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光明日报）

转自：光明日报

    利玛窦像(局部）明 游文辉/绘 作者提供

  对利玛窦，中国人并不陌生。他是中华世纪坛浮雕群像中两位外国人之一，另一位是马可·波罗。在各个版本的利玛窦画像中，他戴的颇具明代儒生特色的帽子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中华文明的礼仪标识

  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衣冠远不只是蔽体御寒之物，还是承载着深厚礼制内涵的身份象征。从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的传说，到历代王朝“改正朔，易服色”的仪式，服饰制度始终是中华文明秩序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楚庄王“衣以文绣，置华屋之下”的轶事，战国时期“齐纨鲁缟”号称“冠带衣履天下”，这些记载无不表明，在中国古代社会，衣冠早已超越物质层面，成为文化认同、社会等级与文明观念的具象表达。

  明代洪武年间，朱元璋诏定“士民皆发于顶，官则乌纱帽、圆领袍、束带、黑靴”，建立起一套严格而细密的服饰等级制度。对官民服饰的颜色、形制等都有明确的限制，通过服饰材质、颜色、纹样等细节，将社会各阶层纳入一个可见的秩序网络之中，如凡庶民、商贾、技艺、步军、杂职一律不许穿靴；庶人戴四方平定巾则帽不得用顶，帽珠只许用水晶、香木等。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下，来自遥远欧洲的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开始了对自身服饰的选择，开启了一场微妙而深刻的文明对话。

画家笔下的利玛窦

  明代澳门画家游文辉于1610年创作的利玛窦肖像，被认为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油画作品之一。这幅画像不仅记录了利玛窦的容貌，还捕捉了跨文化交流中一个关键的文化转换时刻。画中，利玛窦身穿深色儒服，面容温和睿智，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头上所戴的“东坡巾”。

  东坡巾，相传为宋代文豪苏轼所创，实则是古代幅巾在宋明时期的复兴与演变。这种巾子顶高檐短，呈桶状，以乌纱制成，因其自然高雅的风度之美而备受文人推崇。朱熹称之为“高士巾”，视其为野老之服。在明代，东坡巾成为文人雅士、隐逸高人的标志性首服。16世纪初唐寅的《李端端像》和1607年龚显的《椒老像》中的东坡巾，都象征着超脱世俗、追求精神自由的文化人格。

  另一幅较少为人所知的利玛窦画像中，他戴的则是“四方平定巾”。据《三才图会》记载，此巾源自明初，士人杨维祯谒见朱元璋时戴此巾，为取悦皇帝而称其有“四方平定”之意。朱元璋遂诏布天下，令士庶服用。四方平定巾成为明代士大夫最具代表性的巾式之一，其形制随时代变化，明末时异常高大，民间戏称戴此巾者“头顶一个书橱”。

  两幅画像中的服饰选择绝非偶然。利玛窦1582年抵达澳门，第二年到广东肇庆。最初，传教士穿着的是佛教僧侣的服装，自称“西僧”。利玛窦很快发现，在中国社会结构中，僧侣地位远低于儒家士大夫。于是，1589年，在弟子瞿汝夔的建议下，利玛窦做出重要改变：放弃僧装，改穿儒服。瞿汝夔先从利玛窦学炼金术，后转习科学知识，成为利玛窦得意门生。他深知儒家士大夫才是受社会尊敬的阶层。“东坡巾”是士大夫阶层的典型头饰，它不仅是服饰，更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这一变化得到中国传教团负责人范礼安神父的支持，标志着耶稣会在华传教策略的根本性调整。

从“西僧”到“西儒”的文化策略

  利玛窦的服饰转变，是一个深思熟虑的文化适应策略。他在书信中明确写道：“我们全部身着中国服饰，只留下方帽以纪念十字架。今年，我改戴一顶类似主教礼冠式的帽子，非常奇怪，尖尖的。这样，我就完全打扮成了中国人的样子。”这段话揭示了服饰改变的多重含义。

