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光明日报）

转自：光明日报

  “村民留下还是迁走？”“遗址与村庄如何共生共荣？”如何平衡考古遗址保护与乡村发展，已成为当前亟须解决的重要课题。

  近日，一场世界遗产地的村庄和新村民“插话会”在四川省都江堰市举行，吸引了来自遗产保护、城乡规划、考古研究、建筑设计、文化创意等领域的专家学者，聚焦“如何平衡考古遗产保护与在地村庄发展”这一议题，分享理论研究和实践路径。会议由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考古遗产管理专业委员会主办，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文物保护与活化利用分院等承办。

保护优先 民生为本

  当考古遗址与现代村庄叠压共存，如何平衡文物保护与村庄经济发展成为亟待解决的课题。

  以西安汉长安城遗址为例。作为西汉王朝的都城遗址和“丝绸之路”的起点，汉长安城遗址城垣区面积36平方公里，其中“汉长安城未央宫遗址”作为“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中的一处遗址点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西安汉长安城遗址保管所副所长李勤介绍，汉长安城未央宫遗址的“遗产区”申遗前搬迁7个村，约1.1万人，解除了村庄生产生活对遗址的直接破坏。但是，“缓冲区”的城垣区目前仍存33村13万余人，严格的文物保护政策限制了居民的传统生产活动，如农耕、建设和商业开发，导致经济发展空间受限，居民收入增长乏力。保护与发展的天平严重倾斜，居民在“守护历史”与“维持生存”的夹缝中艰难喘息。

  类似的现象也在河南发生。郑州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刘文佳介绍，河南作为遗址大省，因经济欠发达，乡村振兴资金不足，遗址保护与乡村发展矛盾突出。她调研了13个乡村遗址公园，发现，除郑州、洛阳外，多数地市遗址公园都面临运营经费紧张的问题。此外，严格的保护要求制约了村庄发展，搬迁村民又因现实条件短期内无法推进。

  其实，这种“保遗址”与“谋发展”的现象在全国各地的遗址区普遍存在。究其根源，最主要的是遗址区土地权属复杂，居民传统生产活动受限，而严格的保护法规又制约了区域开发，导致民生需求与历史守护的张力日益凸显。经济补偿不足、执法尺度模糊等问题进一步放大了保护与发展的冲突。如何在不牺牲文化遗产的前提下为居民开辟可持续的发展路径，已成为学界共同关注的焦点。

转变观念 共生共荣

  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理事长宋新潮认为，要理性看待村庄占压遗址的现状，不能单纯地为保护遗址而忽视当地村民对自己故乡的情感。在他看来，许多位于重要遗址上的村庄和遗址的价值密不可分。比如位于殷墟的小屯、花园庄、孝民屯等村庄，不仅是村民的家园，而且是中国考古学发展和考古学人情感的见证，兼具历史意义和学术价值。因此，绵延不息的村庄、世代生活在此的村民就是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这些有价值的村落、关注当地民生也应成为遗产保护传承的议题之一。

  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文物保护与活化利用分院院长张谨从操作性的角度强调，遗产保护和村庄发展绝非对立关系，而是可以双向赋能、共生共荣。比如以遗产资源为基础，发展文旅产业，激活多元业态，可为村庄创造经济价值；同时，遗产保护能推进村庄环境整治，改善人居品质，提升文化品位等。她呼吁转变“封闭式保护”的思路和方式，将村庄作为合伙人，通过利益共享、机制创新，让遗址融入现代生活，实现保护与发展协同共进。

  记者了解到，面对这一问题，已有部分地区如山西、陕西、云南等地开始探索“保护优先、民生为本”的转型路径：将遗址保护与文旅、生态、非遗等产业结合，让村民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既守护了历史遗产，又开辟了新收入来源，以缓解保护与民生的张力。同时，通过技能培训、创业扶持、生态补偿等，解决村民生计问题，降低保护成本。比如山西晋中的平遥、祁县等地政府，组织古建修缮、砖雕、漆器等非遗技艺和旅游服务培训，让村民能直接参与保护工作或文旅产业。这些尝试旨在打破“保遗址”与“谋发展”的零和博弈，为文化遗产与社区共生提供新范式。

因地制宜 中国智慧

  浙江良渚古城遗址保护区内“新港村”的振兴之道为上述问题提供了可借鉴的路径。

  新港村地处良渚古城遗址保护、农田、生态环境保护“三保”区块，面临严格的保护要求，因此发展受到限制。浙江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文物保护利用协会世界遗产与名城专委会秘书长华芳介绍，该村拆除“低小散”企业，发展“体育产业”，先后建设标准篮球场、11人制标准室外足球场、2000平方米波浪道场、网球场、攀岩场地等运动场所，形成体育综合体。在4年多时间内承办了700余场赛事，接待了50万人次。接着，新港村通过“体育强村”战略，引进乡村CEO整合资源，形成“运动+文旅”的产业链。在体育产业的带动下，2024年村集体经营性收入达216.37万元。

  2025年11月，“良渚文化大走廊”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贡献可持续发展目标”优秀案例，获评“繁荣与生计”类别奖项。据杭州良渚遗址管委会文物与遗产管理局局长孙海波介绍，这条走廊以良渚文化为龙头，串联起大运河、良渚古城遗址、径山禅茶文化等文化遗产，由政府、国企和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建设，工作涵盖了文化传承保护、文旅融合发展、产业迭代升级和城乡公共服务等多个领域。“良渚文化大走廊”的获奖标志着良渚在遗产保护与区域可持续发展融合方面的探索与实践，获得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认可，为亚太地区提供了可借鉴的“中国方案”。

  南方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讲席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殷墟考古队队长唐际根结合自己的工作经历指出，促进遗产价值的传播，有助于平衡遗产保护与村庄发展。“在深圳遗产保护实践中，我们通过研究6000多年前房屋残块、树皮布等遗物，尝试复原古人的形象，推出‘寻找最早深圳人’话题。这些实践均提升了遗址的影响力，也有助于提升周边村庄的人对遗址的了解和情感认同，激发他们保护遗址的热情。”唐际根说。

（本报记者 李韵）