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适逢俄国十二月党人起义200周年。在历史教科书中，他们是反抗专制的革命先驱；在当代俄罗斯的公共舆论与史学界，他们却身处一场激烈的“记忆战争”中心。对十二月党人的评价，早已超越了传统“革命殉道者”的神话形象，裂变为自由派眼中的民主先知、保守派口中的国家叛徒，以及实证史学家笔下更为复杂的群体。这场持续了两个世纪的形象争夺战，既有档案挖掘下的学术求真，更映射出俄罗斯国家身份认同与意识形态变迁的复杂面向。

神话的诞生：从贵族叛乱到革命殉道者

十二月党人的“革命神话”，并非起义失败的即刻产物，而是帝俄时代知识界合力塑造的结果。1825年12月26日（俄历12月14日）圣彼得堡参政院广场起义，试图阻止新皇帝尼古拉一世掌权，然后按照西方模式在俄国推行激进变革。这些事件被载入史册，称为十二月党人起义，参与起义者被称为“十二月党人（декабристы）”。

俄国早期革命者赫尔岑深受十二月党人鼓舞，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宣传十二月党人和法国革命，后来又宣传圣西门主义和同一个革命，宣传宪政和共和制……但是宣传得最多的是对一切暴力、一切专制统治的憎恨。”[1]在他的笔下，十二月党人和法国革命一样，是专制统治的反抗者。赫尔岑还将十二月党人塑造为俄国人民而牺牲的“殉道者”，如在一名十二月党人军官的葬礼上，他称其为“尼古拉时代的伟大受难者、俄国第一次觉醒的英雄”。为正义事业献身的“革命英雄”和“殉道者”，是赫尔岑笔下十二月党人的核心形象。

格奥尔格·蒂姆的画作《1825年12月14日参政院广场上的起义》（Восстание 14 декабря 1825 года на Сенатской площади）再现了十二月党人方阵在参政院广场与禁卫军对峙的瞬间。

1856年8月，亚历山大二世宣布对十二月党人进行特赦。随着官方层面“解冻”，俄国知识界掀起了一场十二月党人热。托尔斯泰将十二月党人起义视为俄军击败拿破仑一事的精神延续，涅克拉索夫的长诗《俄罗斯妇女》则通过十二月党人的妻子跟随丈夫流放西伯利亚的悲情叙事，完成对十二月党人道德形象的神圣化。

如果说文学家刻画了十二月党人的“革命殉道者”形象，那么历史学家则从实证的角度为这一形象辩护。到19世纪末，官方历史学家也开始宣扬十二月党人的“革命圣徒”形象。持官方立场的历史学家Н. К.希尔德认为：“十二月党人事业的最重要特征是广义的自我牺牲……其领导人的自我牺牲精神更加引人注目，因为他们中几乎没有人抱有成功的希望；所有人都做好为其信念而牺牲的准备。”[2]到20世纪初，十二月党人是为人民权益而牺牲的“殉道者”，已然成为帝俄知识界的共识。

帝俄知识界也存在着其他声音。如历史学家克柳切夫斯基虽充分肯定了十二月党人的爱国精神，却认为十二月党人行为鲁莽幼稚、十二月党人起义是对历史影响有限的偶然，“12月14日事件本不具有的意义加给了它，本不是由事件产生的后果却又归咎于它”，“12月14日运动是近卫军最后一次宫廷政变，从此俄国贵族阶层的政治作用宣告结束”。[3]不过，相比而言，赫尔岑所塑造的“殉道者”和“革命英雄”形象始终居于主流。这一神话的塑造，实际上也是俄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专制环境下为自己寻找精神源头与道德旗帜的需要。

即使早在1905年，随着大批十二月党人档案的解密，帝俄知识分子就痛苦地发现历史上的十二月党人与其塑造的“革命殉道者”形象并不完全相符。历史中的十二月党人会为自己做无罪辩护，会为自身利益与帝俄统治者妥协。历史学家波克罗夫斯基1907年就敏锐地洞察到：“传奇已经陨落，不再有小说中的英雄，有的只是活生生的人，他们有弱点和缺点，但也具有一切鲜活而动人心弦的特征。”[4]然而，在革命运动风起云涌的20世纪初，俄国知识分子仍需坚持十二月党人的神话，知识层面的冲击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十二月党人的革命圣徒形象。

