瓦解世界银行等现有体系，而是在构建自身发挥中心作用的体系，在避免直接对抗的前提下提供一些替代方案。

这一策略的基础就是经济。雄心勃勃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是构建全球互联互通关系的工具。中国正在成为亚洲、欧洲和非洲数十个国家不可或缺的经济伙伴和参与建设者。相比西方部署军力的做法，中国的这种影响力更具韧性。

与此同时，中国国内进行经济转型，从出口和投资驱动转向以国内消费和高科技为基础的模式。解决人口老龄化、环境压力以及与西方技术竞争等挑战，需要集中精力和资源。美国式的传统全球领导力意味着巨大代价：维持全球军事基地、维系同盟体系、干预地区冲突。对中国而言，做此类事的成本远超潜在收益。

北京战略的关键要素在于规避“修昔底德陷阱”——即崛起的大国与守成的霸主之间的致命冲突。中国选择非对称竞争的道路，不追求在航母打击群领域与美国抗衡，转而积极发展网络能力、人工智能技术及航天计划。其影响力正向非洲、拉丁美洲和中亚等传统上处于西方关注边缘的地区扩展。

此外，中国认识到21世纪领导权的概念正在发生变化。世界正日益“碎片化”，如今网络关系比等级体系更具影响，在关键领域成为不可或缺的核心参与者——无论是供应链、高科技制造业还是发展融资，都更为有利。中国追求掌控全球经济的“动脉”而非“政治版图”。

中国不急，并非因为犹豫，而是拥有最高形式的战略自信——这是对长远布局的选择：通过经济上互相依存、制度建设与科技主权逐步积累影响力。中国并非拒绝领导地位，而是按自身标准重新定义领导权——不是单边霸权，而是多极网络中的一支核心力量，其真实力量不在于宣言的数量，而在于（与其他国家）联结的深度和在关键领域制定规则的能力。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已是一种世界秩序的创造者，正选择一砖一瓦地默默建设。中国的目标并非统御现有世界，而是逐步构建一个新世界——让自身价值观与利益融入全球治理的肌理。（作者阿西夫·艾丁利，陈俊安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