  改变服饰是重构身份的必要手段。在明代严格的社会等级制度中，服饰是个人社会地位最直接的标识。僧侣的缁衣与儒者的巾袍，在中国文化语境中代表着截然不同的社会角色与文化立场。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后，虽经本土化改造，但僧侣始终处于士农工商四民之外，政治地位有限，社会影响力受到制约。而儒家士大夫则长期居于社会领导阶层，掌握着文化话语权与政治资源。利玛窦改穿儒服、头戴儒巾，实质上是在进行一场文化身份的“升维”，使自己能够以平等乃至受尊重的姿态与中国精英阶层交流对话。

  改变服饰是文化尊重的具体体现。利玛窦深谙入乡随俗的道理。他不仅学习汉语，研读四书五经，更在生活方式上主动向中国文化靠拢。这种全方位的文化适应，传递出他对中华文明的尊重与认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正衣冠”是修身的重要环节，《礼记》有云：“礼仪之始，在于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利玛窦严谨的儒者装扮，实际上是在践行中国文化的礼仪要求，这为他赢得了许多士大夫的好感与信任。

  服饰改变是传教策略的关键调整。利玛窦意识到，直接宣讲福音在中国难以奏效，必须找到基督教与儒家思想的契合点，采取“补儒易佛”的策略。而外在形象的儒化，是这一策略的直观体现。当他头戴东坡巾或四方平定巾，身穿深衣宽袍时，便自然被归入士人阶层，获得进入中国主流文化圈的“通行证”。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士大夫，之所以愿意与利玛窦深入交往，部分原因正是这种文化外观上的认同感。

中西服饰文化的深层对话

  利玛窦的帽子成为中西服饰文化对话的缩影。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冠帽具有强烈的礼仪象征意义。《礼记·冠义》云：“冠者，礼之始也。”男子二十而行冠礼，不仅标志着成年，更意味着成为礼法社会的一员，承担相应的伦理责任。冠冕的形制、材质、颜色都有严格规定，成为身份等级的外在标识。孔子曾感叹：“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将衣冠形制上升至文明存续的高度。

  相比之下，欧洲中世纪的冠帽文化虽也有等级区分，但更强调职业、阶层而非礼仪意义。教士的方帽、贵族的羽帽、平民的便帽，区分相对简单。基督教文化中，脱帽表示谦卑与尊敬，与中国文化中将“免冠”视为羞辱形成鲜明对比。利玛窦敏锐地察觉到这种差异，并在实践中进行了创造性转化——他保留了象征基督教信仰的方帽元素，同时接受了中国士人的巾冠样式，形成了一种文化融合的独特外观。

  游文辉画像中的利玛窦，头戴东坡巾，身穿深色儒服，这一形象本身就是文化融合的产物。东坡巾作为宋代文人精神的象征，承载着中国士大夫追求道统独立、精神自由的文化理想；而利玛窦作为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同样重视理性、知识与个人价值。两种文化传统在服饰这一载体上形成了某种精神共鸣。

衣冠文明的现代回响

  利玛窦的“文化适应”策略，对今天的跨文化交流仍具有启示意义。利玛窦不是简单地改变外表，而是在理解中华文明内在逻辑的基础上，寻找基督教与儒家的共通之处，通过服饰、礼仪、语言等多重媒介，搭建起跨文化理解的桥梁。这种策略取得了显著成效：利玛窦不仅成为第一个深入中国宫廷的西方传教士，更与徐光启合作翻译了《几何原本》等西方科学著作，开启了“西学东渐”的先河。

  值得注意的是，利玛窦的文化适应并非单向地自我改变。在影响中国的同时，他也通过书信、报告等方式向欧洲介绍中国文化，推动了“东学西传”。他身穿儒服的形象被欧洲画家多次描绘，成为欧洲人想象中国的重要视觉符号。这种双向的文化交流，正是文明对话的理想形态。

  四百多年后，在利玛窦的故乡意大利马切拉塔，他的雕像旁矗立着一尊头戴乌纱帽、身着长袍的中国古人雕像。这尊雕像的身份至今引人猜测，但它的存在本身，已经成为一个象征。正所谓，衣冠之间，文明相遇；巾冠之上，世界相通。利玛窦的故事，如同一面历史的镜子，映照出跨文化理解的真谛——它告诉我们唯有放下文化优越感，以平等、尊重、开放的心态看待他者，才能真正实现文明的对话与共生。这或许就是这顶跨越四百年的“帽子”，留给当代世界最宝贵的启示。

（作者：陈国辉，系广州美术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