从革命史观到记忆战场：苏联时代的解构与后苏联时代的重构

不同于帝俄知识分子的评价，列宁在《纪念赫尔岑》一文中写道：“这些革命者的圈子是狭小的。他们同人民的距离非常远。但是，他们的事业没有落空。”[5]列宁将俄国革命者划分为三代人，第一代是“贵族和地主，十二月党人和赫尔岑”，第二代是“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第三代则是“群众自身”，在这一视角下，十二月党人无疑是俄国革命的先驱。但同时，作为贵族革命家，十二月党人有其固有的阶级局限性，列宁对赫尔岑的评价“没有看见革命的人民，也就不可能相信革命的人民”也适用于十二月党人，以十二月党人为代表的贵族革命家没有同农奴和市民等阶层组成同盟，而是仅仅将他们视为有待拯救的客体。这正是列宁认为贵族革命家“圈子是狭小的，同人民距离非常远”的根本原因。可见，列宁认识到十二月党人的“双重性”。

列宾的名画《拒绝忏悔》（Отказ от исповеди）描绘了俄国民粹派在处刑前拒绝向代表着旧制度的牧师妥协。这种革命殉难者精神被认为是十二月党人精神的后继者。

苏联时期，历史学家М.В.涅奇金娜的专著《十二月党人》在马克思主义框架下确立了十二月党人作为“贵族革命家”的经典论述：既肯定其开启俄国革命运动的进步性，也指出其脱离人民的局限性。不过，尽管涅奇金娜也坚持十二月党人具有双重性，但她对十二月党人革命性一面的论述远远多于其局限性的一面。这一“双重性”论断影响深远，却依然服务于革命史叙事。她还认为沙皇政府对十二月党人的评价是“反动的”、“虚伪的”，同时批评克柳切夫斯基对十二月党人的评论是“自由主义的”，“阉割了十二月党人运动的革命内容”。[6]涅奇金娜对十二月党人的评价长期主导苏联历史学界，其著作对中国的十二月党人研究也有较大的影响。[7]也正是在涅奇金娜的影响下，中国学界更多关注十二月党人的革命性，却对十二月党人的局限性较少提及。

苏联解体后，单一的史观崩塌，十二月党人形象随之落入一片“记忆的战场”。争夺主要在自由派、保守派和实证主义者三方展开。

传统的“革命殉道者”形象相对衰落，但仍得到自由派学者支持。Л.М.卢克斯认为十二月党人是俄国民主与自由的先驱，十二月党人的存在证明俄国并非纯粹的专制主义国家，俄国同样具有长达190年追求自由的传统。В.М.博科娃则坚定维护十二月党人的道德属性：“（十二月党人）代表着最高程度的公民精神和进行特殊个人牺牲的决心，即：为了祖国的福祉这一更神圣的事业，不惜推翻最神圣的人。”[8]在当代俄国，捍卫十二月党人“革命殉道者”形象的人往往具有一定的自由主义倾向，他们捍卫十二月党人的实质是将其视为反抗现行体制的政治符号，例如2011年博洛特纳亚广场的集会中，反对派便将自己比作“二十一世纪的十二月党人”。

保守主义者则直接将十二月党人描绘为“俄国的叛徒”。保守主义学者М.В.斯莫林将十二月党人描绘为单纯的叛乱分子，他声称十二月党人不是自由主义者也不是立宪主义者，只是想要弑君并消灭所有执政者。另一位保守主义评论家О.А.普拉东诺夫则认为十二月党人与西方自由主义势力合谋摧毁东正教传统，其纲领是“对俄国精神的背叛”[9]。尽管许多人指出这些保守主义学者的历史写作欠缺专业性，但他们的观点具有一定公共影响力。

一些坚持实证主义的专业历史学家对传统的“殉道者”形象提出反思。O.И.基扬斯卡娅认为，获取政治权力是十二月党人的重要目标之一。她通过档案研究揭示，南方协会领导人П.И.彼斯捷利挪用军费、伪造报告，利用这些手段巩固自己的小团体。[10]Т.В.安德烈耶娃则认为，十二月党人内部存在巨大分歧，参与过拿破仑战争的老一代成员更多倾向自由主义改良，新一代成员则更加激进。这些职业历史学家从实证主义的角度出发，剖析了十二月党人内部的代际与理念分歧，消解了其形象的统一性与纯粹性。

2019年俄罗斯上映的历史大片《救国同盟》所引发的舆论海啸，是这场记忆战争的集中展演。影片将十二月党人描绘为天真、矛盾的爱国青年，同时给予镇压者尼古拉一世以理解性刻画，十二月党人与镇压十二月党人的沙皇尼古拉一世成了不同立场的爱国者。这立刻引发自由派的激烈抨击，评论家А.В.多林指责其为“君主制宣传”，为尼古拉一世辩护的做法是君主主义者与保守派的宣传战，这一评价旋即引发了与保守派的新一轮论战。

电影《救国同盟》（Cоюз спасения）剧照，在本剧的角色塑造中，十二月党青年军官明显带有几分稚气、不正经，一反传统严肃的“殉道者”形象。

这场争论本身，折射出俄罗斯思想界的裂痕，也恰恰证明十二月党人已不再是铁板一块的历史群体，而是当下意识形态较量的文化符号。对于十二月党人符号的争夺，不仅是对十二月党人研究深化的结果，更是不同派别对自身政治合法性塑造的过程。

记忆之争的背后：历史的复杂多面与现实的认同困境

从帝俄至今，十二月党人形象的变迁深刻反映了历史真相的复杂性与多面性，映射了当代俄罗斯政治身份认同的矛盾性与多元性，其本质是俄国不同时代不同政治力量对国家发展道路认知和意识形态建构的争夺。

十二月党人革命者形象的铁板化，是帝俄时期意识形态宣传的结果。十二月党人中的激进派和审讯人员均有意宣扬十二月党人的革命性。十二月党人南方协会领导人彼斯捷利在受审时曾供述：“我们的秘密社团从成立之初就是革命的，在它存在的整个过程中，它从未停止过革命。”[11]然而彼斯捷利的这一口供更像是激进派的口号而非事实。帝俄政府一共审讯579人，其中290人被无罪释放，仅有53人被判处死刑。可见为数更多的十二月党人没有为革命做出实践活动。审讯人员的有意引导则从反方向助推十二月党人的“革命神话”。在尼古拉一世指挥下，审讯人员有意将十二月党人全部塑造为弑君的共和主义者，并极力夸大十二月党人的严密性和纪律性。然而，十二月党人的组织实际上相对松散，参与过“救国协会”和“幸福协会”的前十二月党成员П.П.洛普欣为自己加入社团辩解道：“只要认识其中一个成员，与他交流并发表过于自由的见解，就有可能成为这个犯罪社团的成员。”[12]可见，十二月党人并非极其严密的革命组织。此外，帝俄统治者出于自身目的，夸大十二月党人的危害性，此类表述一定程度上和十二月党人内部激进派自我标榜的宣言合流，共同塑造了十二月党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革命殉道者”形象。此后，这种形象在帝俄知识分子的层累建构中越发固化，最终成为对十二月党人的主流认知。

十二月党人形象从单向度走向双重性再走向多元化，则是苏联时代与后苏联时代对国家发展道路和身份认同争夺的结果。对于自由派而言，将十二月党人肯定为正面先驱，是俄国嫁接西欧自由主义传统、证明其属于“正常欧洲国家”历史路径的关键，这为当下的政治选择提供了深远的“历史合法性”。对于保守派而言，将十二月党人否定为负面破坏者，则是为了捍卫一条基于东正教精神、集体主义和国家威权的“独特文明”发展道路。否定十二月党人，就是否定以他们为象征的西方化转向，从而巩固一种反西方、重传统的民族认同。对实证主义史学家而言，他们的研究虽未直接参与政治论战，却从根基上消解了任何试图将十二月党人简单化为单一政治符号的尝试。

在两百周年之际，我们要穿越这场记忆战争的硝烟，重新接近那段历史本身的复杂面向。评估十二月党人起义的历史意义，必须拒绝将其纯粹浪漫化的“革命神话”，同时抵制将其完全妖魔化的“历史虚无”。我们需要重回历史语境，立足唯物史观，将其置于19世纪初期俄国社会结构的矛盾中分析。

十二月党人的斗争，既是旧制度危机下贵族阶级内部分化的产物，也是俄国现代化进程中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体现。实际上，俄罗斯学界已普遍认识到，十二月党人不应该特指12月14日起义中的革命者，而是应该将其扩展为19世纪前期一系列秘密结社的参与者。从这个角度上看，真正意义上的、具有坚定革命意志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在彼时尚未诞生，十二月党人内部坚定的革命者始终是少数。十二月党人组织的秘密社团“救国协会”“幸福协会”中，有许多没有参加过起义的成员，这些人也被称作“没有十二月的十二月党人”。

十二月党人运动的核心诉求，带有显著的贵族自由主义改良色彩，而非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纲领。秘密社团“幸福协会”的章程规定，幸福社会的职责是“协助政府将俄国提升到他生来注定的伟大水平”。而北方协会领导人С.П.特鲁别茨科伊则更是明确反对革命，尤其反对农民革命，他指出：“农民迟早会获得自由，地主自己去解放农民更有益，因为这样地主就可以和农民签订对自己有利的协议。农民起义必然伴随完全无法想象的恐怖，国家将成为冲突的牺牲品。”[13]显然，革命和牺牲从来不是十二月党人统一的主题，温和的自由主义改良在十二月党人的意识形态中始终占据重要地位，而这正是十二月党人部分成员试图在保存自身阶级利益前提下推动社会进步矛盾心态的集中体现。

十二月党人的历史进步性在于，首次以有组织的形式挑战沙皇专制，其纲领将自由、法治等现代性原则引入俄国政治议程。尽管许多十二月党成员并非坚定的革命者，但十二月党人起义仍然是俄国历史上第一次革命，为19世纪中叶后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奠定了思想先声。他们的行动与思想确实震动了专制体系的根基，为后世几代革命者树立了精神标杆。

同时，这是一场发生在社会条件远未成熟时代的、早熟的悲剧性启蒙。俄国社会发展的滞后性与十二月党人的贵族立场使得其革命尝试注定以失败收场。俄国资本主义在19世纪前期实力孱弱，资产阶级力量缺位，此时十二月党人未能建立超越阶级局限的同盟军，只能依靠少数军官密谋而非发动大众起义，与农奴、市民等社会阶层彻底割裂。在1825年起义的广场上，当士兵高呼“康斯坦丁和宪法万岁”时，群众却误以为是在保卫传统皇权。如列宁指出的，农奴制的俄国是受压制的、停滞不前的，起来反抗的只是极少数没有得到人民支持的软弱无力的贵族。十二月党人命运的悲剧性恰恰在于，他们终究无法背负俄国的东西方、上下层文化矛盾和隔阂的“十字架”，使西方自由、民主、平等的进步思想在俄国土地上扎根，也最终难以填平俄国社会上下层之间巨大的鸿沟。[14]这种革命者与人民的隔绝状态，正是十二月党人“同人民的距离非常远”的深层根源。

注释：

[1]《往事与随想》，赫尔岑著，项星耀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678页。

[2]Шильдер Н.К. Император Николай Первый. Его жизнь и царствование, Т. 1, СПб.: Изд-во А.С. Суворина, 1903, С. 435-436.

[3]瓦∙奥∙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五卷，刘祖熙等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230-250页。

[4]Аничков Е.В., Блеклов С.М., Богословский М.М. и др.: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в XIX веке, Т. 1: Дореформенная Россия (1800-1840), СПб.: Изд. А. и И. Гранат, 1907, С. 100.

[5]列宁：《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67页。

[6]涅奇金娜：《十二月党人》，黄其才、贺安保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75-177页。

[7]十二月党人运动是20世纪80年代国内俄国史研究的热点之一，代表性论文有范达人：《试论俄国十二月党人起义的性质》，《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1期；吴美芬：《俄国十二月党人起义的性质》，《世界历史》1984年第3期；徐焕忱：《对十二月党人运动的历史反思》，《史学月刊》1986年第5期。

[8]Бокова В.М. Эпоха тайных обществ: Русские 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объединения первой трети XIX в., М.: Реалии-Пресс, 2003. С. 247.

[9]Платонов О.А. Терновый венец России: История цареубийства, М.: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русской цивилизации, 2001, С. 442.

[10]Киянская О.И. Пестель, М.: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2005, С. 189-193.

[11]Нечкина М.В. Движение декабристов, Т. 1, М.: Изд-во Акад. наук СССР, 1955, С. 192.

[12]Восстание декабристов: документы, Т. 20: Дела Верховного уголовного суда и Следственной комиссии, М.: РОССПЭН, 2001, С. 440.

[13]Трубецкой С.П. Материалы о жизни и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Иркутск: Восточно-Сибирское книж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1983, С. 219.

[14]周厚琴：《俄国十二月党人命运的悲剧性》，《西伯利亚研究》2015年第2期。

陈翰林、周厚琴（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区域国别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